马立诚先生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近身揣摩，细予梳理，概分八种，著书一册。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到新儒家、新左派，再到民粹、“毛派”，单是社会主义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种，真可谓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其为白描，影像清晰，既述且作，言之有据，慨而慷，方以智，恪尽了观察者的本分和本事。①
思潮不是学理，可能也算不上思想，至少不算体系化的思想。它们不过因应当下具体问题，基于某种现实焦虑，据于某种理论观点，有感而发、即鸣即放、随放随收。表达的是意见，道出的是心声。情绪和学思并涌，道理和诡辩齐至。也许，同时不妨隔山打牛，围魏救赵，批隙而导窾，以远水救近火。一种基于特定社会问题而生发的意见，一种接近于某种既有思想流派或者理论的观点，一经鸣放，响应风从，甚至平地起雷，隆隆滚过，是三十年里常有的事。特定时段，诈诈唬唬；某些领域，风风火火。来不知所以，去不明所向。其兴也勃焉，其偃也忽焉。此谓思潮也，思来想去，潮起潮落。学术是大川，思想为它的汹涌波涛，思潮不过是浪花，或者，水珠、水汽。因而，思潮无学理之深厚，亦非理论之头头是道、振振有辞，更非成熟思想之深重庄敬。当不得真，却又不可小觑。玩不起，等闲不得。轻易不要撩拨，可事实上多属自生自灭。而已。
此情此景，戏用元人姚燧的诗句，正所谓“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一
面对八种思潮，我有五点想法。
第一，当今中国，新左派蔚为声势，说明孕育其学思的沉思仍在，触发其论题的问题犹存。立诚先生观察，此阵中人以留学生为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许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其中一些人，的的确确，跟所谓“留学生”身份脱不了干系，在那一方水土喝过墨水，堆过字母。比方说，燕园的几位，渝中的干将，皆在其列。更有身在海外，而心系祖国的，不甘寂寞，踊跃发声，还是觉得母语讲得更顺口。当年“学衡派”，型制不同，性质有别，据说也以归国留学生为主，至少，由他们挑头，任他们涂鸦。考其源流，就现今的情形而言，不难看出，彼辈留学欧美之际，正值学府左思盛炽之时，人文学院犹然。似乎，西方情形，学府中左派恒持反抗性，也恒具感召力，特秉一时间里感染和招募莘莘学子的神怪魅力，怪而不怪，如同今日中国学府中的异见人士。经此熏陶，复加国族意识与文化立场点拨，此刻执左帜而行左道，或者，行右道，②遂丁一卯二，顺理成章，一尺水翻作一丈波。有人指责他们没心没肺，狼心狗肺，挂牛头卖马肺，我却不能认同，原因不述。在此只应略须提示的是，总体而言，归国留学生主体上皆倾向于所谓的自由主义，憧憬“立宪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希望于调和古今中西的逐步“改良”中，造新民，塑新制，同为昭然之事实也。否则，难免以偏概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年轻时偏左，中年后偏右，而后清晰又朦胧，朦胧复清晰，终于蔼蔼然，一介退休老者，这是许多西人的心路历程，一如多年海外寓公生涯，早已将“代总统”李宗仁变成了一介“爱国老华侨”，是同一回事；③当下神州，左不左，与曾经是不是留学生无关也。
不宁唯是。更为吊诡者，“新左”的基本理论姿态是站在中国立场说话，不少论述虑及当下民生，并以此发力，表白服务于中国社会，因而具有一种拒斥西方文化霸权的倾向，也可以说就是“反西方”。毛式政治左派另当别论，至少“理论左派”和“文化左派”如此励己并示人，其诚意和用心，我情愿相信货真价实。④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却分享着一个共同倾向，即都希望获得“西方”的承认。因此，言谈举止，说东道西，指南打北，心中主要的对话对象似乎不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非他们声称代言的匹夫匹妇，而是西方的左派。人家思想对话的对象是国际上的左派，特别是西方学院里的左派，希望获得他们的承认，还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头呢！不过，如今渝中有人，好像话头便略略朝向祖国西南了。话说回头，当今中国，哪个“主义”内心深处不想获得西方认同，并以此认同作为最高悬格。就连新儒家，好像亦须东西印证，才放心呢！不然，怎么老想着“参加国际会议”。只不过，“反西方”亦以西方的承认为终极评价，遂愈发显现出此份思想作业之悲喜交加的荒诞意味罢了，无趣亦复无奈。据说，当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健将们虽说于自我族性多所标榜，私下里却以得与“白种狐狸精”一夜缱绻为荣，引以为最大的满足，甚至于最为丰硕之“运动成果”，也是足堪夸耀之经历，道出的同样是此种世相和心理罢了。今日满街巷议，学坛耳语，左派长，右派短，对此曲里拐弯，不可不察。
其实，西方学院左派和刻下中国的左派还真的不是同一种。至少，在下述问题上二者就风马牛：西方左派以体制对立面出现，于反抗体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中彰显反抗本身，不仅恒具批判性，而且仰恃一己的道德勇气，反倒践履着自由主义所预设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实践主体性。特别是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传统内在矛盾的揭示，对于其“虚伪性”的犀利剖析，入木三分，非一般的“淹死霹雳春”即可打发的。相比而言，刻下中国左派主要以西方自由主义理路为批判对象，反“自由化”挺卖力气，“敢与西方展开政治思想斗争”，却决不会对于身处之地的既有体制说三道四。相反，多孜孜于证说其确当与合理。其中一些人，如同决然信奉市场的资本阵营中人，与权势眉来眼去的，或者，本身就是权势的分红者，由此决定了其言其行之貌合神离也哉。
二
话说回头，所述八种思潮，无论是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其阵其势，只是大致立场和理论分梳，并无纯而又纯者。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化组合，倒是渐成常态。越是晚近，各种思潮越趋分化，于似乎壁垒森严中又彼此交叉拉扯，卿卿我我，暧昧得很。置此情形，无论新左派、新儒家，还是激越的自由理念，同样都不是铁板一块。此非有意为之，却似乎源于思想本身之复杂性格，更是当下“中国问题”本身之错综纠结所致，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同时，此非唯一派一阵，即就一人一身，亦且如此。比如“宪政社会主义”，如同“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自由社会主义”，意在有机糅合民主宪政与立基于平等理念的社会主义，期求正当与善之两全。置此情形下，多元开放的思想进路，于分工突进中并求综合性解决的进路，遂同时出现。例如，所谓“中道自由主义”，所谓以宪政为远景而以当下有限集权为杠杆的“新权威主义”，所谓“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等等，纷纷出笼。它们的披挂上阵，说明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非一家一派所能包打天下，更表明中国心智之整体性趋向于成熟，明白事情难办着呢！因而，其以摆脱理论的轻飘和思想的傲慢好自为之，就不仅志在自励，亦且励人了。就此而言，其于中国思想生态，真是好消息呢！
于是，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虽然派分左中右，思趋古与今，各色学人独自标榜，但不少都希望持取中道立场，力争资源多元，竞取开放姿势，以应对“中国问题”之千回百转，万绪千头。在下力倡“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便是希望将民族理想和公民理想糅成一体，于坐实既有宪制细节之融融共和意境下，藉由现代法权进路，小步子一刻不停地往前迈，慢慢实现立宪民主的“软着陆”，缔造惬意邦国与理想的人世秩序。当然，此种理论进路与思想姿态，虽说立意相对中道，持论温和，希望同时吸纳各方资源，于开放中坚守，将理想形诸操作，但也可能为世人目为“杂烩”，四平八稳，哪里也不讨好，哪里也没有解释力，哪儿也不受待见。可既然“中国问题”千头万绪，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而所需动用的资源便当引自千溪万壑，庶几乎可望于左拦右挡中踉跄前行。毕竟，此时此刻，多元开放的知识心胸与调和中道的思想进路，较诸唯尊一家的独断，虽非万全，但至少可免“罢黜百家”的悲剧重演，于人于己，未必非福也。——此种“和稀泥”，本身就是对于那种一术唯尊格局的疏离和反讽，一如搓澡搓脚的市民沉湎世态，早已根本将笼罩一切的政治管制随同脚盆里的脏水一同泼向了阴沟。
正是在此，当下汉语论域出现了一个问题，立诚先生可能早已注意到了，各位谅必亦且多所感受。这个问题不是别的，就是随着“中国问题”演变至今天这一步，各种矛盾进一步暴露，自由主义也好，新左派也罢，均感受压而焦虑，因对前景不明而惶惑，话语表达上遂形诸暴力，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一方面，如上所述，大家似乎均愿持取中道；另一方面，却频现话语暴力，乃至已成常态，说明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仅靠“靠拢”和“谅解”的心愿还不够。思来想去，此与当下中国体制固化、适成“闷局”有关，后面再说。这里只想说的是，“气急败坏”、张口就骂、秽言垢语，成为当下中国思潮（想）界话语表达上的一大性征。过去的老左派多不讲理，徒有叫嚣，抡胳膊挥拳踢腿的，甚至放枪放炮，可如今的自由派或者自由派人士亦且剩下嚷嚷，就不免令人遗憾了。形诸网络的民粹狂欢，不过是各种思潮风云激荡之下，流于社会层面，最为极端一例而已，其思想动源之一，如下文将要理述的，却正是自由主义浅薄泛化的结果。实际上，五四以降，除开少数例外，中国知识分子于总体激进的同时纷趋民粹主义，甚至对于自家进行自讼式的反省和批判。如此一脉连绵，迄至后来的“思想改造”，“斗私批修”，通行“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满目涂炭，已然不可收拾，真是不堪回首。因而，对于中国问题保持关怀、冷静而理性的学人，前后比对，对于上述现象，倒真的应当高度警怵才是。在下有时不免感喟，理念层面的自由主义和心理层面的专制人格同存一体，构成了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的完整肖像，真让人想起清末民初的清议：要是他们上台，说不定还不如“那个”什么呢，夫复何言！
三
接续上述“中道”之思往下理述，我有一个观感供作者立诚先生参考。在我观察，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末端接续的恰恰是民粹主义，虽然民粹主义的动源不止此端，例如，左派特别是老左派们的煽惑蔚为一大致因。就前者而言，其间的脉络是，自由主义理念流行到民间社会，尤其是到了“青年知识分子”一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那里，点燃的不仅仅是公民憧憬，同时，对于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普遍的堕落气氛之感同身受，凡此因素辐辏一体，聚合发酵，恰恰点燃了他们的社会怒火，如果不是政治怒火的话。经由理论宣讲、媒体报道和课堂传播，以及典型个案的全民网议，自由主义理念如长虹卧波，彩霞尽头，连续的恰恰是民粹主义流脉，一种社会愤怒的霓彩散光。或者说，它们的高蹈理想所描摹的惬意美景，对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们，因着现实的不如人意，点燃的恰恰是民粹主义的怒火。此间流变，虽非自由主义之本愿，却属思潮所向之结果，不待人谋矣。其实，凡此悖入悖出，屡见不鲜，怪而不怪。证诸法国革命和清末新政、五四启蒙，一切了然。⑤
当然，导致此一思想和社会景观的不仅有自由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如上所述，新左们的鼓噪亦为酵母。有关“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为人的原型的激越理念，关于社会公义、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宏思傥论，在现实挫折和社会焦虑的触发下，某种程度上甚至与社会主义式的新左言论，特别是主张笼统社会平等的左派思潮，竟然产生了某种契合，发生了共鸣，就真是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了。迄至其末流，乃至于接应上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暴民化倾向，可谓匪夷所思。——大家日子过好了，却都期待着船翻，对于社会骚乱幸灾乐祸，都不懂是怎么想的。而这就是现实，眼面前活生生的现实，一种无法回避、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你说如何不让人揪心。这是当下中国诸般吊诡中最为诡异的现象，也是深值真真假假的自由主义者们警惕的苗头。毕竟，学思蜕转为思潮，再一转而为社会情绪，则政治之思变成了社会愤懑，纸面怒火直接引燃街头硝烟，就危乎殆哉矣！当年清末新政新学遽兴，受教于新学的学生孕育于新政的时代大潮，但从一开始就期待和向往一种比新政更加剧烈的变动，不仅在于新学遽入中国之际，“名词常常要比它所内涵的思想走得更快更远”，还在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圣贤意志黯黯然澌灭而豪杰意态勃勃然发煌，更在于眼面前的现实与“新学”所描摹和允诺的美景形成巨大落差，则“吸引力和朦胧性之间”恰好提供了一种肆意汪洋的空间，遂致一脉横决，天下滔滔。⑥今日中国情形类似，乃至于出现了“花钱买平安”的现象，正应了那句“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街巷谐语，其实怪而不怪矣！
由此似乎说明一个问题，即自由主义若想在中国获得力量，落地生根，至少下述三点因素不能回避。否则，只能是一种连自身自由亦且毫无保障之纯然学思。
一是自由主义不能只满足于理念演绎，特别是不能自我陶醉于搬弄西式自由主义常识，而回避重大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平等的问题、贫富差别的问题、权贵资本通吃的问题、失业失学失医的问题，等等。即就重大社会问题的迎面接应而言，亦当避免纯然教条式的理念宣谕，而需多多着眼于日常之用。否则，往好里说，最大的收益是“启蒙”，往坏里说，徒然点燃社会怒火，却无引发社会进行政治思考之效，失去了将受众自“老百姓”或者“消费者”导向“公民”的政治效果。注意：“社会怒火”与“政治思考”不仅方向有别，而且层次迥异，真正是不同性质呢！不是别的，正是对于公民的塑育，才是自由主义的用武之地，一如民族主义应当提供国民以必要的心智和心性，以自己的理论和理想实现国民的自我武装。
二是自由主义多以普世价值面世，这是它的卓绝之处。其之感动亿万人心、激发无限憧憬、唤起民众千百万，原因在此。借用一句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不妨说，当今之世，身处“闷局”，“若无自由主义，人世将会怎样”。但是，与此同时，倘无家国情怀支撑，失却邦国背景，了无历史文化内涵，则自由主义能否在中国这一具体社会中发挥其理论解释力和“思想战斗力”，便顿成疑问。正是在此，民族主义恰恰获得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因此，无论是在欧西背景下的历史发生论意义上，还是从一般思想理论脉络入手，均不妨说，成熟的自由主义总是隐含着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恰恰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内在的隐含命题。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思若想获得建制化的结果，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其间，如何将家国天下情怀拥抱入怀，实现二者的有机建制化结果，隶属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自由主义不能丧失道德制高点，不能无视道义理想和道义力量，特别是需要与权贵资本有所切割，避免使自己不自觉间予人以资本说客和权贵弄臣的大众印象。否则，新左派有关社会不公不义的指责，民粹主义关于贫富差别的怨愤，均足以逼出“自由主义太过虚伪”这一结论，将自由主义的思想力量即刻抵消殆尽。刻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特别是持取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界人士予人以资本弄臣的大众印象，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四
就学术作业而言，整体来看，当今中国新左们还是略占上风。尽管大家听了不舒服，我还是要说，自由主义学人群体的学问，总体上没做过“理论新左”和“文化新左”这帮人。毕竟，以一般性常识应对新左们的理论性挑战，太不般配，无异于暴虎冯河，让对方咧嘴又撇嘴呢！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愿景和人生态度，因其开放性格、对于现实的批判态度和高扬的理想主义，得以在舆论同情和争取青年认同上，恒占上风。据说人大教授刘小枫曾经夸口，“舆论属于你们，课堂属于我们”。就在下教书匠的校园观察来看，倘若限定于特定时空，这倒未必全是牛皮，还真的有几分道理。这不，新左们一会儿新古典一会儿后现代，这边厢中国现实那边厢卡尔·施密特，直把香江当香山，还将西湖比东湖，玩得玄乎，闹得蹊跷，蹦跶得热闹，直让自由主义者们眼花缭乱，穷于接招，羡慕忌妒恨。更是招募得如饥似渴、“不明真相”的青年学子如痴如醉，癫癫狂狂。就此而言，自由主义思潮若想在学问上也能占上风，使其表现为一种思潮的同时，还具有思想力量、学理深度和理论解释力，怕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面临的一大真正挑战，非发愤图强不可。发愤图强，说的是更为坚忍的毅力，灯下枯坐的恒久用功，特别是一腔愿力，而不能光以志在“复述”既有自由真义，因而“无所创新”来搪塞。喜欢在媒体上混，陶醉于讲大话讨观众欢心，更是无法恪尽其功的。虽然这些工夫也要做，但事到如今，学理功夫不可偏废，方见工效，并收功效，同样昭然若揭。“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有志有节的自由主义学人，真该三思！
不过，最近几年，新左们的创作势头锐减，其思渐竭，其学渐拙，日难自圆其说，更乏力开拓理论新境，已现衰弱而颓唐之相。所谓“课堂属于我们”时段，似乎已成明日黄花。与之相对，自由主义一脉的学理品格和论说水准渐长，曾几何时，新左们独占鳌头的景象似乎风景不再，至少，即将风景不再了，表明此派中人用功者渐多，着实可喜。自由主义群体学理见长，不是因为老将发功，毕竟，六十来岁那一拨，凭常识谈大道理，真天真假天真搅和一团，底气不足，已然过气。他们依恃的实为逐渐长成的新进学人，三四十岁，势头渐键，后来居上，海峡两岸四地联为一体，声气相求。本来，已然过世的更上一代的自由主义学人若在，哪有理论新左们说话的份。可惜，迭遭摧残，青黄不接，恰逢春荒上，这才有新左们翩翩起舞的空当，一下子美得不行。正常的社会景象和学术情形是，各派此消彼长，各据理由，各有招数，各拥看客，各自打发一方水土，而又交相辉映，共同致力于邦国福祉，齐齐关注人性提澌。此亦非它，不过就是成熟的国族心智和心性，说明的是那个叫作政治社会的思想成熟和政治成熟状态罢了。站着说话不腰疼，正不妨说，今天各种思潮角力，好像誓不两立，往好处说，其实正在营造的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场域中的这一可能性呢！⑦
五
据在下观察，立诚先生对于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思潮评价过低。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浮则汹涌，沉则不彰，收放之间，非人力所能掌控，牵扯到一百七十年的近代史，夹杂着屈辱记忆和光荣梦想，不是简单的事，无法径以褒贬打发，更非一味拒斥和贬抑的对象。的确，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特征，可正因其非理性，所以出诸自然，一种真实无欺而深沉蕴藉的大众情感。它不仅关涉国民的认同，并且有关公民的自我定位，实为现时代条件下国民和公民进行自我解释的意义体系，一种无法回避的自我定位坐标。值此多元化、全球化时代，一己身家性命的安放，自我的文化定位和政治选择，纠缠万端，民族主义或者邦国主义（借用张佛泉先生的说法）是其中重要一维，岂能弃如敝屣。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任何一种优良的家国主张与理念，必定充盈着此种邦国情怀，同时，对于普世情怀和世界理想秉持开放的心胸。以“想象的共同体”作结，完全无视国族成长的自然历史进程，不仅凭空抹杀了包括自身言说在内的一切“现代”叙述的历史前提，以一叶障目的方式处理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切现代人类无法逃避的巨型法政架构，而且，抽空了孕育自由主义的历史文化前提。其实，只要想一想“不受外族统治”是一切政治社会的共同目标，如同对于安宁、繁荣、惬意、舒适和名誉、荣光的追求构成其内在美德（马基雅维理意义上的），那么，就不难理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集体自私”，恰恰就是所谓的现代国民心智。藉由对于自由政体的追求，对于公义的自觉，凡此内在质素融混一体，复上层楼，终于营造出那种已获启蒙的国民心智：公民理性。
就此而言，当下中国那种全盘否定民族主义的所谓自由主义，那种视民族主义为大敌的教条式自由主义，可谓浅薄至极，无根无底。它最大的盲点在于看不到只要中国得为一国，承认“现代中国”如同此刻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国家一样依然是一个民族国家，则民族主义就是天经地义，亦且为现实人生所不可或缺。因为，不是别的，正是民族主义提供了现代国家的构成原理，也是现代中国的组织原理。抽却此一原理，则邦国顿失维系，国不成国。其他种种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儒家等等，都是在此时空和历史文化范围内，殚精竭虑于如何致臻其善而已。一朝邦国流散，它们同样失却时空寄托，还谈什么这个那个的。视不见此，何容置喙。其实，这本是现代国家学说常识，也是成熟的自由主义不言而喻的通识。二十年前复述“历史终结”的福山教授，于2004年的《国家建构》中喟言，自由民主制度端赖于“三要素”，“国家”为其不可或缺之一；2011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更于梳理历史入手，指陈“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一要素即为国家，而且必得是“强国家”，另外两项依次为法治和问责政府。⑧无此“强国家”，如何施行民主自由政治？其实，此种“强国家”恰恰是伴随着民主自由政治同步成长起来的呢！说来有意思，当年蒋梦麟及冠放洋，舟泊旧金山，第一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⑨换言之，虽然纸面上早已熟知自由民主共和制度，可事实上这位少年并未真知其意，更未及于生业历练中咀嚼其义，因而才有此既惊且诧矣。若说问题，也是民主共和政体的难题，更是此种政体之精髓而优胜于既往一切政体之处，就在于如何既保持支撑民主自由政治足以运转的“强国家”，又能将公权控驭于笼头之内，让人民获享普遍平等、自由、民主、公义，而实现二者的有机平衡。“失败国家”和“极权国家”之不如人意，就在于无此有机平衡而已。
所以，文化民族主义也好，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像马克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所讲的对于国族经济利益的自觉也罢，均不能简单否定，而恰恰要予其同情理解。毕竟，在这个以国家作为政治和法理单元的地球上，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自我文化定位与政治、法理定位这一眼面前的问题。另外，正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发的、非理性的情感和认同，因而，可能也就是正常的、最为深厚的普世情怀。它不但深蕴于现代人的心智和心性，并且塑造了现代人的心智和心性，而且，常常得以压倒其他普世性诉求，而恰成一种最为强烈而深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感。这不是一个善恶论题，而是现实难题。君不见，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南越爆发海战，虽说正处共产革命蜜月，可北越和台湾当局却都默默地站在了各自国族一边，暗中护卫着自己政治上的敌人，一如今日中越两国虽说表面上似乎依然共享同一意识形态，这主义那主义的，甚至竟然信誓旦旦“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⑩却早已为邦国至上的国家理性所取替，各以对方为潜在敌人，明里暗里交手不息。后主义时代，国族和国族利益彰显，是最为实在的变化。利益当前，国族身影在后，胡可骑墙？其实，当年中苏翻脸，面上是共产国际大家庭各有主张，只好分道扬镳，里子则牵扯到尊严政治、大国博弈和国族利益。换言之，同样是民族主义战胜了政治意识形态。失见于此，便无法解释同为共产政权，却为何居然刀兵相向。
对于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私见以为，它实为一种民间爱国主义，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就是一种公民爱国主义。不是多了，太过强烈了，或者，产生危害了；相反，怕是太过稀薄了，太过软弱了，面对波诡云谲、剑拔弩张的国家间政治，尚未能够彰显应有的思想力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就国家政治而言，其工与功，亦且均未洋溢。换言之，此种尚欠历练之民族主义未能提供足够强健、灵动而老辣之国族心智，也不足以实现对于政体和国体之“双重规训”。至于某种“主义”的煽惑，似乎师出民族主义，为时势而造时势，却断然不能算在民族主义头上，原本是不言自明的。以此归罪民族主义，可谓“事与愿违，遘兹淹留”。举例而言，一种言论主张，政治的本质是“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并无对错之分，进而申论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或者‘江山’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11此种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和绝对权力观，毫无信念伦理，抽空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紧张，趋附的其实是那个叫做“绝对主义”的政制及其理念，恰恰刺谬于民族主义自国族利益立场之规制政治权力的基本主张。12此处与其用“政治权威”这一措辞，还不如直接换用“政治威权”更为恰切，更能表达心思。自另一面言，今天中国的多数媒体，似乎均自负面陈说民族主义，让人想象这是否为外资所开办，旨在瓦解中国人的邦国意识，同样令人匪夷所思。朋友，晚近一百多年，“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建构，在建设“民族国家”之际建设“民主国家”，缺了这个叫做民族主义的资源是没法一路走来的。要说问题，则如何引导国人形成“成熟的民族主义”，一种收放自如、内外兼修的国家理性，一种民族的政治成熟状态，才是应对方向和用力之处也。君不见，无论欧西还是北美，那叫做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认同，历久弥新，藏蕴于国族心智的深处，与自由主义一道，早已成为邦国的魂灵，一种现代人性，须臾不可离散呢！只有承蒙现代启示不久的一些亚非国族，不遑体会此间的张驰收缩，才会张张扬扬的，授人以柄。因此，在国家建构和应对国家间政治的意义上，今日中国的问题不是责难或者一味抨击民族主义，毋宁，凝思潜修，养育出中华民族“成熟的民族主义”来，一如我们需要养育出中华民族成熟的自由主义来。借用列奥·施特劳斯“已获启蒙的爱国公民”这一表述，不妨说，这是一种洋溢着自由精神的国民精神，同时又是一种充盈着文化自觉的公民自觉，恰恰属于一种公民爱国主义者也。
六
总括以上五点，在下想说的是，思潮纷杂，同台博弈，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引发问题的难题表诸思想的脉动，躁躁然也，操操然也。同时，它说明造成一个新型邦国的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尚未登场，有待于各路思潮在风云激荡中逐渐整合成型，而塑育出中国的国家哲学。凡此阙如，说明较诸“建设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等等“中国问题”之荦荦大端，“重缔意义秩序”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进程。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之提炼和抉发的过程，同时并为国民人格和公共理性的成长进程，更是历经百年，“现代中国”最终呱呱坠地进程中之思想历练。尽管歧路纷披，它们都围绕着“中国问题”打转，为“中国问题”开方抓药，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更是基于同一历史前提，说明“中国问题”和“现代中国”依然人在途中，有待于接续奋斗中水落石出。
凡此同时说明，它们具有对话和交流的基础，许多看似剑拔弩张之处，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其实多系人为，更兼表演性质，在“中国问题”这一“一级问题”面前，不影响“团结奋斗”，甚至于“肝胆相照”。就此而言，容忍并倡导各派学思于对话中争锋，将心思凝聚于政治建设和人性提澌，共建正派社会和良善生活，堪为福音，始称正道。
进而，各种流派的言说方式和表达形式还透露出另外一个消息，即当下中国虽然充满活力，同时其实又为一大“闷局”。嘉庆九年（1804年），皇帝与直隶总督论及官风，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应诏陈言，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萎靡者多”，前后君臣所见略似。13以古观今，则“闷局”闷在踟蹰不前，上下皆“疲玩”而“萎靡”，于事关最终解决“中国问题”之政体变革大端处，独缺政治决断，匮乏刚健博大而深谋远虑之政治意志，只剩下市侩般的短视与政客式的势利，以致全体国民腐化，遂日甚一日。于是乎，一些人攫获捆载，长袖善舞，保全安退；一些人踌躇阢陧，战战兢兢，困顿以终。各种操切言论，有以然哉，个中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对于“闷局”不满，而多所外泄矣！就此而言，诗歌是时代的触须，思潮堪当历史之风向标也，则立诚先生之立言，胡可谓无的放矢耶？！
记得余光中教授追述一生行旅，告谓大陆是母，台湾为妻，香港堪当情人，欧洲不过是外遇。借此譬喻，对于在下这般学院居士而言，教书为业，教书为生，不妨说，学术是母，思想为妻，思潮嘛，界乎情人和外遇之间。投契的，男欢女爱，两情缱绻，终生萦念。否则，一夕竞欢，如萍如露，各奔东西，任它潮起又潮落，听随潮来复潮往也！
*本文为笔者于2011年10月23日在博源基金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讨论会上的发言，同年11月18日据记录稿修订。
【注释】
①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如同许纪霖教授的观察，激进左翼的集体右转，构成了最近几年间汉语学界的一大理论现象。参见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参见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载《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有关“政治左派”、“理论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分梳，参见许章润：《左派的谱系》，载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⑤正如杨国强先生的检索所示，清末十年里，“旨在变旧法的新政派生出许多盘剥，而为盘剥所苦的民众一旦自发而起，又往往固恋旧习旧法，成为传统制度最有力的守护者。”今日情形显示曾经并且依然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民群众，对于体制固化、新旧两头不靠谱之现状的极度不满，从而导致了普遍的怀旧与“固恋”的势头。参见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8页。
⑥此处引用了杨国强先生的研究，参见注⑤。
⑦201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当代思潮的小型会议上，笔者上述“自由主义学人群体的学问总体上没做过左派”的话头一开，旋遭衮衮驳议，有理无理，有据无据，都是善意，也都平和相向，印证了“走向成熟”这一基本估计。但是，另一方面，驳议滔滔，急不可待，或许可以理解为在下的话头点到了“痛处”，亦未可知也！否则，何须群情激奋乃尔，乃至于急相驳辩呢！
⑧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Y：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⑨参见蒋梦麟：《西潮》，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134页。在此书中，作者人到中年，回首民国初年施行宪政的种种情事后，不禁益且喟然：“国家统一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
⑩参见《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1_10/12/9770289_0.shtml。
11许纪霖教授在指出中国的国家主义者缺乏韦伯思想中深刻的紧张性和悲剧性之际，陈言他们只是肤浅的国家理性的膜拜者，是一批宗教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虚无主义者。但是，与此同时，似乎却将一切公民爱国主义统归入“趋于神魅化”的国家理性范畴，而无视国家理性的内在张力和对于国家及其权力本身的规训意义。换言之，在他所分梳的“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和“近十年间崛起的施密特主义阵营”之外，尚存在着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立场。此一立场的用意正在于纠正利用德式浪漫国家观对于现实政制的逢迎趋附，而将国家于去神魅化之际导入公民共同体的正轨。正文中的引文和许氏驳论，参见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第238、242、268页。
12许章润：《民族国家：双重规训与政治成熟》，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13同注⑤，第11页。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