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同步化”：1934年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教皇加冕庆典上，
主教Nikolaus Bares与教皇大使Orsenigo以及主教Augustin Pacha在一起（照片：SCHERL）。
（一）“情感同步”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纳粹分子心存敬意：“他们时刻准备着牺牲”，天主教青年会秘书长JakobClemens在1933年3月这样写道。青年会的四十多万名成员一直反对希特勒。现在Clemens却在反抗纳粹分子的斗争中称颂他们的英雄主义为榜样典范：“这种英雄主义的意愿，为基督流血牺牲的意愿，必须在我们牧师中间，必须在年轻人的心中再次复苏。”
但是，伟大的英勇斗争却不知所踪。“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否认，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天主教民众对于新政权表现出极大热情”，在柏林的教廷大使Cesare Orsenigo于1933年3月22日向罗马报告。一天之后，中央党给《授权法案》投了赞成票，而德国主教们则在3月28日收回了早先针对纳粹主义的禁令和警告。德国天主教屈服了。
历史学家为此提出了大量理由：希特勒向中央党作出的让步、对纳粹冲锋队（SA）的恐惧、共产主义的幽灵以及能够和纳粹分子一起塑造“政治运动”的期望。然而，性道德或者家庭与性别典型等主题却几乎没有没提及，尽管它们与身份、情感密切联系，并经常在政治斗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
1933年的战线不仅存在于天主教和纳粹主义之间，在人们的主观臆想中，它还存在于现代青年和古板老人之间，存在于颓废的知识分子和狭隘的下里巴人之间，存在于养尊处优的市民和守旧落后的农民之间。这一情况首先通过关于道德和“阳刚气概”的讨论而表现出来。
德国主教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看到了对于道德的多种威胁，并充满活力的与“对裸体主义的不当宣传”、紧身衣时尚以及自由艺术展开斗争。在主教们的眼中，不仅有共同体堕落的危险，而且会丧失对灵魂的救赎。这种严苛的道德观绝不应当造成信徒与神职人员的疏远，也不应当成为纳粹宣传的工具。
与“裸体主义”的斗争
然而，在纳粹主义通常不确定的多样性之中，也同时包括了赞成保守的天主教义。在纳粹党3月23日的政府声明中，希特勒也谈到了伦理与道德：政府将着手“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一次彻底的道德拯救”；剧院、电影、文献、媒体和电台应该被“视作该目标的工具并相应的被评估。”《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终于向污秽尘埃响亮宣战》和《与“裸体主义”的斗争》的文章。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威胁——对于另一些人则是一个许诺，尤其是对主要的天主教徒而言。当明斯特的神学家Michael Schmaus在1933年希望纳粹党强化新闻审查制度的时候，许多人表示赞同。在对宽容的精英文化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大城市的左翼知识分子正在农村的天主教组织中散播开来。如果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违背了天主教的道德准则，那么他也不要指望能从教会得到什么帮助。
在1933年3月28日的声明中，德国主教仍旧明确坚持其对纳粹主义的“某些宗教伦理错误的斥责”。不久之后，围绕着Alfred Rosenberg“新异教论”[7]的宗教和道德准则以及强制绝育问题，天主教和纳粹爆发冲突。然而，希特勒保持了克制。这使得不在少数的天主教徒误以为可以把希特勒看成盟友，从而赢得与“新异教论”斗争的胜利。后来，这些希望传统道德复兴的保守人士变得极度失望——纳粹的统治已经建立。
（二）与“德意志阳刚气概”不符
阳刚气概的崇拜之于纳粹主义的意义无可争议。纳粹分子所宣扬的阳刚之气是感觉与行动的集合体：坦率、友谊以及荣誉，同时也包括身体训练、在共同体中各得其所、无条件的忠诚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严格。提升境界和给予慰藉的英雄神话在战争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都涉及到希特勒计划的核心。
基督教形象未受影响
在19世纪，否认政治对手拥有阳刚气概已经是政治斗争中的惯用策略。天主教会认为其对手是女性化的，与“德意志阳刚气概”不符。然而，纳粹分子在1933年对天主教保持了克制，没有想对犹太人那样利用性别上的刻板印象进行攻击。直到1934年的夏天，纳粹分子才利用对同性恋的指责集中攻击冲锋队的领袖，并在1936到1937年攻击天主教牧师和教众。与此相反，天主教的政论家显然早已指责恩斯特？罗姆的同性恋问题。
尽管如此，在阳刚气概的问题上，纳粹分子充满攻击性。Baldurvon Schirach在3月25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吹嘘“希特勒青年团创造了一种新的青年类型，这些12岁的年轻人能够像前线上久经考验的战士那样为理想献出生命，这是一种英雄类型。”这种对严酷的崇拜诋毁那种强烈的同情心；诸如虔诚的谦卑、忍耐、施舍等基督教价值因此被视为是“无病呻吟和多愁善感”的。
天主教徒对此反应各异。尽管有嘲讽，但对这些价值的勇敢践行正可以被称作“对男性信仰的男性勇气”。另外，许多天主教徒使用一种语义上的模仿，他们给过去的殉道者贴上了新的“英雄主义”标签。由此，家父和温良的圣徒与贝多芬、瓦格纳一样，都可以被称作英雄。
更加难以衡量的是，天主教圣徒何时能够以严酷的形象出现，他们通常是孩子的典范。本尼迪克特派修道士Hugo Lang1934年在明斯特教区最大的教会通讯上撰文，他轻蔑的回顾了那样的时代：人们想做一个有同情心的、良善的、和蔼可亲的、崇尚自然的动情之人，即便如此，基督教形象本身其实未受触动。
（三）新崇拜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
对孔武有力、军国主义的阳刚气概的崇拜在年轻一代中引起强烈反响。天主教的“年轻人”大部分明确反对美化暴力和战争，但又同时扮演成“基督军队的前线士兵”。诸如“领袖”、“人民共同体”等概念也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他们不知疲倦的回击那些称自己没有阳刚之气或者——与之密切联系的——不可信赖的指责。他们强调，对来世的信仰恰恰让死亡不那么可怕，他们自己也能够为人民和祖国献身，他们也因而支持教会的社会化力量。
在关于权力和抵抗的问题上，对阳刚气概的崇拜是有矛盾的。一方面，它有助于拉拢天主教集团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它暴露了军国英雄主义许多有问题的指导路线。最能展示许多天主教徒矛盾心理的是一封信函，它是青年运动中的“新德意志联盟”的一名前任成员在1939年写的，就在波兰沦陷的十天之后：“没有德国人和诚实思考的人”能够认同希特勒的政策，他这样写道。但他又发出号召，每个人都应该为“人民和帝国”的需要而献身。“在现在的艰难时刻成长为男人，变成战士，像钢铁般坚韧，如孩童般良善，像我们祖先的时代那样侠肝义胆。”
在“第三帝国”中，天主教会维护了另一种价值观和自身的独立性。但是，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并未真正的反对过灭绝战争和种族清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粹的暴力胁迫造成的，但是许多天主教徒也历经“情感同步”。通过更加热心的宣扬为人民和祖国献身之意愿，他们弥补了对在某些领域的异议以及所谓的不足。对传统道德复兴的期待以及对被拒绝视为德意志男性的担忧，在这里起到了决定作用。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