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教授在《联合早报》发表《被中国一再误读的新加坡》，感叹普通中国人误把新加坡人当中国人，知识界对新加坡的了解也是隔靴搔痒：如2010年蔡定剑的《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2011年杨恒均的《新加坡模式为什么难以为继？》、同年信力建的《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而最近吴敬琏又有《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
恕我直言，这些学者大多以过去的经验或传信为依据，而没有对新加坡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姑且不谈，但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和一党制，则是巨大的误解。
凑巧的是，吴敬琏那篇《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的文章在微博中被广为转发，我也曾凑热闹，并加了句评语质问：“中国什么时候走过新加坡模式？”在我看来，新加坡模式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况且讲“不能走新加坡模式”的人，往往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作为在美国教书的大陆人，我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对新加坡缺乏了解。新加坡是否是威权主义和一党制，我自然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对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新加坡充满误解，也许能够提供一点自己的观察。
这学期我教一门“当代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传》正好是教材。其中讲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时和李光耀的交往。当时邓小平已经决定打越南，东南亚之旅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向这些国家说明越南的威胁，希望大家站在中国一边。但是，中国当时还奉行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路线，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一直积极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甚至高音喇叭还在边界那里不停地进行红色宣传。
此事最后还是李光耀向邓小平摊牌：你们不能一方面支持颠覆东南亚国家的活动，一方面又要求这些国家和你们做朋友。邓小平当即问：“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此事给李光耀印象深刻，难以置信一个大国的领袖能如此虚心果决、向自己这么一个小地方的政治领袖讨教。此行促使邓小平改变了既往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重申中国政府对当地华侨的态度：鼓励他们成为所在国公民，拒绝双重国籍，欢迎他们作为外商回乡参与建设。结果，刺激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笔外资，就是来自于海外华人（包括港台）。
不过，此行让邓小平最开眼的，还是新加坡。早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路过新加坡，对于新加坡的落后印象深刻。而1978年摆在他眼前的新加坡，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邓小平因此对李光耀由衷敬佩，日后李光耀也成为中国的上宾。这种敬意是双向的。李光耀自称最佩服三位政治家：丘吉尔、戴高乐、邓小平。其中以邓小平为最。
从新加坡模式热到新加坡能提供什么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邓小平一手自上而下推动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潜移默化还是受邓小平的左右。就这样，中国一时间有了新加坡模式热。再具体而言，这种新加坡模式热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所谓“新权威主义”，一个是“新儒家”。所谓“新权威主义”，旨在探讨通过集权的方式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许多大陆知识分子认为新加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新儒家热”则主要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大陆一手推动的。
最初阶段的传播主要还是通过我对杜维明的系列长篇访谈。杜维明反复谈及自己在新加坡的工作。他的理论也非常简洁：韦伯说新教伦理刺激出资本主义精神，其实看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儒家伦理同样具有新教伦理式的功效。由此，大陆知识分子有了一种想当然的印象：新加坡是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国家。
不管是在“新权威主义”思潮中也好，还是在“新儒家”中也好，中国人谈起新加坡，并非对新加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全不愿费力对新加坡进行具体的了解。在中国几乎见不到对新加坡的任何研究。大家想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那些问题：能否通过集权推动改革？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有无现代化的因素？
如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缺乏政治改革条件下的经济改革，问题越来越多。新权威主义模式受到质疑。于是出现了纪赟教授列举的那一系列文章，似乎大家都在反新加坡模式。其实，这里的底牌全然不是新加坡。比如，当有人大呼“新加坡模式为什么难以为继”时，恐怕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模式有些过不下去了。至于新加坡在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节节上升、最近连续四年位居世界前三，反倒似乎是个不相关的事实。
说这些，并非想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辩护，而是希望凸显他们的狭隘。中国人有着普遍的大国心态，在经济贫弱时还知道收敛，如今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世界老二则信心爆棚，骨子里只把美国放在眼里，连日本都是“小日本”，哪里还有闲工夫关心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城市”？
我曾提出中国的住房问题应该参考一下新加坡的组屋，立即被网上的口水淹没：新加坡那么个小地方，怎么可能为中国提供模式？其实看看世界史就知道，推动现代化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大多是在佛罗伦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这类“小地方”创生的。最后的崛起大国，无不从中受益。难道大英帝国的崛起，不是得益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对伦敦乃至英国的财政改造吗？连在“光荣革命”中攫得英王王冠奥伦治亲王，都算是位荷兰人。
新加坡在1959年时人均GDP只有400美元，如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则达6万美元，比美国都高，而且社会稳定。中国是GDP的世界老二，新加坡是国家竞争力的世界老二。中国怎么可以不把新加坡放在眼里？
在我这个不了解新加坡的人眼里，新加坡给我的一个最大惶惑，恐怕集中在李光耀身上。许多中国人想当然地把李光耀视为中国人。殊不知，懂几国语言的李光耀，在1955年参加立法议会选举时还被对手攻击不会中文读写、没有能力代表华人选民。1978年与邓小平会面时，一来因为中文不够流利，二来要表明自己并非中国人，他只讲英语，通过翻译与邓小平沟通。
我在美国见过许多四五十岁的马来西亚华人，大家都讲很地道的中文，很守老派中国人的规矩，让我对南洋华人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精心暗暗吃惊。相比之下，相当于他们父辈的李光耀，至少早年的中文还是相当生疏的，想必他是个相当西化的人吧？如果看他的传记，他的成长期几乎完全被英语教育所塑造的，学养恐怕更多地来自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新加坡的许多成就，恐怕也是来自英国法治的传统。这些恰恰是中国人非常陌生的东西。连对新加坡倾心的邓小平，恐怕也没有碰到皮毛。
大国心态的危险，在于永远是以己度人，以自己的思想框架解读新东西。这样，新东西马上就变成了旧东西。所以，新加坡模式虽然在中国曾经热闹一时，却没有带动对新加坡的研究，也没有激发人们对这个以法治著称的城市国家的司法传统的兴趣。大家感兴趣的，还是“新权威主义”、“新儒家”，其实是在那里自言自语。这也难怪，当今中国知识界比起80年代来虽然享有巨大的资讯优势，但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并不仅仅限于新加坡。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