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拖进城市化。这样的提法是很慎重的，但城镇化在未来10年在中国发展中的位置及其意义，很可能会超出这种平庸的提法。
 
　　可以期待的是，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将会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来推动。在其背后的是这样的一些观点：在其他的经济引擎已经逐渐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城镇化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引擎，推动中国继续高速度发展，从而度过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以前城镇化中的问题，以及未来城镇化可能会出现的偏向，李克强提出，推动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对此，有人担心会带来种种问题。但我认为，应当改改思维方式。对于这样的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是第一位的价值，其他功利性的考虑应当是第二位的。我们这个社会过去过多地从功利性考虑问题了。换言之，这次城镇化，应当明确地提出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而不能光从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来考虑问题。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未来的城镇化最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促进资源的扩散和整个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改变现在资源过于集中一些特大城市的格局。二是逐步弱化乃至最后取消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的身份壁垒。三是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当然这要以一定的乡村规划为前提。没有公平正义的目标，城镇化很容易演变为土地城镇化和对农民新一轮的掠夺。而且，这样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也无意会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先说资源的扩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发展是绝对均衡的，而且大城市也确实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我们的资源是过于集中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美国的一个著名大学可以是在小镇上，但我们最优质的资源都是集中在极少数的大城市中。因此，应当将城镇化与资源均衡配置结合起来考虑。这里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市场要求集中，政府要推进扩散。胳膊和脚不能走一顺了。别的就不说了，教育资源的扩散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都是跟着教育走的。同时，一些国企总部可以考虑从北京等这样的特大城市搬到条件适宜的中等城市中。
 
　　再说身份壁垒。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已经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这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四五个亿的家属，加在一起共六七亿人。要看到，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滞后，并非是应当进入城市的人还没有进入城市，而是制度的限制使得这些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眼前首先要解决就业歧视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保障，再次是如何通过世代更替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将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一体化。
 
　　基础设施问题。把城市建设得像欧洲，把农村建设得像非洲，是我们的一个现实。这个问题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城乡差距不仅仅在收入和财富上，同时也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台湾城市远没有我们这么气派，但到了农村，你就知道什么叫差距。不见得全都漂漂亮亮，但起码整整齐齐。政府是全社会的政府，不是城市的政府。当然，考虑到未来农村人口的减少，居住格局的改变，适当的规划是必要的。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