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九年底，我在内蒙插队的村里收到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妈妈的来信，信上说：2月6日就是春节了，你是想留在村里跟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还是想到妈妈身边来？考虑好后马上回信。要是愿意到我这儿来过节，我即刻给你寄路费，望你尽早成行。并说她也给在吉林白城插队的妹妹发了同样内容的信。
 
　　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家人，早就归心似箭了。过了几天，得知队里第二天有马车去旗里拉煤，我等不及妈妈寄来路费，就和我同屋的小祁，小金一大早爬上队里的马车，赶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察素齐火车站，下午4点来钟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因为没买票，上车后我们不敢去车厢找座位，就一头钻进了厕所，任谁敲门也不开。很快天就黑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又停在一个站上，却好长时间没再次启动。我们正疑惑着，只听见又是一阵砰砰的敲门声，紧接着，厕所的门突然被从外面用钥匙拧开了。一个穿着铁路警服的彪形大汉站在门口，厉声说，“出来！查票啦！”我们只好低着头，依次灰溜溜地蹭了出来。那大汉看出我们显然没票，就说，“去那边车厢补票！”“我们没钱。”“没钱就下车！”下车？这是哪儿呀？人生地不熟，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天寒地冻，下了车我们怎么办呀！我们禁不住哭了起来。那大汉一挥手，说，“都下车跟我走！”我们才发现还有七八个被逮到逃票的知青模样的男男女女已来到车厢门口。下了车后，我们看见这里是大同火车站，车站的大钟时针正指着一点整。
 
　　他把我们十来个人带进一个不大的办公室，态度突然和善起来：“你们没有票是不能乘车的，就是过了我们大同铁路局，北京铁路局也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考虑考虑，是每人补一张从大同到北京的半价慢车票，每张三块钱去北京，还是被遣送回内蒙呀？”我们仨喜出望外，赶紧凑了九块钱，递给他，另外那七八个人里也有几个立刻掏出了钱，其余那几个却说他们连三块钱也没有。他领着迫不及待愿意补票的我们去购票处买了票。我们对他千恩万谢，他却板着脸又回刚才那个办公室去了。
 
　　我们乘下一班慢车第二天上午回到了北京。
 
　　二
 
　　爸爸仍在牛棚，我进了满是灰尘久无人住的家，一边粗粗打扫着房间，一边思想斗争：在去表哥家借钱买去河南的火车票之前，是不是先去找找看看爸爸？
 
　　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楼委（中关村地区的居委会）的高阿姨：“今天刚回来？准备住多久啊？林副主席的一号通令听说了吧？现在北京人都往外地疏散，你这个外地人就更不能留啦。”见我没有回应，又说“甭管你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跟我到楼委报临时户口去！”
 
　　她等着我锁上了门，就往楼下走。我借口忘了件东西，又开门拿上我从村里携带出来的尚未打开的旅行包，重新锁好门，下了楼。见她正和两个戴着红袖标执勤的人说着什么，我便头也不回地向人民大学校园里的表哥家跑去。
 
　　当晚我买好票后在北京火车站呆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三
 
　　妈妈所在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东岳人民公社所在地。我抵达那里时，干校里已先后到了十几个来过年的知青。可能因为当时备战形势严峻，兵团知青不易请探亲假吧，这些人都是在各地插队的，没有来自兵团的。过了几天，我妹妹也到了。我们所有来干校的家属当即成了临时干校学员，跟大人们同吃食堂，同住仓库，被编入班排同劳动，同学习。
 
　　那时“全国学解放军”，所有单位都施行部队编制。我妈妈所在的经济所在学部被编为七连，文学所是五连，这两个所是学部最先下到干校所谓“打前站”的。
 
　　我和妹妹被分配在测量组，跟考古所的一位叔叔（忘了他姓什么）一起搞测量。那时考古所尚未下到干校，这位曾参与过测量全国多处考古遗址的叔叔专门被提前派下来，测量东岳的地形地貌。我和妹妹的任务是“跑杆”，即叔叔先在田野上凡有路，有山包，有树，有建筑物等的地方选点，再让我们站在那里竖直标杆，他则在某一特定的地点用仪器测出高度等数据，记录并绘制出来。
 
　　有时我们去的测量点离我们的驻地太远，中午就在老乡家吃派饭。那里的老乡家家一贫如洗，黑乎乎的屋里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干部家，看到在不平整的黄泥墙上张贴的毛主席像下，有一个油漆斑驳的破烂的条桌，上面竟供着他家祖宗的排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祖宗排位”。那位村干部见我们盯着那东西看，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我们平时是不拿出来摆放的，这不是快过年了么？”
 
　　我和妈妈，妹妹还有十来位女学员女家属住在一间腾空的粮食仓库里，那里老鼠成群结队地在我们的通铺上窜来窜去，旁若无人。我们每天夜里用棉袄捂着头睡觉，生怕半夜老鼠从头上爬过。
 
　　每天早上，由被带着各种反动帽子的“问题老头”组成的积肥组组员准时来我们女宿舍收尿，起初，我当着他们的面往他们抬来的大桶里倒尿时特别不好意思，但看到他们神态自若的样子，几天后就习以为常了。
 
　　每当我们连，排集体学毛著，学两报一刊社论，听传达中央文件，或开批判会，表忠心会等各种会议时，都在一个特大的棉花仓库里。那里用木板和苇席搭满了大大小小的铺位，住着一百多位男学员和少数家属。
 
　　当地老乡为干校腾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简陋住房，但数量有限，像俞平伯许宝钏这样年老体弱的夫妻学员和少数老少三代连锅端的家庭有幸被安排住在老乡的房子里。有一次我们看到俞平伯老两口坐在他们家门口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选得极仔细认真，速度特慢。有人就开玩笑说：俞老每月工资二百多，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值多少钱？
 
　　一天晚上听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后，全干校男女老少排着队在东岳镇上游行（忘了为什么）。那晚正下着雨夹雪，路上一片泥泞。当地老乡说：息县的土地是“雨天一包脓，晴天一片铜”，一点不错。一遇雨那些路面就又黏又滑，寸步难行。不仅如此，在那寒冬腊月的凄风苦雨中，我们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妹妹还起了一身风疙瘩，奇痒难忍。游行结束后，曾任副所长的冯秉珊阿姨说，“肯定是受寒了，喝口酒试试吧！”没想到这办法真灵，从未喝过白酒的妹妹，只喝了一小口二锅头，全身的风疙瘩就一下子全退了。
 
　　春节前，七连还搞过一个小小的庆新春文娱活动，记得陈令淑阿姨5岁的小女儿清唱了样板戏《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张纯音阿姨的女儿咪咪独奏了一曲小提琴；我们三排演的是女生小合唱，是我用口琴伴奏的。
 
　　大年三十那天吃过早饭，连里宣布：除了监管对象，下午不干活，在宿舍整休，晚上以班为单位聚餐；因春节后学部即再下来一大批人，需加紧基建，所以这个春节不放假，从明天起，照常劳动学习，改造思想。
 
　　当晚的菜肴还算丰盛，然而这种不得团圆的年夜饭吃起来是什么滋味？
 
　　未及正月十五，我们这些来干校过年的知青就陆陆续续离开息县，回我们插队的地方去了。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