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止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是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暴露出它丑陋的政治伪善时，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原因。
现代国家的统治技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所谓的“道”，那就是统治意识形态，而“教”则是统治的党、政国家机器。这样的神道设教具有堪舆宗教媲美的体制，因此往往被人们拿来与启示宗教的教义、教会、教士阶层做比较，以凸显它的“世俗宗教”特征，但是，这样的比较是有限度的，往往对宗教抱有偏见，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黑格尔所说的“启示的宗教”，是一种自由的宗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宗教，甚至是一种障眼法和骗术。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中留有古代的两个原意的痕迹。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因此总是会使用“人民”的名号；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人民。因此，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与这样的高效率的体制化神道设教相比，前现代神道设教的“道”简直太简单了，而“教”的力量也实在太单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这样的“道”只能用来造反，但不能用来统治。现代的神道设教既可以用来革命，又可以用来统治，它能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使命，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可以称作为“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某种可以无限解释，随机应变，诡异莫测的“主义”或“思想”。然而，就这个信仰与自由的关系而言，不管它多么精致，它都是一个与自由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实用宗教。
神道设教起到帮助统治的作用，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你祭祀神灵的时候，你要像好像那个神在那里一样去祭祀。至于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样子。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你要做出样子来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有所敬畏。这样才能管治他们。老练的现代政客知道，何必相信所谓的“主义”呢？你只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来就可以了。今天，某“主义”（或者它被“本土化”了的某“思想”）在名义上还是国人尊奉的政治信仰，但是，这个主义是什么呢？那些用它来作为设教工具的权贵自己是否真的对它有信仰呢？那些被要求信仰它的普通老百姓又是否真的相信它呢？如果他们都真正的对它有信仰，那么又怎么会出现所谓“信仰危机”呢？其实，在中国存在的并不是信仰危机，而是“神道设教”的危机。如果硬要把这种危机与信仰联系起来，那也只是一种伪信仰的危机。
我们思考信仰，尤其是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应该把公共文化作为一个重点。在这个文集中，第一部分“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关注的就是公共文化及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这个部分涉及一些与公共文化有关的事件、事例和问题，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公共文化所提供的那种教育。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价值比较的结果。
好的公共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使它变得更好。
这个文集的第二部分“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涉及了与现代神道设教有关的话语统治与反抗问题。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指出，全面的，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言论控制是一切专制神道设教营建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所共同使用的手段。早在在1928年，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就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的演讲中说：“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语言是宣传散布这种信仰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语言和思维逻辑对人的极大毒害。德国罗曼斯语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Klemperer）在希特勒统治下对纳粹的神道设教语言有过切身体会，他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毒化影响，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第三部分“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启蒙”，它涉及的是人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动物和自然、如何对待生死、如何对待人性中的阴暗与邪恶。人存在于生命的大连锁（TheGreatChainofLife）中，美国自然学家和作家克鲁奇(JosephWoodKrutch)从生命的大连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为生存而消灭其他生命，而在于生命的快乐。理性的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珍惜自己的自由、意志、快乐，以及与他人和所有生灵的共同存在。克鲁奇帮助提升了无数读者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丧失信仰，这一定会表现在大面积的人性堕落上，而人性堕落最可怕的表现便是漠视生命和生命遭受的苦难。“文革”是一个人性普遍堕落的时代。那个时候，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当作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毒草”来批判和践踏，背叛、出卖、落井下石、暴力残害被当作革命觉悟的表现来颂扬。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拥权自肥、腐败、贪污、专权，经济交往中的坑蒙拐骗、制假卖假、不守信用，公共生活中的冷漠、自私、功利、势利，哪一样没有“文革”中人性堕落的影子？有些人出于对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焦虑与不安，把“文革”美化想象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时代，这样的幻觉不单没有根据，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部分是“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信仰的不明确和共识的缺乏使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精神迷惘。在关注信仰问题时，要问的不仅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信仰，而且还是，信仰是如何形成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形成信仰主要有三种主要途径，它们分别是家庭影响、群众社会影响，以及个人的自由、理性思考。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从小生长在有宗教影响的家庭或社区中，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影响，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这可以称之为“自发信仰”。另有一种不那么自发的信仰：政治信仰。那些拥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信念）的人，绝大多数是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有的是部分因为家庭亲友的影响。学校体制和群众社会中的这种教育往往具有宣传、蛊惑、洗脑的性质。这种信仰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与信仰者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个人是否对某某主义有信仰，是与这个主义是否会他带来富裕、幸福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利益得不到实现，信仰便会随之动摇。这是一种神道设教的信仰，当前的中国所面临正是这种性质的信仰危机，遭受怀疑的也正是这种性质的信仰。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