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逝世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的名字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提起。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的时候，这个世界仿佛也离他而去。

　　2011年10月28日，哈维尔夫妇二人参加某活动，据信这也是哈维尔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人们赞赏他的勇气，感佩他的行动。但是对于这行动背后的理念，却始终觉得模糊晦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他说过什么，做了什么？

　　1975年哈维尔向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写了一封信，那是他作为异见者生涯的正式开端。然而在这封信中，哈维尔并没有向胡萨克宣战，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从来没有向胡萨克的政权宣战。

　　如果说哈维尔突然发难，揭竿而起，那是向谎言宣战，向依赖谎言的生活宣战，这也意味着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宣战。靠谎言支撑的制度，当然感到了巨大威胁。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接受谎言？为什么忍辱负重生活在谎言之下？

　　那是因为谎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人们无法拒绝谎言，是无法拒绝谎言背后的利益诱惑。

　　这就进入哈维尔的核心概念：“后极权社会”，即“消费时代的极权主义”。

　　权力仍然企图控制局面，控制一切，照样无所不在，但是控制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此前主要是通过牢狱、揭发和审查，那么现在则通过消费品。

　　通过“发放”还是“撤销”一个人的生活消费品——房、车、美味的食品、漂亮的衣物，各种“生活小玩意儿”，足以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剥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他的良知以及他对于自身的判断。

　　就像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一个圈，你不能越出这个界限。你是受限制的。不是受法律的限制，恰恰相反，是受违反法律的限制，是受任意的权力的限制。

　　这样一来，本来可以正当获得的东西，非要经历了一番羞辱，是经过“屈从”这道手续才能够得到。有回与一位企业家在饭桌上吃饭。他声称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便问了，“那你为什么也有怨气？”答曰：“没有尊严”。

　　就是这个意思。有吃有喝，表面上看起来富有人性化，的确是“进步”了，然而却在抽取一个民族的道德根基，让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腐化堕落。

　　每一个人都会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生活得艰难晦涩，背上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有把柄在他人手中。不知道头上悬着的那柄剑什么时候就落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正可以稳稳地把人们捏在手心里。通过一种心知肚明的方式，人们相约界限在哪里。

　　曾经经历过的匮乏，令人们在“被允许的消费”品面前，表现得渴望和贪婪，毫无抵御能力。凡是到手的才算数。凡是到手的，就是我的，就是合理的。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长大，人们反过来向权力本身学习了很多东西。权力贪婪、无耻和虚无，人们紧紧跟上。

　　这不是一个合谋的过程，而是一个响应和配合的过程。不管做如何解释，是被动的或者是无奈的。当然，也有习惯性的因素。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不可理解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然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那样做，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简言之，当人们屈服于自身利益，因而也屈服于权力。

　　试图叩问生命阴湿的墙脚，质疑人们目前的生活如何得来的，向每一个人的屈服发出挑战，这几乎带一点不合情理，显得不识时务。不仅是让权力难堪，也会令那些靠谎言获取灰色利益的人们，感到本能地刺痛。

　　当人们喜欢将一切都说成是外部力量所致，把希望的破灭和生活的失败都归之外部，哈维尔提醒人们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然而正是以这种方式，哈维尔在向他的民族发出强大的祝福：既然拥有“人”的称号，就应该过一种配得上“人”的生活，享有人的尊严。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不去争取摆脱奴役的生活？不去取消脸上的刺字？

　　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他也深知自己的立场多么“逆袭”。他因此嘲笑自己在先，千方百计不要做成一个圣人的模样。他讲的许多关于自己的笑话，那些段子，足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他写文章的句子又长又绕，总担心别人看不懂。他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像个疯僧。

　　成全他的是完全逼仄的处境，他把这种处境发挥到极致：认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便可以当一个诗人，可以不需要顺着权力的眼光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距离哈维尔越来越远，令他越看越像一个笑话。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深厚根基，以及越来越自身分裂。

　　“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2012年12月19日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