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宏
世界上许多问题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制造这些问题，世界会更美好。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比如犯罪问题，比如艾滋病问题，等等。我们为什么会制造这些问题？按照老子的说法，一是因为我们有欲望，二是因为我们有智慧。可是我们的欲望和智慧却往往适得其反，所以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无为而治。有人便说老子主张愚昧，主张不作为，是反文明，反进步。我看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妨想想，老子五千言，把世间的道理说了个透彻，他如何会主张愚昧呢？再说老子主张无为，还是归结到治理，他又如何是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主张人类的欲望和智慧不要生出一些最终伤害人类自己的问题而已。用今天的话说，这该叫科学发展观。
有次采访一位公安英模，此人号称神探，向他取经的同行络绎不绝。我问他的感受如何。他说，我真希望自己没这些本事。接着便解释说，我本事越高，说明犯罪越猖獗，社会越不安定。他还说，要是公安人员无案可破，没有业绩，才是公安最大的业绩。我突然对这位采访对象产生一种特殊敬意。不知他是否读过老子，但我坚信他肯定能理解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博弈论中有一种零和博弈，大意是说，博弈双方所得和所失相加等于零。博弈中人们绞尽了智慧，结果社会却没有任何收获。如果我们纠缠在此类问题中，也就离问题远去了。
人类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制造问题。比如要吃饭就要拉屎，于是就产生了修厕所的问题，修厕所就是我们制造出的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人动了心思要修五星级厕所，把厕所修得像皇宫一样，学问家也凑过来研究修厕所的学问，捣鼓出什么厕所设计原理，厕所美学之类，就有些走火入魔了。因为这时候问题就异化了。在我看来，问题本质上应该趋向于被消解而不是趋向于不断膨胀，如果问题越来越膨胀就是问题的癌变。
要消解问题就要探究问题，学问就诞生了。但也有两种做学问的态度，一种是希望问题越少越好，这样学问可能做不大，可是解决问题就可能精力更集中，智慧更集中，就问题的消解而言也就更有成效。一种是巴不得问题层出不穷，这样学问就可能大了，受人膜拜的大学问家也就诞生了。对做学问者的好处不言自明，只是问题的消解就遥遥无期了。文学界有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说家破人亡会成全大作品、大作家，其实学问界也类似，越是问题如麻，学问家越是有用武之地。但对社会而言，究竟是幸事还是悲哀呢？
如读《红楼梦》，越读问题越复杂，结果就出现了红学。红学研究又有流派，于是又出现红学研究的流派研究，比如红学与王国维、红学与胡适，红学与周汝昌，红学与冯其庸，甚至出现了红学与刘心武。不一而足。一部《红楼梦》开拓了一个学科，养活了多少学者，统计学调研的结论肯定惊人。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红楼梦》，中华民族会怎样？就无地自容了吗？那些必须解决的人生问题就不存在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吗？毛泽东说读《红楼梦》可以了解阶级斗争和封建社会，但马克思没读过《红楼梦》，对阶级斗争和封建社会的了解绝不比读过《红楼梦》的毛泽东逊色。再说，秦可卿是谁？金陵十二钗是谁？脂砚斋是谁？曹雪芹是不是贾宝玉？他学没学过中医等等问题，到底有何意义？是否这些问题不解决，《红楼梦》就读不下去？中国向何处去就悬而未决？人生之路也一片迷茫？把这么多精力和心机花在《红楼梦》上，是满足自己的闲情逸致，还是在进行社会人生的索求？如果是前者，而要社会来买单——各种红学研究机构都是社会投资，这是否有点假公济私？红学案例非常典型地揭示了面对问题只讲个人游戏兴趣，不追问社会终极价值的学问姿态。
说来说去，就涉及探究问题是工具理性优先还是价值理性优先。工具理性讲究用最大化的效率去处理问题，而不追问效率最大化的价值意义。比如对待战争问题，工具理性只考虑战争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战争胜利，而不考虑战争是否应该进行的问题。价值理性则首先考虑战争是否应该进行的问题，然后才考虑战争的效率。当今世界是个工具理性横行的世界，人们只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效率和效益，不追问效率和效益的终极价值。于是零和博弈就成为我们社会最常见的人文景观。发展和治理，收获和付出，幸福和痛苦相加等于零——甚至是负值。就探究问题而产生的学问而言，学科建制越来越丰富，学理阐释越来越复杂，学术成果越来越丰饶，学者队伍越来越壮大，可是人类智慧和问题之间的博弈也依然是零和一关系，甚至越来越使人类智慧不知所措。最终成就的顶多是一种人类面对问题的西西弗斯精神而已。
是不是问题在作弄我们呢？就像影子一样，你总想也总以为可以超越自己的影子，可是你永远也做不到。而且你越思考问题，问题就越多。所以昆德拉说，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问题就像上帝一样嘲笑着探究问题的人类。后来我好像有些明白，人和问题的关系就像身体和影子的关系一样，其实影子就是人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问题的上帝，不是说我们能圆满地回答问题，而是说我们在不断地制造问题。欲望和智慧在合谋制造出无边无际的问题，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在不断地探究和回答问题，可是就在探究和回答的同时问题却如同几何级数般地蔓延滋长。上帝之所以发笑，大概就是讥笑我们没有发现自己深陷问题的悖论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探究的问题越多距离问题越远。
想想看，由于孜孜不倦地探究问题，人类的知识积累较之古人要博大了不知多少万倍，我经常对学生说，要是孔子还活着，肯定连重点中学都考不上。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按培根的话说，知识就是力量。推论开来，知识越丰富，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我们的自信心也就越强，心灵世界也就应该更具安定感。可是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个充满心灵焦虑和困惑的社会。人们的漂泊感似乎比古人要强烈得多。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就是一个显明例证。不仅是被恐怖主义者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恐怖主义者的无理智本身也是绝望的产物。我们的知识越充实，生活越富足，心灵似乎就越空虚，越觉得无家可归，以至于用毁灭的方式来逃避这种心灵煎熬。这种状况，均与人类的知识增长有关，一是知识增长使我们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困境，二是知识增长制造出了许多本来不存在的问题。总之，对问题的探求越来越使人类感觉到问题无穷也无情，越来越使人类陷入不确定性之中，这也就大大背离了探求问题的初衷。 [NextPage]
但是人类为什么热衷于知识的增长呢？大概是基于对智慧或者说理性的自信。人们相信，理性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于是就放纵理性去不断地追问，想洞悉世界的真谛，想穷尽世界的问题。知识就随着这种追问的历程不断地增长了。但是康德不太相信理性的无所不能。还有存在主义者对理性更是坚定地质疑。包括语言学转向也在推波助澜。其中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对人类讨论的问题进行大幅度地限制。康德把问题限制在现象界，存在主义者把问题限制在人的存在问题，而语言哲学家们则把问题限定在语言可以说的范畴。尽管各家各派的理论依然在继续制造问题，依然在扩充人类的知识积累，依然使后人更加不堪知识的重负，但毕竟贡献了一个有益的启迪：我们对待问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值得去探究，去回答，去解决的。
于是就想到述而不作的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就是只因袭前人之说，自己不作创新之论。这在今天显然要被耻笑。不开辟新说自立门户，如何获得话语权？这也就是孔子和今日学者的重大差异。今日学者做学问总是要和名利挂钩，所以必须反传统，才能竖起自己的山头。孔子做学问是求真理，谁说的对就服从谁，自然也就述而不作。细想想，述而不作不是盲从而是要更敏锐的判断力，这样你才能在种种陈说中选择具有真理性的说法。述而不作还表明，孔子懂得创新只是手段，求真才是目的——真既存在，创新就没必要了。再往深处想，孔子还懂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应该是越集中，越精炼，越实在越好。
大概孔子不要刻意竖山头或者评职称，他也就没有自己的著作，要不是学生有笔记，根本就不会有《论语》。而且《论语》说的都是最实在的人生问题。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类。孔子总是谈那些真正触动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从自己切身感受出发去判断事物，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谈论的问题是那些只要有人就一定会存在的问题，是那些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知识增长而更新的问题。特别有意味的是，孔子做出这些问题的判断，并不需要多少知识参照，也不需要什么全球化的视野，只要自己的身体力行就可以感悟。孔子面前没有大师，结果他自己就成了大师。而知识比孔子要丰富得多的后人充其量也只能像于丹那样解读孔子来讨生活。
诸此种种，难道不值得反思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应该怎样借助知识来解决问题？应该怎样把问题的解答，知识的积累和真正的人生需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把问题的追问作为一场炫耀智力的游戏？的确，今天的人可以回答许许多多孔子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灵魂是否比孔子们更加安顿呢？的确，今天的人拥有孔子们无法企及的知识，可是，为什么我们依然不是大师，反而依然要仰望孔子们呢？其中奥妙也许很简单：孔子们离问题很近，而我们离问题很远。真正的问题就存在身边，就存在心灵里。孔子们懂得这个道理，足不出户可以知天下，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游天下而昏昏然。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瓦解自己解答问题的能力。我儿子小学时做语文作业，也要像做数学作业那样回答问题。问题是：月亮弯弯像什么？我儿子的答案是：像眉毛。老师给打了叉，还给出了正确答案：像小船。这种作业我读小学时没做过。
中国是奥赛大国，也是奥赛强国，国际奥赛几乎是中国学生的天下。据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考试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的。看来，应对考试是八股文传人们的看家本事，当然也就意味会回答问题。然而我在几十年教学生涯中却有一个发现，学生一代比一代沉默。所谓沉默就是既不会提出问题也不会解答问题。有趣的是，只要面对试卷，学生的考试成绩都还不差，奥妙就在于会做填空题，会背概念。不知道出题人想没想过，要是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实际上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学生确实会回答问题，只不过这些要回答的问题，都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也许为了教育，为了培训，要学生回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有必要。但千万不要造成这样的理解，以为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像上面说的那个月亮弯弯像什么的问题，答案就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和自己的人生相通的。这种标准答案的信念根深蒂固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也就瓦解了我们解答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去切入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否认了问题的解答是和解答者息息相关的，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讲的就是特定答案取决于特定的认知关系，也就是说，解答者的不同会导致答案的不同却可能同真。总之，只有把自己投入进去，才能真正拥抱问题，找到与生命休戚与共的答案。否则就只是一台机器，按照给定的程序在计算或者说在记忆，而不是在进行人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回忆维特根斯坦思考时的状态，说他思考时全身都在颤抖。这表明维特根斯坦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和问题搏杀，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悟问题。他得出的解答一定是他只能得出的解答，而且这个解答一定是他安身立命的解答，如果否定了这个解答就等于否定了维特根斯坦的存在。而在标准答案的信念下，解答和人是无关的，它只是一个异于我们的所谓正确答案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同样和我们很遥远。
如果再看看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就会进一步发现，他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用最简练的语言，沿着自己的思考往下走，从不旁征博引。他说过：“我的努力与其他哲学家符合至何种程度，我并不想加以判断。确实，我在这里写的东西并不要求在细节上的独创，因此我并不指出任何所根据的资料，因为我想的是否为我之前的某人所想，这对我是不相干的。”［１］这样的姿态，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被认为狂妄就被认为浅薄。没有旁征博引，在中国学术界是很难生存的。因为中国学者大都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思考独立进行到底，也很少有人一心一意地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想告诉别人，自己拥有多少知识而已。而且旁征博引不仅能证明知识渊博，还能证明品德高尚，更关键的是，还能拉虎皮当大旗，建立自己的权威。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如此处心积虑，偏偏在先秦以后，中国再也没出过特别像样的思想大师。这也就难怪钱学森生前悲哀地感叹了。 [NextPage]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可以感到，我强调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应该具有人生意义，而并不在意是否满足了实证主义者们做出的那些问题规范。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人也可能会说，维特根斯坦恰恰认为人生意义是个伪问题，应该予以消解。但只要认真读维特根斯坦就会发现，他只是把人生意义问题当作不可言说的问题而从实证问题中消解。在价值判断上，维特根斯坦恰恰认为，不可言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反，那些可实证的问题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正如恩格尔曼说：“实证主义者认为我们能说出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２］
所以我对问题始终怀有警惕。我并不盲目痴迷于问题，对那些能左右逢源、巧舌如簧应对问题的人也只是怀抱有限的敬意。我固执地认为，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如何活着。世界上只有一种问题的解答者：我们自己。离开活着的根本问题，离开自己这个基本的问题解答者，就脱离了真正的问题，而且，我们离这两者有多远，距离问题就有多远。
［１］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２０页
［２］转引自张志伟等主编《西方哲学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６页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