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建安
中国现代都市在历史的劫难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却拒绝承认此前的都市文化，将其指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病态的殖民地文化，是蕴藏在旧中国体内的毒瘤，是绽放在苦难的中华大地的“恶之花”。在“三红一创”红色经典的感召下，革命英雄主义激情、战天斗地的热情、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豪情弥漫于华夏大地。人们景仰于江姐的为革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赞美李双双为农业合作化公而忘私，感怀于人民志愿军用鲜血铸就中朝友谊的无私无畏，唯独鄙薄于贪图安逸与享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理想而奉献、为社会主义新时代而讴歌成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特征。
一、 都市迅猛发展中的文化变迁
时代的共名逐渐演变成为文革的狂热及历史小丑般的闹剧。在逼人现实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精英知识分子们幡然醒悟，在“球籍”问题的焦灼中，他们又一次试图从“蔚蓝色的文明”中找寻理论武器，以达成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建构中国特色的“黄色文明”。如何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解决“中国的球籍问题”，“走向世界”，以“现代文明战胜东方愚味”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国随之进入“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最迫切的目标与主题。在又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中国的城市悄然扩张与再度崛起。一夜之间，大陆城市完成了世界大都市无名化的过程。特别是１９８８年中国第一次遭到商业化大潮的冲刷和袭击以来，都市更以一日千里之势往前迈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摩肩接踵的车流、人流，耀眼闪烁的霓虹灯，歇斯底里的摇滚，没有夜晚的日子渐次覆盖了夕阳西照中的棚户区与筒子楼锅碗瓢盆交响曲。
商品结构与消费文化消解了传统观念对真、善、美的追寻，大众文化告别了谦和友善、克己复礼传统道德。市场经济褪去了初期面对金钱时羞人答答的面纱，高雅文化式微，通俗文化强劲。现代文化开始丧失了他的批判力量，反叛已经成为程序，批判沦为空谈。一批文化弄潮儿虽仍然兜售新潮，标新立异，随风转向，但是反叛的激情早已沦为浅薄的时尚。“８０年代的‘告别革命’冲击当时的主流文化，到９０年代，便成为构造新的主流文化的助推力。”（１）现代主义的批判颠覆性力量产生了自己的盗墓人。所以，８０年代启蒙话语、反抗话语一路高歌猛进，到９０年代商业大潮导致的文化的消费主义却早把英雄传奇、责任忧患、理想信仰袪魅除幻，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荒芜的后现代景观。
二、 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探析
所谓后现代文化，又可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后工业社会文化、信息社会文化、晚期发达或跨国资本时期文化、后资本主义文化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迅即风靡整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并迅速向世界其他地区渗透的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对传统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与解构的文化运动。由于媒体化生活和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信息科技的发展，各种文化信息互相影响渗透，更由于中国放眼世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与世纪之交都市化进程中我国向消费经济时代的迈进，风行于欧美的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迅猛漫延并与商品经济文化携手，改造了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与行为观念，形成日常生活审美的现代变奏。
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福柯、德里达、杰姆逊、丹尼尔的引进，1９８５年美国后现代艺术家劳生柏将波普艺术带到中国首都，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在北大做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中国文化界与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了自觉的认识与接受。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命名经典与“王朔现象”两大文化事件可以说中国后现代思潮出现的典型信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文学史家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进行重新定位、重新评价，显示出某种颠覆性的力量。而这种颠覆性的行为的极端化便是以金庸取代茅盾，显示出以大众文化颠覆精英文化最初尝试。而在王朔的“痞子文学”中，不仅有着“千万别把我当人”顽主式的自我戏谑，而且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权力话语在他顽主口中，施虐式地倾泻而出，这些具有特定所指的话语与王朔的语境形成反讽式的艺术张力，完成语词的亵渎与狂欢。王朔又通过对历史、革命经典叙事的调侃，对中国政治色彩浓重的传统、道德、价值秩序、常识系统进行恶作剧式全方位解构。于是，顽主们成为社会与文化的叛逆，带有反秩序的特征。王朔成为一种玩世不恭的媚俗时尚，１９８８年王朔的４部作品被同时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届、评论届不约而同的称１９８８年为“王朔年”，标志着王朔成为后现代特征显露的当代大陆文化一种重要的能指。
王岳川说，“后现代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２）在后现代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后现代文化特征主要体现为生活理念上的享乐观念，生存方式上的游戏心态，价值取向上的文化渎神与文化主体上的弱者狂欢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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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理念上的享乐观念
不同于“比、超、赶、帮”时代拼命地生产与积累财富，随着对短缺经济的告别，物质生活的极度繁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费，为了享用。当政府也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大力劝诱人们打开钱袋子，大胆痛快花钱时，生活上的享乐观念渐渐内化为人们的内在追求。所以，丹尼尔·贝尔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时指出：“当新教伦理被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的的文化正当性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了，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在自由主义风气流行的今天，……它的意识形态原理就是把冲动追求当成了行为规范。”“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了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社会也不再被看作人与自然的结合——如城邦与家庭——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３）在当今消费社会，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是为了休闲、娱乐、享受。对财富的崇拜，对奢华的物质生活的渴望，提倡个人的感观享乐成为新一代许多青年人的人生追求。所以，当城市日益变得灯红酒绿浮华奢靡时，麦当劳汉堡、品牌服饰、豪华轿车、流行音乐、虚拟爱情、蹦迪狂欢、男女速配已迅速占据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新世纪到来之时，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成为一时的热点。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有了初恋情人“槐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与洪常青在革命斗争之余也擦出了爱的火花。这不仅是以人性化的面目进行消费经济的娱乐化改写，红色经典的旧瓶又被翻出，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装上了娱乐味十足的新酒；更重要的是从影片改编者嗅到的时人的欣赏趣味而采取的改编策略折射出来的文化变迁：昔日没有情欲只有信仰、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还原为凡夫俗子，人们不是对其仰之弥高，而是尽可能填充其世俗生活的不如人意，对其不无缺陷的生活进行一份世俗的关心。不仅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杨子荣、吴琼花等也从云端落到踏踏实实的吃、喝、拉、撒、睡的地面。
当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在全国热播时，激动千万人的与其说是聪明睿智的喜羊羊，不如说是每天抓对羊，屡败屡战，满足老婆需要的灰太狼。“做人要做喜羊羊，嫁人就嫁灰太狼”这部影片最具影响力的感言，显示出人们对世俗享乐的真切关心。
去年，《文艺报》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时，一些９０后女生争相表示喜儿应当嫁给黄世仁。事实上，喜儿争嫁黄世仁早已成为当今社会不争的事实。“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早已成为许多时髦女生坚信不疑的奋斗目标。众喜儿之所以争嫁黄世仁，自然是赤裸裸地冲着物质享受而去的。如果嫁给黄世仁，就可以顿顿吃中西大宴，天天穿巴黎时装，住是花园洋楼，开宝马奔驰，无聊时追追星，泡泡巴，高兴时做做慈善，闷了到世界各地溜达一圈。过去人人喊打的土豪劣绅黄世仁，如今居然也变成了令人垂涎的“香饽饽”，成为众多时髦女郎争相追求的白马王子，钻石王老五；而老实忠厚的董永，年轻英俊的大春，一片痴情的梁山伯，因为没钱而被打入另册。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婚恋观念转变的都是物质享受，“淡漠道德灵魂之维的修养而奉行商品世界那冷冰冰的操作伦理”（４）。美女爱英雄的风气变成了美女爱大款，英雄崇拜转变为快乐崇拜显示出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生活理念的现代变迁。
（二）生存方式上的游戏心态
“后现代社会促使了休闲文化活动的膨胀，……也促成了日益众多的民众养成游戏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形成在生活中游戏或在游戏中生活的心态。”（５）
这种游戏心态首先体现在青少年的语辞游戏上。他们故意违背传统的语言法则，在汉字的语言指涉上充分戏谑化，以对能指的背叛来对抗传统语言的控制，故意消解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制造歧义，以达到嘲讽与戏谑的效果。如：“可爱”（可惜没有人爱）、“好白”（好白痴），“英雄”就是英国的狗熊，“天才”就是天生的蠢才，天天挨踩！“偶像”就是令人作呕吐的对象。“留学生”并不是留学海外的学生，而留级的学生；“特困生”也不是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而是特别想睡觉的学生。月光族、负翁等也成为近年来时代流行语。张爱玲的那句名言“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蚤子”，最早被人戏仿成“人生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继而又成为“人生就像是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和餐具。”根据“杯具”（悲剧）、“洗具”（喜剧）的谐音人们又全方位立体式地仿造了“杯具”的各种版本，并总结了很多条经典语录，如：
“人生就像牙缸，你可以把它看成杯具（悲剧），也可以把它看成洗具（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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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沉默中灭亡，成了文具；在沉默中爆发，成了火炬。我们想明哲保身，都成了面具。我们想一鸣惊人，都成了京剧。不能再次相聚，执手相看泪眼，成了默剧。生活是自己的杯具，别人眼里的洗具（喜剧）。”（６）
如今以“悲剧”为谐音词的“杯具派”迅速成为各大论坛及签名的新潮标签，大有赶超以前网络热点“寂寞党”之势。
不少人在其博客或ＱＱ空间中转载２０１０最新版俏皮话、本山大叔名言、《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钱小样的经典名言，或各种名目的流行段子，很多都是属于游戏恶搞性质的话语表达。如：
执子之手，方知子丑，泪流满面，子不走我走。
最近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椎间盘有点突出。
不要和我比懒，我懒得和你比。
问世间情为何物？一物降一物。
我是耶稣他儿子，椰子！
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天灵灵，地灵灵，再来一个冰淇凌。
岁寒三友——火锅、白菜、热被窝。
孔子曰：“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孟子曰：“孔子说的对！”
这不仅代表着新的一代玩弄语辞的热情，而且从其改写的内容来看，它又代表着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试图以游戏的心态释放人生的沉重，即使是“杯具派”也无不带有苦中作乐的游戏精神。
这些人抢眼球的出格言行，造就了一大堆的文化泡沫。
而在文学领域同样出现了一批同生活开玩笑的嬉皮士。如新生代诗歌自称要卸下前辈诗人的灵魂重荷，他们仿佛要和一切开玩笑，既与艾青开玩笑，也和舒婷开玩笑，表现出活脱脱的嬉皮士味道。“鲁迅文学奖得主、国家级诗人”赵丽华，写出这样的诗：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天底下
最好吃的
一句明了话又通顺的话“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被诗人分行排列做成诗，无疑是反文学的游戏心态，无怪乎被恶搞成众声哗然的“梨花体”。
再次，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一种自由随意的游戏方式。如婚姻中流行的的“半糖主义”。所谓半糖主义，就是同城分居的婚姻方式——两个人婚后并不完全生活在一起，而是过着“五加二”的生活——五个工作日各自单过，周末两天才与“另一半”聚首。在非团聚日子里，他们会利用这个资讯发达时代的各种通讯方式（如手机、互联网等）联络，偶尔也会像恋人约会般地一起吃饭看电影，但随后他们又像朋友般友好告别各自散去。如果在不该见面的日子里，一方要到另一方的住处去，还必须“提前预约”。我们知道，不管在东西方婚姻传统中，婚姻都意味着无论是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不离不弃的相守相约。而“半糖夫妻”却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消解传统婚姻的约束，以游戏的心情轻松地生活。还有一种人，叫“宅人”，过分沉迷于某种事物，例如动漫画、游戏等。他们对于自己沉迷的事物无所不知，而不会主动去接触其他的事物。他们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每天过着很满足的生活。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对待生活的游戏态度。０８年春晚小沈阳以苏格兰红裙、发卡红遍全中国也即符合了人们进行游戏实验的普遍心境，从而博取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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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取向上的文化渎神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促使文化与工商业联姻，加之西方“二战”后解构主义的盛行，人们对传统信仰失去了信心，自由解放与追求本真的“两在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堂皇叙事”已消逝，形成价值取向上的文化渎神。
面对这一新的阶段，卡林内斯库指出：“我们面临着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新阶段，就其动机和源泉来说，这个阶段代表着摆脱现代主义沉痛遗产的愿望……它流露出对理性的轻蔑，对心智的不耐烦。”（７）贝尔认为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局面，它……鼓励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目。利奥塔德断言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杰姆逊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标志着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彻底反叛。（８）
具体到中国情境，后现代主义文化渎神色彩则有许多对爱情、正义、理性、伟大、崇高、理想等元叙事的反叛现象。比如，近来在小学生口中流传的改编儿歌《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十元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过钱，买了一包烟，我高声地说了声‘叔叔不要脸！’”传统的神勇无私的警察叔叔形象颠覆成自私无耻之徒。再看近来流行的“恶搞”性质网络流行语解构渎神现象：如“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币服务！”——解构了崇高；“西游记告诉我们，有背景的妖怪都会被领导救走，没背景的才被一棒打死～～”——解构了正义和公理；“恋爱是一件变态的事！因为‘恋’的上半身是‘变态’的‘变’，下半身是‘变态’的‘态’～～”／“再丑也要谈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解构了爱情；“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个拉屎不用纸。”／不蒸馒头争口气行吗？／生的伟大，死在花下！——解构了理想与追求。
而在文学创作中余华残雪等作家解构了爱情、亲情、友情等传统文化推崇认可的东西，使文学创作由审美变为审丑。
回溯到“王朔现象”，王朔不仅对经典与传统采取揶揄的态度，还质问作家们“玩什么深沉。”新写实小说则以卑微地活颠覆了轰轰烈烈地死。从胡戈恶搞《无极》，到改编新版的《白蛇传》、《红色娘子军》，经典作品屡遭篡改。《西游记》不仅在国外惨遭篡改，如有些版本的孙悟空被描述成神经质超人，而另有版本则让孙悟空穿上“迷你裙”则让六小龄童发怒。人民网发布消息：“四大名著在美遭篡改，观音和唐僧谈恋爱”（９）好莱坞版“美猴王”正式定名为《功夫之王》，而近日的网络上，更是惊现日本色情漫画版的《西游记》，国内周星驰版《大话西游》亦是是成功展示后现代文化渎神的一个典型范例。影片中唐僧体现得无比聒噪，他传统礼教的化身，同时自身又在颠覆传统礼教。他让叛逆的人痛恨到想要先杀之而后快，让保守者也无法接受认同到也动了铲除之念。而悟空具有反权威、反说教的叛逆精神与敢爱敢恨敢骂敢打的率直行为，而他的化身至尊宝则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仇恨欲、恶俗痹和形而上学的信口开河。与传统版《西游记》一心向佛，九死未悔的唐僧及正义凛然、嫉恶如仇的孙悟空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这无厘头狂欢，负载着戏仿权威、亵渎神圣的意味，最终达成对终极意义的消解。而热闹喧嚣的《还珠格格》中则以有着一些任性嚣张、叛逆疯狂的小燕子颠覆着传统女性美的文化内涵，从而代表新新人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追求。
这样，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一种与传统精英意识彻底决裂的精神，具有反文化、反智性、反秩序的气质。在调侃和亵渎中，后现代主义消解着权力话语的神圣与历史的深度模式，解构了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超级能指，形成浅薄花哨的大都市谐谑曲。社会也因丧失了终极意义的给出而使人生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
（四）文化主体上的弱者狂欢
当后现代人在紧张工作之后，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时，那种现代主义多余人的焦虑没有了立身之地，剩下的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人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１０）相反，它表现为主体的内缩，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后现代人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之中。于是，一批拒绝主流文化、拒绝主流社会价值的“个色”人群浮上表层，在遥不可及的社会顶层与视若无见的社会底层之间摇摆浮沉，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流行语词“弱者”、“另类”成为了新主流文化的建构者。过去时代的人们是为了理想信仰、金钱欲望而活，所以他们是命运的奴隶；今天的人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自己而活，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存在都同样精彩，每一个孤独的生命都自成恒星，他们是命运的主人。弱者也有弱者的狂欢，无厘头也有无厘头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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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７月，《新周刊》出版香港周星驰漫画专号——《无厘头．ｃｏｍ》。在周星驰漫画前言曰“．ｃｏｍ时代，凡人说话。”“．ｃｏｍ时代，意义消解，”“．ｃｏｍ时代，弱者狂欢，”“你可以不知道‘后现代’——但当无厘头遭遇．ｃｏｍ，我们的收获不仅是进入３０个以上作为无厘头电影代表的无厘头的网站而已，一群浩浩荡荡的‘后现代主义新青年’正以比周星驰更无厘头的面目出现，‘无厘头’着这个条条框框的世界。”（１１）
围绕着“周星驰现象”或“大话西游迷”所形成的网络社群，已形成了后现代主义青年的胜利进军。他们告别了诸如传统、历史、连续性，而在非历史的当下时间体验中去感受断裂感。古龙的新著《大人物》之所以大受欢迎，就是在于他重新界定了英雄与凡人的界线，让人们看到了平凡中的不平凡，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平凡中的平凡。英雄其实也是凡人，凡人也是英雄。秦歌和杨凡都不是女孩追寻的大人物，他们只是两个真正的人。近来出自周星驰创意的电影《跳出去》也以表现普通人的追求、普通人的进取而给普通人一份温馨与感动。超女李宇春能以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代表的身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是在于她代着一种“想唱就唱”的平民精神。而此前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只有邓小平因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曾获此虚荣。社会正上演的诸多无厘头式的喜剧与闹剧无不表达着时尚中人的快乐，演绎着一份属于弱者的狂欢。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一句话，“我的地盘我做主”，代表着这批新主流文化代表的自觉选择。
后现代主义以游戏的姿态进行的一系列超越现代主义的尝试可能给人们带来创新意识与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它所张扬的“平民说话”、“弱者狂欢”的精神又使社会最大多数的不受关注的群体成为能彰显自我社会的主体，可以说，它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它对秩序传统的反叛，对个人欲望的过分关注又使人们陷入无所归依的精神痛苦之中。当小学生们对对《春晓》《一分钱》等经典的改写出口成章，当迷茫在大学生中成灾，当生命激情枯萎，人性沦丧，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后现代时期人的焦虑和绝望中，寻找一种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焦虑纳入自身的最高勇气，拿出“敢于绝望的勇气”，重返人类的精神家园。
注释：
（１）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第６３页。
（２）（４）（８）（１０）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页，第１９页，第３页，第３３页。
（３）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７页。
（５）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６）http://baike.baidu.com/view/3018165.htm
（７）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８页。
（９）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4651539.html
（１１）《新周刊》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４期。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