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书瀛
常见一些学界朋友对非本土的外来学名和学科提出质疑，责问其在中国的适宜性与合法性，对于用外来术语、概念、范畴解释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尤其不能接受。还有人认为外来学术文化侵占了中国的学术地盘，甚至扼杀了本土学术，致使中国学术领域成了西方学术肆虐的天下、成了它们的跑马场，以至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学术被阻断了、被窒息了。美学即是朋友们常说的受到质疑的外来学名和学科之一。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心存疑虑：如此以来，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存在吗？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是否被人为地、强性地“构造”出来的虚幻之物？我常常为此苦恼。我的脑子里时时有两个“自己”在互相诘问、论辩，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最近我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我是这样用。这一个自己”来说服“那一个自己”的。
美学这个学名和学科，犹如哲学、文艺学（或称文学理论）、心理学等等学名和学科一样，诚然是舶来品，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从西方引人中国的。而且美学这一术语和这一学科在西方的产生，如果从德国的鲍姆加登《美学》面世（１７５０年）算起差不多才２６０年，如果从康德《判断力批判》出版（１７９０年）算起，则只有２２０年。但是，中国古代虽无美学（哲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等）之名，却不能说没有类似于西方世界中的那些审美现象和其他文化现象，也不能说没有类似于西方的美学（哲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等）之类的学术思想。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个性，然而也有一定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就是彼此可以对话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互相阐释的可能性。这是从逻辑层面来说的。
从历史层面来看，若质疑用从西方舶来的学术语言、概念、范畴解释中国类似现象是否具有适宜性和合法性，还要看发生在中国学术实践和其他文化实践中的历史事实。单就美学领域而言，一百多年来，自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起，中国学界已经渐渐习惯了使用美学范畴、概念、术语来著文立说。首先是王国维、蔡元培在２０世纪初即介绍和阐述美学学科的内容和意义，稍后徐大纯、萧公弼也撰文阐述美学理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以至三、四十年代，更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如吕激、黄忏华、范寿康、陈望道、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滕固、邓以蛰、蔡仪、钱钟书等等运用新的美学理念来阐释中国现代和古代的有关审美文化现象和学术历史，撰写、出版了许多美学理论专著和美学史著作。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有更多美学论著面世，还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讨论，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约有上百种美学理论著作和数十部中国美学史之类的著作出版，美学真的“热”了好一阵子。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这么多美学理论和美学史著作，连同它们所使用的美学术语、美学概念、美学范畴以及它们所宣扬的体系性的美学理念，居然已经被许多中国学人“接受”了近百年，因而也可以证明它们事实上已经存活了近百年。对这些既成事实，谁能否定它们的存在呢？进一步，谁又能轻易否定它们存在的适宜性和合法性呢？有人可能会说（有时我也自我设问）：一百年来中国学人会不会并非自愿“接受”、而是不情愿地“忍受”或“容忍”了“美学”范畴、概念、术语的强行肆虐和泛滥呢？使用“美学”等西方术语、概念、范畴及其一系列观念体系解释中国古代的类似文化现象，会不会得上“水土不服”的病呢？倘如此，则一百年来的以“西”解“中”，应该被视为用“西方学术”之刀来硬性宰割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实，不但其适宜性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其合法性更是需要讨论和论证的问题一它们不应自动得到承认、受到保护。诚然，这的确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第一，对究竟是自愿“接受”还是不情愿地“忍受”或“容忍”，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们肯定是自愿接受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那些美学概论和美学史著作的作者们也绝非不情愿的忍受，而后来上百部美学论著、数十部美学史著作的作者和它们的广大读者，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众多参与者以及改革开放后“美学热”大规模的弄潮人，更不能说都是被迫无奈。总之，“接受”也好，“忍受”或“容忍”也罢，历史事实是，“美学”术语、概念、范畴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对于某些人，或许开始是“忍受”，但渐渐可能变成“接受”了，于是也就“习惯”了，由“习惯”，也就成“自然”了。成“自然”者，也即纳入“自然法”的合法性范畴了。并且人们也没有见到美学观念体系的使用给中国学术、中国文化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学术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发展。
第二，说到所谓“以西解中”是“硬性宰割”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事实，这还涉及到解释学（从古典解释学到现代解释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今人“解释”历史，总是以今人的观念去“理解”和“说明”甚至“创造”历史，因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当代史。伽达默尔说：“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又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中国学人一百多年来已经在“内”“外”交互作用（包括相互碰撞、相互“格斗”、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之下，形成了自己的、也许是非“内”非“外”、既“内。又“外”的学术理念（包括美学理念）。他们正是以这种积淀着百年历史文化内涵的学术理念、美学理念作为“前理解”，去解释和书写历史，包括解释和书写中国古代审美活动的历史。这在现代解释学看来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合法的学术行为。党圣元在最近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第三章之《从“以西解中”到视界融合》等节中，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反思和解读。 [NextPage]
其实，人类文化一方面可能在各自地域独立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交流。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能不交流，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交流。季羡林先生的煌煌巨著《糖史》就阐述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内”“外”文化交流的不争史实；此外，茶文化、咖啡文化的传播，中国古代所谓“四大发明”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更是尽人皆知。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常常很难分得清“内”与“外”。文化总是在“内外杂交”中前行。就文化实践和学术实践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学术发展史上，文化的“杂交”、审美的“杂交”、艺术的“杂交”、学术的“杂交”……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且不可避免的·引进和借鉴外来学术思想，用外来术语、概念、体系来解释本土文化现象，俯拾皆是，“纯种”的本土文化和本土学术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东西便是“本土”与“外来”难以分清。例如，胡琴和琵琶，本来对于华夏（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域外”乐器——西域乐器，当年用它们所演奏出来的是“域外”音乐——西域音乐； 而现在包括汉族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却理直气壮的说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乐器”，演奏出来的二胡曲和琵琶曲都被称为“民乐”，是中国的“国粹”。近期发生的事例：京剧青衣演员王奕戈最近演唱了作曲家刘文金新作曲、新配乐的《霸王别姬》中“看大王”一段，以胡琴加庞大的西洋乐队伴奏，演唱中加进了许多西洋歌唱（花腔女高音）的因素；另外，她在张继钢导演的京剧史诗《赤壁》中的两个唱段，也都以中西唱法融合演唱，均受到许多观众热烈欢迎，我听了也觉得很新鲜又很入耳。对传统京剧而言，它确实不“纯”了，但是增添了新的美。再如，在理论术语上，“境”这个学语本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是学术上的舶来品，但不久就被“汉化”，成为中国画论、书论、诗文评等等中的一个常用语，并且发展出一套系统而意味深长的“意境”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畅广元教授说了三点意见，很有见地：一、地球村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要求一种与其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是在差异性基础上逐渐构成其统一性；二、这个逐渐构成的过程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之水向高处流，这是文化的趋优特性所导致的；三、地球村文化上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总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异质文化间的彼此择优的互动是其统一性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这样的思路逻辑，我觉得纯粹的本土文化将在有限的时间里存在，人的审美活动的本土文化特色最终能否存在并发展，固然与本土人的坚守和维护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看其能否在同异质文化的审美活动择优互动中有无自己的优势。
不管是全球化时代还是之前，文化上学术上的“杂交”是必然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杂交”正是促进文化发展、学术繁荣的一个契机和动力。
中国古代传下来许多好传统、好观念。但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例如，民族的盲目自大心理（与正常的民族自豪感不同）或给它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呼：“大国‘夜郎’气”，到西方列强侵入的近世，更有“大民族‘阿Ｑ’气”。它似乎是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总认为中国的东西比外国的强，有时候明明自己落后、受欺侮、被动挨打，也要装出比人家好的样子，从骨子里瞧不起外来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有害的“民族自闭症”，妨碍了文化交流，错过了许多学习外国好东西的机会。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外国历史、外国文化，会发现，就像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文化成果一样，外国也有。有的东西我们强，有的东西他们强。例如，有专家介绍：中国西周末年就有了人工炼铁，而西方晚了差不多一千年。但是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就发明了架锯和刨子，而中国直到宋朝才见到架锯，我们比人家晚了也差不多一千年。还有，古埃及、古希腊的许多建筑采用石头，数千年不倒，中国古代建筑则是土木结构，虽然也有其好处，但寿命要短得多，今存古建筑，唐宋的已经很少见到了。近读２００９年第４期《读书》唐晓峰《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一文，很有感触。中西文化比较，不能不令人反思。（一）中国古人的一个观念是天圆地方，大地是四方的、平面的。《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的大鹏鸟展翅一飞数千里，是沿着平面飞行，因为在中国古人眼里，，大地是平面展开的，它不是球面弧形。而古希腊，大概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提出地圆说，柏拉图力挺这个观点，亚里士多德据日常现象给予证实（如月上有地球投影等）。从此，在古希腊学人的圈子里，地圆说成为公认的大地观”。后来，他们创立、发展出数理地理学，确立了地球之经纬网的思路（埃拉托色尼，公元前２５７一前１９５），并且算出地球周长，修正后为３９３６０公里，与地球实际周长十分接近，他们以经纬度为世界找出一个一统体系。（二）古希腊人教育观念中有一个传统，即他们的“学园”里没有如中国古代那样的师规家法，学生的思想完全是自由的。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柏拉图思路极为不同，他大胆地提出与柏拉图根本不同的新说，大大推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则特别讲究师承、学统，严格要求学生对老师要亦步亦趋，绝不能违背师教。中国直到近百年来，才有人学习西哲而推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些地方，我们是否要向外国人学习学习呢？中西（外）文化各有光彩照人的地方，各有利弊。我们在培养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应该克服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医好民族自闭症。能不能各个民族互相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扬优势就利避害，使人类文化得益呢？
世界是全球人的世界，人类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整体。光有一个中国的存在，不是全世界，光有英美法…·ｔ的存在，也不是全世界。只有世界上各个角落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所有民族合起来，才构成一个整体，才是全世界。只有全球各种文化合起来，才是全球文化。只有全球各种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借鉴，文化才发展、繁荣。当然各民族的文化永远具有个性、保持个性，审美文化如此，美学亦如此。艺术史是一个民族的富有个性的精神史。就拿建筑艺术来说，北京文化专家介绍，老北京中轴线牌楼，它们左右对称，而且这对称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特有观念，东单牌楼叫“就日”，西单牌楼日“瞻云”；东交民巷牌楼叫“敷文”，西交民巷牌楼叫“振武”。别的民族不一定有牌楼，但是有凯旋门，有纪念碑，有塔……。牌楼和凯旋门、纪念碑、塔等等之间，你不能说找不出可以勾通的地方。而且，塔从佛家传人之后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纪念碑在近代中国也已屡见不鲜。
随着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交、相克、相融、相生，会表现出勃勃生机，产生新的文化现象（如从印度的佛教文化演变出中国的禅宗文化就是明证），其中所用之学术概念，有时很难再分清其出身、成分。我认为，在２１世纪，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化的今天，选择适宜的恰当的术语、概念（不管它最初是外来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来解释当前的或以往的文化现象、学术历史，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一种学术行为，而且只要它能恰如其分地说明某种文化现象，解说某种学术问题，就是可以和应该被接受、被肯定的。[NextPage]
我今天的认识是：美学已经汉化，已经合法化。用高建平在一些文章和会议发言中所反复阐述的“美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美学”等概念来说，我认为在美学引人中国的开始阶段是“美学在中国”，渐渐地，就长成“中国美学”了。美学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里是可以成活、生长的。而且我要补充一个意思：这个“中国美学”并不是与“德国美学”、“法国美学”、“英国美学”、“美国美学”……根本不同的美学，而是越来越成为同一种美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不过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民族特点罢了。
但是，问题的症结至此并没有完全解决和真正解决。彭亚非认为，文化舶来品的汉化和合法化是一个应予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是用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诠释、解读、辨析、分门别类、归纳总结等等……在多大的程度上才是可行的，才是有效的，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严重、在根本理念上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国文化中的所有文明积累，都生拉硬拽地套进西方现当代理论的模子里，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前那一套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不用说了，改革开放后的这一套就做得很好吗？以西方理论为普遍真理，以中国文化事实为说明这些普遍真理的个案，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弊端还是挺大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往往远离了中国文化的原生态，远离了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和本义，从而对中国文化真正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反而有所忽视、有所遮蔽，甚至根本就是视而不见。但是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就毫无意义。因为既然都是人类，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普遍共有的东西总是存在的。但是哪些是，哪些不是呢？真正的分寸在哪里？老实说，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不是这里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问题，而且不光是理论本身或解释学的问题。有中国现代史的问题，也有中国当代的问题，有学术进步的问题，也有文化心理的问题。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好好的思考和讨论，想当然是不行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还有没有学术文化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哪些有，哪些没有。哪些可以延续，哪些应该抛弃，哪些可以改进，以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诸如此类。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同样也没有好好进行过思考和讨论。
彭亚非提出的问题，也许得作大文章，须等以后适当的时间再认真讨论了。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