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健人 许心宏
［摘要］中西思维差异之原因可以基于文字来探讨。大多数人认为汉字的象形和汉语的形象性是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原因，这是不对的，主要在于字形与思维对位的识别标志、标志数量和标志规则问题。三百多个通用部件，构成了汉字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文字的形声化体系。该体系如一巨大网格，把世界整体定位，然后条分缕析，形成了汉人思维的整体性、经验性、稳定性特点。而就最小单位——字来说，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成本问题必须上升到思维的精度和强度的认知学功能上来。音素字母的不表意与汉字的表意，拼音构词的无限与常用汉字的有限，构成了中西思维的实质差异。
［关键词］识别标志；脑区定位；世界网格；体系性质；单位功能
近年来，关于中西思维差异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总其大略，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侧重于中西思维差异的表现方式，思维差异被归结为具象与抽象、直觉与逻辑、悟性与理性、实践与思辨、整体与分析、主体与客体等。另一个层面则侧重于致使此类差异形成的原因探讨，集中于文字、语言、文化三个方面：文字在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不同；语言在于语言结构形态化强弱之不同；文化在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二分之不同。持此类观点者众，已然成说。
张岱年等先生所撰《中国思维偏向》一书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明确指出：“中国民族的传统思维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对问题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彼此渗透溶纳，不是各自孤立的一端。它们不局限于中国文化史上哪一特定时期，不专属于哪一学派或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它们实际上差不多是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整个中华民族的。因为这些特点几乎体现于中国古代的全部学术、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以及语言文字等所有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之中。而且，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正是上述的思维特点，或日思维偏向，决定了中国古人必定创造出现在为我们所见的这样一套与西方迥异，而又具有统一风格和内在有机联系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思维方式是决定民族文化如何发育的一项重要的控制因素。而对于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成中英先生则归结为语言，最后又归结为汉字。他说：“中西方在语言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和分野？它们对语言系统所显示的哲学思维、认知思维有什么影响？它们对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又有什么影响？其根源又是什么？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
问题的症结果真就在这里吗？本文也以文字与思维之关系为论述中心，分析文字是如何影响语言又影响到思维的，试图从一个无人探及的原因解析汉字作为独特的文字体系与思维相互作用时所具有的与表音文字不一样的性状所在，证明起主要作用的并非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包括所谓的汉语的形象性。
众多学者之所以把汉字与西方文字作比较，将其作为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是凝固的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所以，一提中西思维差异，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字，这是非常自然的。而由此一直上溯到文字的源头——无论中西，其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直至图画文字，以致在其源头，要判断一幅图文是艺术描绘还是原始文字符号绝非易事。在中东和东南欧各地发现的约公元前３５００年的陶土碑，在今伊朗和伊拉克地区发现的苏美尔人遗留下来的大量碑文上，已经有了土地出售、商业交易和税款账目等记录。“人们注意到，这些碑文的符号与文字出现以前在这个地区用了几千年的一些陶土标记是一致的，这些有几种不同形状的标记至少从公元前９０００年起就似乎用作记数系统了。”在始于公元前４０００年的楔形文字中，一些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符号被用来标记语音因素。至公元前１７００年，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字母文字——闪族语系辅音字母，至公元前１２００年演化为腓尼基语的２２个辅音字母。大约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希腊人在腓尼基人字母系统的基础上把元音字母改造成自己的文字。公元前７００年至公元前６００年，罗马人将希腊字母的一个变种——埃特鲁斯坎文字变成为自己的文字，随着对外征服，这套被称为拉丁字母的罗马文字便普及到西欧广大地区，加上后来基督教的推广而在世界流行，拉丁字母便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拼音字母的鼻祖。
当世界上刚出现字母文字时，中国的汉字正处于甲骨文阶段。汉字演进所走的是与表音文字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已知的三千多年历史中，它从甲骨文经历了金文、籀文、秦篆、汉隶、唐楷的变化。至秦篆，体系已然成熟；至汉隶，字形已然稳定；而至唐楷，形体已然规范，于今几无大变。说今天的汉字跟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文字系统并没有错，但如果说从今天的汉字中还能看到“象形”甚至“图画”，并由此认为现在的汉字具有“具象”、“直觉”，“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因而象形文字发展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却是不对的。“至于说到汉字的古老文物——殷代的甲骨文，那它们确实表明汉字早已形成为纯表词文字体系（只有宗教仪式用的青铜器皿上的某些图像才有残余的图画文字性质）。”所谓“纯表词文字体系”，就是说在斩断与对象的直接联系上，它与世界上现存的任何表音文字并无二致。[NextPage]
但是，汉字在影响思维方面，包括阅读感受、书写感觉、接受心理、语境效应及思想过程方面，又确实存在着与表音文字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呢？
这里须提出文字的视觉标志与标志数量及标志规则问题。可将拉丁字母与汉字作一比较。拉丁字母现有２６个，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的表音文字，它与语音的对应就是２６个字母的不同排列组合。以字母组成词，以词连成句，由句而成段成篇，这看起来好像与中文无异，但在视觉标志上，无论以词、句、段、篇为单位，字母可供辨认的视觉标志只有２６个。如果加上大小写的区别，总共也就４３个（其中Ｃ、Ｋ、Ｏ、Ｐ、ｓ、Ｖ、Ｗ、Ｘ、Ｚ这９个字母的大小写形状基本相同）。而汉字就不同，可以说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视觉上的辨识标志，它们各自独立：就外部来看，每个字与别的字以及作为背景的纸面形成了明显的分离；就内部来看，每个字由笔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方块形，故又称为“方块字”。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汉字都是由笔画构成的，难道就不可以把它们分别看成有限笔画的组合？如五笔字形输入法，就是抓取了汉字构成的最基本的五种笔画，然后可以在电脑中打出任何汉字。那汉字的辨析标志不就只有５个？阿恩海姆曾以一个正方形与一个长方形的交叠所隐藏的一个六边形，以及一个正方形与一个瓜子型的交叠所隐藏的数字“４”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刺激式样的内在结构与一个先前熟悉的图式的结构发生尖锐矛盾时，即使先前认识的这个图形在记忆中痕迹很深，也不能对眼前的认知发生影响”。所以，那些横、竖、撇、捺、折等笔画，尽管作为最基本笔画在汉字中无时无刻不在出现着，但仍然不会影响每个字的独立完整性，即使是“八”、“小”、“二”、“川”等字，尽管笔画分离，然而在视知觉上，仍为完整独立的汉字。
这就与拼音文字形成了视觉上的质差：汉字存于平面，拼音文字存于线性；汉字重在空间，拼音文字重在时间；汉字依赖视觉，拼音文字依赖听觉。“关于语言阅读理解的认知心理研究表明（Just，Carpenter，Wu，1983），对于不同文字的阅读加工有其不同的特点。曾志朗（１９８２）认为，不同文字的读者会发展出不同的信息处理的策略。例如，英语读者在看到英语的书写材料时，一般都使用‘字一音’规则去获得书面材料的意义；而汉语读者则是采用‘空间一图形’的策略去理解汉语的书写形式的意义。”汉字以字表意，目光与方块字接触的瞬间意义也便生成，拼音文字如２６个拉丁字母单个几乎无法表意，必须组合成词，短则数个，长则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才能表意，这就需要在线性的时间流中转化为听觉才能理解。对失语病人的研究表明，汉字读音障碍者一般不影响书写和对词义的理解，而使用拼音文字的患者却不可能，这就说明了汉字是既以语音编码又以图形编码输入大脑的，它们同时都与字义相联系，对裂脑人的研究也初步证实了这一点。国际上一般认为，人类惯用右手，又称右利者，大脑左半球为语言功能区，实验证明使用印欧语系的西方人的大脑左半球受损后失语率高。那么，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也是如此吗？我国有关课题组的实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近年来对汉族及新疆少数民族（维、哈族）病人进行临床观察，有以下一些初步发现：（１）汉族脑卒中病人失语总发生率要比西方人为低；（２）右利者左半球损害失语发生率也偏低；（３）非右利者左右半球分别损害，西方资料仍以左半球损害发生失语者较多，而汉人则相差不那么显著；（４）右利者右半球损害发生失语者（交叉性失语），汉人远比维、哈族人及西方人为高；（５）汉人失语以运动性失语最多，感觉性失语极少；（６）我们对汉族人尸体进行研究发现，左右侧颞平面大小相差并不如西方人那样明显。我们的初步结论是：（１）汉族人的语言功能并不完全局限在左脑；（２）汉人右脑或两侧均有语言功能者较多；（３）汉人可能不一定有固定的语言感觉中枢（Wemicke）；（４）汉人的这种特点可能是由单音节表意的汉语所造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优势半球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汉人；（５）汉人的语言功能不同，则大脑其他功能的偏侧化也可能与西方人不同，应当重新研究，不能盲从西方理论。
１９８６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六千左右，由于是字典，收词不是最多；１９９０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由于单字的收入以有文献例证者为限，没有例证的僻字、死字一般不予收列，收列单字在二万二千左右，但以收词为主，共收词目达三十七万条。大型字典中数以万计的汉字暂且不论，仅以现行常用汉字来说，一般在四五千个，仅此而言，可辨识数量也多达四五千个，这对人的识记来说，未免太多。这里，汉字的标志规则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数量庞大的汉字又大体集中于二百八十多个独体字，它们是构成数量庞大的合体字的共用部件。
汉字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合体字又分会意字和形声字两大类。所有独体字都不可能在视觉上予以分割，即每个独体字都具有视觉标志的独特性。合体字中的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如一头小一头大者为“尖”；眼中流出的水为“泪”；水很多很大为“淼”；以及“日”、“月”为“明”，“小”、“土”为“尘”，“人”倚“树”旁为“休”等。形声字以形旁示义，声旁标音，占现行汉字９０％左右。也就是说，会意字的部件和形声字的形旁都与字义有关。如此算来，汉字中这类在视觉上结合字义高频率重复的标志数量当在三百多个。索绪尔曾指出，思想如果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所以，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一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这是思想与听觉之间所形成的关系：语音作为能指的最大功能，以其可供辨识的数量对应可供辨识的所指内容，混沌一团的观念才可能由此而清晰。而对于视觉来说，亦同此理。 [NextPage]
无论何种文字，它们都会在人们的认读和书写过程中建立起各自的标志特征与概念内容及经验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Ericsson和Kintsch（1995）认为，表面结构、语义结构和情景模型这三种表征形式在阅读过程中的存储特点各有不同，表面结构保持到一个句子的结尾后立即消失，语义结构表征了句子可能表达的内容，将语义结构保存下来并通过概念间的联系建立相应的提取线索。情景模型是阅读所形成的记忆痕迹中保留时间最长的部分。Ericsson和Kintsch（1995）认为，阅读理解过程是读者根据文字材料描写的内容以及世界和百科知识建立对阅读内容的心理表征的过程，这种表征用命题网络来表示，组成网络的命题或从文字材料、或从读者的长时记忆中提取。通过对文字材料的分析得到语言的表面结构，通过表面结构和长时记忆中的知识得到有关文字内容的篇章语义结构，最后形成情景模型。尽管语言的表面结构缺乏完整性，读者仍能够根据情景模型完成阅读理解过程（Ericsson，Kintsch，1995；崔耀，1997）。
在达到上述语义理解的效果上，汉字与英、法、德等国的表音文字似乎一致，但在造成语义理解的方式上，汉字与这些国家文字的差异显而易见。表音文字的形、音、义统一体是词，而视觉标志却是字母，人们没法把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字母组成的词看成一个合一的标志体。这里需特别注意的是汉字与韩国文字的差异，韩国文字“以音节拼写法，叠成方块来书写。它既反映了汉字字形的影响，又适用于夹用汉字的需要，符合汉字的一字一音原则”。而且，韩语音节近两千个，也就是说形似汉字的不同方块形体也有近两千个，但数量如此庞大的视觉标志却不能形成汉字那样的“字感”，关键在于它们不具有汉字系统的标志规则。
前述汉字单字的数量尽管非常庞大，但由于合体字的部件基本上由独体字充当，会意字的构字成分和形声字的部件都与字义有关，汉字中这类在视觉上结合字义高频率重复的标志数量也就有三百多个，并且是非常有规则地进行着造字。在１９７１年版的《新华字典》中，以“昌”字为声旁的字有“唱、菖、倡、娼、鲳、阊、猖”；以“敖”字为声旁的字有“熬、傲、螫、鏊、鳌、獒、嗷、遨、骜、鹜、廒、螯、赘”；以“号”为声旁的字有“鄂、腭、鳄、颚、锷、萼、鹗、谔、愕”；以“吾”为声旁的字有“福、富、副、幅、辐、蝠、匐、逼”。它们的特点是：以“昌”为声旁的全部读声旁音＂ｃｈａｎｇ＇’；以“敖”为声旁的除一个“赘”字读为＂ｚｈｕｉ＂音外，其余全读“ａｏ”音；“号”与“畐”在《新华字典》中不再独立成字，但由“号”所构成的字全读“ｅ”音；由“畐”构成的字除“逼”读为“ｂｉ”音外，其余全读“ｆｕ”音。在这一版的《新华字典》中，像“昌”、“号”字组那样全部可读声旁音的形声字有１２７６个，像“敖”、“畐”字组那样，除极少数“例外”，其余都可读声旁音的形声字有１７２９个。也就是说，要掌握这总共３００５个字音，只需“掌握４３４个字和３５个偏旁加上少量‘例外’字即可。也即：“每见一字先求其母，如山旁必有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于其偏旁所合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
这些形声字以形旁表示义类，以语形的形式化方式强化了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分类。如以“女”字为形旁，所成之字一般与女性有关，而配上不同的声旁再行分割，又对此一范围进行更为细密的区分，而这些字便在视觉上与意义形成了对应，形旁在类意义上不断强化，声旁在字意义上进行界划。这样，形声字以相同的视觉标志的重复（形旁）和变化（声旁），在使用者心中积累相关体验、经历、感觉、情绪、情感、思想，而这些都被储存于不同的视觉标志以及它们的组合关系之中，这便与表音文字主要作用于听觉，即使先人眼内，也得转化为听觉印象而后才能理解的进出途径大相径庭。这也就是汉字与其他文字在文字、语言、思维之关系上大为不同的关键所在。
阿恩海姆在实验中比较了几个图形与经验的关系后指出：“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与过去的联系可以产生明显的影响，也可以不发生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取决于被动员起来的记忆痕迹是否强大到可以利用眼前图形模糊性的程度，换言之，主要取决于刺激物的结构所拥有的力量与它唤起的有关记忆痕迹的力量较量的结果。”Ｅ４１５９“淼”、“森”、“焱”、“垒”、“晶”、“矗”、“众”等字以其字形叠加对字义进行强调；“吃”、“喝”、“叮”、“咛”、“吸”、“吮”、“叫”、“喊”、“吟”、“咏”、“吹”、“嘘”等字对同属嘴部动作进行细分而得到定位；“炮”、“苞”、“龅”、“胞”、“抱”、“雹”、“饱”、“抱”、“鲍”、“刨”等字对同一语音进行视觉上的区分而使语义得以界划，都以其字形特征刺激着使用者的感受神经，累积或唤醒使用者的语用经验。笔者早年初读《红楼梦》，特别对文本中以“他”指代林黛玉、薛宝钗、晴雯、史湘云等女性深感不适，阅读反应中时时混同于男性，现在看来，其实就是习惯了以“她”指代女性而形成的阅读心理定势被打破后，与惯常的经验效应形成了错位。这也就是汉字被误认为形象感来源于象形、指事的原因。 [NextPage]
包括成中英先生在内的许多论者都把文字对语言的影响简单化处理为直接关系，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一切语言在切断与对象的直接联系上，也就是在语音能指与所指内容的任意约定关系上，都是一样的。为了推导出中西语言影响造成思维方式不同的结论，只能把原因归结为汉字的“六书”，并且把“六书”定性为“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这不能说完全错，但至少是很不准确的。
其实，根据考古发掘和文字学研究，汉字的产生期远比一般所认为的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要久远得多，故而，形声字的产生也要久远得多。唐兰先生认为：“真正的形声文字的发生，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卜辞里地名和女性的形声文字特别多，就可以推想到形声文字初起时，也许还在母系社会时期，如传说中所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黄帝的儿子十四人，倒有十二个姓，一直到虞舜姓姚，因为‘釐降儿女于妫油’，后来他的子孙就姓‘妫’，都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有一度是母系社会。凡是这些部落的领袖都是女人，‘井’部落或‘子’部落，为了免得人把他们当做水井或孩子的解释，就都加上一女旁，以指明这是女性，是他们母亲的姓……形声文字一发生，就立刻比图画文字占优势了。原来是声化的象意字，以及少数的合体字之类，也完全被吞并，而作为形声文字了。有些图画文字，经过演化而成为形声文字，有些简直淘汰掉，于是图画文字渐渐地无声无响，它们的时代过去了，虽则还有极少数的遗留，整个文字系统是形声文字的了。这种文字的大改革，大概发生在三千至四千年前，一直行用到现在。
这种整个文字系统的形声化，在斩断与现实物象的联系方面虽比不上腓尼基人的纯音素文字那么彻底，但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感情方面却产生了质的飞跃。一般总认为象形和指事是对客观对象的状事摹形，所以可以与客观对象保有具体性和直接性。也正因此，人们在甲骨文中发现与苏美尔象形文、埃及象形文中相似的字形并不奇怪。问题是不仅在不同文字体系中，即使在同一文字体系中，象形文字的辨认也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如今已出土甲骨卜辞约达十七万片，单字五千多个，目前能考释出来的也仅一千多个。如果连它们指称什么都不知晓，那又如何去感知它们“对自然现象的模仿”呢？它们模仿什么？造成象形文字难以考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数千年的巨变已造成所指物象的湮没消失，以及上古人对世界的感知与今人的巨大隙罅。但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卜辞作者很多，地域年代互隔，又无统一规范，哪怕是同一对象、同一活动，所取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动机不同，创造出的字体形态也就各自不一了。“甲骨文字的形体是自由化的，不像后来的汉字有定型，少一笔多一笔都不成，上下左右的位置也可以随意挪动；甲骨文每个字不止一个形体，有好几个形体。有些字甚至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形体。”
这就是象形文字的通病，尽管拥有庞大的形体数量，但表意效率却很低。要克服此弊，必须由字形与物形的“形一形”对应，转化为字形与语音的“形一音”对应，这样才能把字形与概念的“自然”关系改变为字形与语音、语音与概念的“约定”关系。所以，每种文字体系还得有自己的正字法原则。纵观汉字演变史，无论官方钦定也好，民间倡导也好，总受着这样的内在要求驱动：以尽可能少的部件，组合足够数量的字形，以适应人的脑力承载去满足日益增长的表达需求。秦始皇的“书同文”应该说是顺应这一需求的第一次政府行为。
为了趋近文字体系的普遍理想，所有文字在演化过程中都首先摆脱了图画文字的形体与物象一一对应的“自然”关系。如甲骨文中就存在着所谓“前形位”现象：“这种构形元素是以图画式的复合图形所显现的比较完整的物象来参与构字。这种复合图形具象特征非常浓厚，不可再度拆分，同时个体性又极强，其构字量只有１个，无法与其他形位认同，因而就不具备可归纳性。”。一般而言，形位越少，构字数量越大，系统的归纳性越强，就说明该系统越成熟。“甲骨文形位４１２个，构字总量仅１３８０个，比例为１：３：４；《说文》小篆形位４１６个，构字１０４２２个，比例为１：２５。珈前述《新华字典》的形声字中选出了３ ００５个形声字，构成它们的是４３４个字头和３５个偏旁，如果拆分为形位，像“昌”就可拆分成“日”和“日”，“哥”就可以拆分成“一”、“口”、“田”等，那归并后的形位数量只有两百个左右。
应该注意到，４１０多个形位在甲骨文中只能构成１ ３８０个字，在小篆中却构成了１０４２２个字，相差近乎十倍。这种构字功能的放大，就因为从殷商到汉的千年间，汉字走出了一条形声化路子。字形可以分开：“行”变成“彳”、“亍”；也可以合并：“小”、“隹”变成了“雀”。字义可以转移：今“走”为走，古“走”为跑；也可以引申：离开、挪动、人死、来往、通过、泄漏、改变等等义项，都可以包裹在“走”字之内。字音可以假借：“北”指两人相背，借作北方的北，使有音无字变有音有字；也可以拟音：葡萄传入时无字，以“匍匐”二字拟之，后作“葡萄”。这种分化和归并的结果，便是形位越来越少，而义项越来越多，文字的标音功能也越来越强。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汉语本来音节数就不多，许许多多不同义项挤在同一音节内，口语还问题不大，因为现实语境、形体语言、具体话题等等都在帮助交流和理解，但文字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超时空性，话语者缺场的文本传播势必使太多同音义项打架。于是，用形旁示义，用声旁注音的形声方式，便成为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NextPage]
谈文字与思维的关系当然不可跨过语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密切人所共知，那么，文字与语言呢？人类注定别无选择地只能生存和思维于语言当中，无意识地让语言内化为自己的本质，但文字却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笼统地把汉字称为表意文字，并与世界上的表音文字作对比来探讨对思维的影响，意义不大。因为表音文字有两大类，一类是音节文字，一类是音素文字。由于语言中不同音节的数量总是比不同音素的数量多得多，音节符号一般少则几百多则数千，所以，与汉字相比，也就难以看出什么明显的优势。最纯粹的表音文字当然是音素文字，一般只需２０—４０个字母就可以表达一个民族的语言。但一个民族到底选择何种类型的文字，说到底还是依循自身语言的特点。当然，一旦选中了某种体系的文字，语言的发展又会受到文字的重要影响。
洪堡特认为：“当我们考察任何一种已知的语言时，都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在不改变语言形式的实质的同时，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为了把握纯粹的语言形式，我们仍需要从语言的总体印象人手。但在这种场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那就是，极其独特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对感觉产生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语言可以与人类的脸型相类比：个性无疑是存在的，相似性也显而易见，但是，无论孤立地还是相互联系地衡量和描述每一部位，都不能将脸型的独特性综括为一个概念。脸型的独特性取决于所有部位的总和，同时取决于每一个人的眼光，正因为这样，同一张脸才对每个人都显得不一样。与此类似，不论我们将什么样的形象赋予语言，它始终是一个民族富于个性的生活的精神表现，所以，我们在语言中必定可以看到整体和个别两方面的作用。”所以说，比较两种语言，不是某个部分或某个层面之间的比较，而是大到整个系统、小到微细元素的比较，并且是系统决定着元素；文字亦同此理。
把汉字与任何表音文字相比，首先进入视野的应该是汉字绝无仅有的体系。这种体系由１９００年前的许慎第一次整理总结了出来。《说文解字》将９ ３５３个汉字分为５４０个部首，每个部首的代表字置于领头位置，“凡某之属皆从某”，哪怕该部首只有一两个字亦不例外。这表明了许慎为代表的东汉人对这九千多个汉字义属的理解，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古人对于世界林林总总物象的认识。“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能够真正从语形上体现洪堡特这一语言本质概括的文字体系，现今世界唯独汉字。
以中、英文作比，英文的词根部分地具有汉字形旁的功能，有的词根也历史悠久，可以溯至古希腊罗马，但词根与形旁仍有不同。第一，英文的词根类化不明显，在词义分类上不具普遍性，无法让人形成英文以词根分类的整体概观；而汉字则有９０％的形声字直接体现形旁示义的造字原则和识别规则，剩下的会意字其构字成分就具表意性，再剩下的充当形声字形旁、声旁的独体字本身就是核心字，如此汇总，可“望文生义”的单字当占总字数的９５％以上。第二，越了解文字的生成史，越能从文字角度领悟洪堡特关于语言反映民族的独特世界观的见解之犀利。但原初文字一旦走上表音之路，随着以语音组合规则反映语言的形式化的增强，势必以语形组合规则反映语言的形式化的削弱为代价。所以，词根在英文中的表意作用不是越来越强，只能是越来越弱。自小篆以来的两千多年间，汉字的五百多个部首被重组整理为两百多个，字形笔画也由圆转曲折演变为方正竖直，与世界的“自然”联系可谓消隐不彰，但却以语形组合规则对世界进行切分归并，与纯语音类截然不同，而是以纯语形的方式体现着汉民族关于世界的观念的高度形式化。第三，即使词根能在英语中起到相当的类化作用，但它还是无法承担汉字形旁般的示义作用。因为英语词根的意义隐晦到需要专门查找词典或专门研究才能知晓，不像汉字的“望文生义”那般直白。因为汉字形旁作为识别标志对人们的认知所起的作用如前所述，并不需要让人直溯至甲骨文的象形本字。具体地说，现今的三点水旁代表水属，走之旁代表动属，王字旁代表玉类，石字旁代表石类，如果把它们整类置换进行颠倒：三点水旁代表动属，走之旁代表水属，王字旁代表石类，石字旁代表玉类，让小孩由此启蒙，撇开文字史不说，光就接受史，其效果与颠倒前会是一样的。而这一切都在于汉字体系以语形形式化来反映语言、表达世界的本质体现。那么，汉字体系的这种本质又会给汉人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整体性思维。语言通过词汇达到对世界的概括，汉字体系如一巨大网格，把世界整体定位，然后条分缕析。“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说文解字》分列５４０个部首，以“一”部作为开始，每部立一个字作为首领，同一类的聚集其后；不同属的分处在不同部首。体例同一，原理统一，繁杂而不混淆，依据字形连缀，比类引申，穷究宇宙万物之奥妙。“最重要的是要把《说文》里面的９ ０００多字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有联系地研究字形、音、义。全文“始一终亥”，正遵循了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认知心理学认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是一个网络（network），其中的每个成分是以联系的模式排列发生的。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建立网络模型来描述我们的知识结构（参Ｂｅｓｔ，１９９８：１５４—１５６），其中的ＥＬＩＮＯＲ就是一个综合的记忆模型，由结点和连线组成，结点代表概念、事件等，连线表示两者之间的意义联系。依照这个模型，长时记忆中贮存三类信息，即概念、事件和情景。” [NextPage]
其次，经验性思维。分析汉字部首的内在联系，不难发现汉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规律。古人无法科学地探究事物的本质，所依据的只能是经验中的联系。维柯指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两条公理：（１）“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做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２）“人类心灵还另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判断。”这类思维的特征就是以经验性的判断作为根据，它或者从人的五官四肢等器官出发，或者着眼于人所周遭的水火木石或花鸟草虫。经许慎整理归类，汉字确立的５４０个部首所代表的类属实可分为七大类，它们分别是：人体１９７个、器物１８０个、动物６１个、植物３１个、自然（天象地舆）３７个、数字１２个、干支２２个。以人体有关的１９７个部首为例，又可分为：与人（人形）有关的８３个、与页（颜面）有关的１８个、与目有关的１０个、与口有关的３１个、与手有关的２９个、与足有关的２６个。与人形有关的８３个中，“匕”是反写的人形，“从”是二人相随，“比”是反写的从字，“北”是二人相背，“身”像人身，“尸”像人卧，如此等等。
再次，稳定性思维。在许慎所立的５４０个部首中，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有的即使只有部首字，也单独立部，像“燕”、“它”等字，因它们直接从象形而来。自许慎以后，汉字的部首越来越少，至《康熙字典》为２１４部。由五百多个演变为两百多个，指的是属类被归并，并非指大量的单字字形变动。如“燕”字被归并入“四点”旁，“它”字被归并入“宝盖”旁。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单字出现形旁的变化也是有的，如“裁”、“旗”本从“章”、“革”，指皮革做的袜子，后来用布帛作袜子，就改作了“横”。“硪”、“砲”本从石部，指抛石机，后来使用了火药，也就改成了“炮”。但这类单字字形变化毕竟还是少数。所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汉字对团结汉族人民、发展全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对外传播文化等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这种汉字体系的稳定性甚至导致了始自汉代终至“五四”的长期的“文”、“白”分离。正是由于汉字这种可以“抗拒”语言而生存的特性，才让它不仅为南腔北调的中国人所用，而且为语言截然不同的朝鲜、日本、越南所用。当然，借用的文字绝不像借穿的衣服，可以说穿上就穿上，说脱下就脱下。日本已明确了汉字之不可或缺，但在汉字之外添加了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字的混用。朝鲜和韩国虽说一个已废除、一个几乎废除了汉字，但语言中超乎半数的汉字词却长久地扎下了根。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凡某之属皆从某”这一原则执行得非常严格，５４０个部首中，有３６个部首只有部首字，连一个属字也没有。而如有分化，则可分别立部。如“火”、“炎”、“焱”、“赤”、“黑”、“灸”都来源于“火”，但都不从“火”部，而是各自立部，这是因为它们都形成了独立的义项。如“黑”为“火所熏之色也”，这种特定所指在“黪”、“黧”、“黠”、“默”、“黔”、“默”、“既”、“黜”、“黛”、“黟”、“餍”、“黧”、“黪”、“黝”、“黯”、“黥”、“黩”等字义中都有体现。“作为一个字根，它的意义是比较稳定、单一的。说它稳定，就是说它能够随形而存，再构成一个新字时，形与义能一起进入到新字当中去。说它单一，就是说它的意义具有原始意义的特点，并因此而有着一定的覆盖面，能够在意义上统括以它为构字部件的再生字。”又，“黪”指面色，“黪”指混浊，“默”指污垢，“黛”指女性，“野”指绝远，“黠”指狡猾，“黩”指贪污，“黯”指沮丧，等等，更是由经验生发的勾连，由心理产生的联想。这种单一的整体性、分类的稳定性，加上引申的经验性，从文化的源头开始一直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从大的系统来看是这样，那么从最小结构单位来看又如何？如果说语言是用“音”对观念世界进行对位处理，那么，文字就是用“形”对观念世界进行对位处理。“汉字的构造原则是据义构形造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结构单位跟书写单位、听觉单位三位一体，因而有可能通过‘形’去研究‘义，，而印欧语由于形、音、义三者分离，结构单位、听觉单位、书写单位三者分离，因而无法通过‘形，研究‘义’。这是两类语言结构的原则区别。”那么，把汉字与音素文字相比，在影响语言和思维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首先，音素文字的学习简易和使用方便令人羡慕，这也是我国一直想走拼音文字化道路的原因。朝鲜世宗大王１４４３年颁定训民正音２８个字母，就因为韩语不同于汉语，所用汉字与韩语不相协调，造成了朝鲜人认读使用时的诸多困难。同时说明：“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这一类音素文字的字位和音位直接对应，使其成为最经济、适应性最强的文字系统，一般以二三十个字母就可以取代数千字符。一般以二三十个字母就可以取代数千字符。且不说西班牙文、芬兰文这样的字位／音位非常规则的例子，即使如英文、盖尔文这样的字位／音位明显不规则的例子，相比汉语汉字来，还是具有异常明显的优势。人们一般将此看做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成本问题，却都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个关系到思维的精度和强度的认知学功能问题。文字不仅仅具有记录思维成果以跨时空传播的功能，而且是当下每个人大脑中悄悄进行着的精细、深入、持久、系统的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倚仗——高质量和大容量的思维必须在笔下（或电脑）的文字中生长发育。不信，试着用腹稿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看看，更别说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或长篇小说了。
其次，中文最小的基本单位是字，最小的形体单位也是字。音素文字形、音、义统一的基本单位是词，最小形体单位不是词，而是字母。当然，单个字母没有意义。这“没有意义”对汉字和音素文字来说却很有意思。构词成分越没有意义，所构之词在表达上便越能准确，这是针对英文单词来说的；构词成分越有意义，所成之词（或字）在意义的表达上便越受牵累，这是针对汉字来说的。说汉字思维模糊也好，含蓄也好，说它负荷历史累赘也好，或是饱蕴文化厚重也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盖因于此。把象棋的“楚河”、“汉界”改为“红方”、“蓝方”，把“车”、“马”、“炮”改为“１”、“２”、“３”，规则不变，照样可走，但其中历史和战争的内涵便感受不到了。中文把“美利坚合众国”译成“美国”，日文则译成“米国”，同为汉字，阅读感受大不一样。有位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到了东京，看着地铁图，由衷地说了句：“日本的地名好有诗意！浅草、秋叶原、千叶……”汉字就是这样，不论一个字，还是它的部件，其隐含的意义一端连着远古，一端连着现今，古义与今义间的张力便是它的表达域，也有人称为“汉字的弹性”。文字的包孕性激发着语言的包孕性，也激发着思维的包孕性。如今，很多国家都于年终评选年度字（或词），日本从１９９５年起从未间断。２００５年是“爱”，２００６年是“命”，２００７年是“伪”，２００８年是“变”，２００９年是“新”。作为一整年世态的象征，相比西方国家字母拼成的词来，所选汉字不光在外形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魅力，而且在字义概括的深广度上更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认知价值。因为纯表音文字的产生，必须以割断传统“脐带”为条件。伊斯特林敏锐地指出：既然埃及文字中早就存在着这种辅音一音素文字，那为什么不是埃及人，而是腓尼基人发现辅音，并发明了音素文字呢？主要就因为腓尼基人原本没有文字，不像埃及人那样受本民族特有传统的束缚。同理，日本人能够创造出平假名、片假名这样较为纯粹的标音符号，也因为汉字仅是他们借用的舶来品而已。[NextPage]
最后，单个来看无意义的字母，可以通过相互间的组合以新形式获取新意义，该功能在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中文在字以下就是笔画，而笔画不具有这类功能。由古而今，汉字的总字库尽管在不断扩大，但经常使用的汉字一般总在五千上下，两千年来，这个数量变化不大。如何使外壳适应不断壮大的躯体，主流汉字书写史展示的是千百年来汉字在单音词的囚牢里翻转腾挪的历史，天才作者们为后人留下的诗文经典，不以眼睛“吟诵”是难解其义的。但在敦煌卷子里，在话本小说里，人们却读到了一部非主流书写史，它与世界上任何文字的本性一样力图追赶上活生生的语言。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新思想和新词语的大闸，复合词作为主流倾泻于语言的河道。探讨问题的焦点也便投射于词法和句法，关于中西思维差异的又一方面的解析，也该由这篇文章的基于文字，转到另一篇文章的基于语言。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