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赐琪
内容摘要：公共新闻运动以１９８８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针对民众对政治与媒体的疏离、报纸发行量长期下滑以及美国公共生活的衰退，在新闻界内部自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共新闻运动主张媒体应改变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民众带入公共生活，完善共同体的民主自治。这场运动对美国社会和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关键词：公共新闻运动 媒体 公共生活 民主自治
公共新闻运动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在美国兴起、９０年代兴盛并延续至２１世纪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它是以１９８８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针对民众对政治与媒体的疏离、报纸发行量长期下滑以及美国公共生活的衰退，而在新闻界内部自发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公共新闻运动主张媒体应改变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民众带入公共生活，完善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媒体研究者、新闻记者和教育工作者联合行动，社会团体和公众积极介入，对美国社会和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成为美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页，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公共新闻运动的内涵与兴起
“公共新闻”也被称作“公民新闻”、“共产主义新闻”、“参与性新闻”、“社区新闻”等。但无论何种称谓，无不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媒体运作方式、生存状态及其对民主、民生和话语权影响的忧虑和反思。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埃蒙特·兰贝思总结了公共新闻实践的五个目标，被认为是有关公共新闻运动最具有解释力的定义：制度化地倾听公民的想法和故事，即便同时保留是否予以发表的自由；对于重要的社区议题，检视是否存在不同的报道框架；在不同的框架中选择最能激起公民商议、最能提高公众对议题的理解程度的框架；提高报道公共问题的主动性，以提升公众对于问题解决的认识、对于不同行动方案背后的价值的辨识；对自身与公众交流的正面效果和可信度予以持续的、体制化的关注。
通过剖析美国公共新闻的相关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思想渊源：既折射了２０世纪初杜威和李普曼对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著名论争；也吸纳了１９４０年代哈钦斯委员会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社会责任的理论遗产；此外还包涵了１９８０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和商议民主理论的精粹。这些理论是对“民主”、“共同体”等宏大主题的不同展开，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共同指向“一个自由交流的民主共同体”，即民主不仅是投票，更是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是公民自治下的共同体生活。
公共新闻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新闻界有责任推动人民重新参与政治进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改变职业记者的工作方式，实现“为人民”（for the people）的理想；新闻机构有必要与市民组织开展合作，制定社区日程，参与改善所在城镇生活的各类计划。
在理论建构方面，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罗森教授被公认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他第一个提出“公共新闻”的概念，并对这场运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杰·罗森认为，以往的新闻陷入了政治生活的堕落之中，它必须为让公众重新凝聚一心而做出改变。他呼吁：“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报道新闻，他们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些内容：致力于提高公众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之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杰·罗森和一些学者还提倡正面、有益的新闻；将公众而不是将媒体作为议题的设置者；否定将新闻界看作第四权力或者政府把关人的角色。这些观点与当时主流传媒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
不少研究者认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１９８８年美国大选中媒体的表现令民众失望；其二，１９８９年东欧巨变，促使美国媒体重新审视传媒、公众表达和民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三，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业者在传播批评上再度汇合，产生了历史性的交互作用。
新闻媒体的政治角色，本应是促进民主政治，引导公民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平等的对话。然而，不少美国媒体却渐渐丧失了使命感。媒体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新闻商品的生产，为追逐“卖点”而炒作“八卦”新闻已是司空见惯，大众传媒上普遍充斥着暴力、色情和低级趣味的垃圾……以致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感逐年下降。据相关调查，约有四成美国民众认为新闻有害民主，它的直接后果是：媒体的受众群体在逐渐分化和缩小，对公共生活持冷漠态度者大幅度上升。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用“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来表述这一危机：美国人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结感(sense of connected ness），由社会信任网络所支撑的社会资本处于流失之中。而正是藉由这种社会资本，共同体成员才能彼此沟通并得以解决公共问题。
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名噪一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布罗德在日常观察中发现，记者已不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为这个体系——政客、顾问、职业党棍、分析师和记者自身而写作，公众则被弃置一边。为此，戴维·布罗德呼吁：“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民众所关心的议题……而且，当这些议题被候选人讨论时，我们也应该忠实地报道。”
１９８８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一波三折，成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导火索。在这场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的杜凯吉斯对垒。起初后者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但《华盛顿邮报》全力支持老布什，在报上传言杜凯杰斯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从而严重地影响选情，造成美国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Ｕ型大逆转”，老布什最终获胜。面对这一媒体责任感严重缺失的事实，戴维·布罗德和梅里特等人开始寻求与学界合作，在新闻界内部发起一系列的改革，公共新闻运动由此发轫。
公共新闻运动对民主理念的张扬
（一）还政治进程于民
公共新闻运动实质上是一次民主理念的张扬与践行。因为运动的发起者——新闻业者和新闻学界，无不感受到公众与新闻界渐行渐远、人民与民主进程脱节的严重状况急需改观。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杰姆斯·凯瑞认为：“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其中，最关键的词是“聚合”和“陌生人”——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得出共识的公众。“在人们不能公开议论时事、难以了解时事，或者不能公开批评时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公众的。”杰·罗森认为，民主的标志是实现一个“交谈者的社会”（society of conversationalists），而新闻的公共作用正在于“放大和改善”交谈者的交谈。
公共新闻运动的先驱戴维·布罗德等人，将“还政治进程于民”视作自己的使命。１９９０年１月，戴维·布罗德在专栏中呼吁：“身处世上最自由的报业，现在正是我们转变为‘行动者’的时刻，我们并不是为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要为民主和自治的过程而努力”，“我们必须比以往更为强调，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议题，并且当这种议题被候选人讨论时，媒体也应该忠实地作出报道。”
杜威的一段话曾被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和民众广泛引用——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而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有着字面上的联系，而且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在杜威看来，传播（沟通）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正是通过传播，人们形成了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生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体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让社会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让大城市中的人们再次彼此联结起来。
公共新闻运动的先驱们尊崇杜威的观点：公众不仅有能力参与投票以外的公共生活，而且他们有责任这样做。除了将商议的程序委托给政府官员和游说者，在一些重大的、困难的、没有得到良好组织的问题上，他们更应该亲身参与商议行动。杜威所宣扬的民主自治模式是：“事件—信息—商议—行动”，而公共新闻运动所主张的替代性选择正是这一模式。其中，商议是不可或缺的公共行动，它包括公众与决策精英的商议，也包括公众之间的商议。
（二）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推进
美国是世界上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可是现代公民意识与它完善的民主制度相比却相形见绌。首先，在现代美国，由于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而不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实际参与是有限的，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民主的局限性。事实上，当代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淡薄，许多人对公共事务并不关心，参与投票的选民在减少，公民选举受媒介影响而缺乏主见和独立思考……一句话，社会中出现了对民主权利和公共事务冷漠的倾向。
其次，公民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也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虽然美国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但贫富分化严重，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利用中，公民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以总统大选为例，按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民或中产阶级固然可以参加竞选，但是昂贵的竞选花费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因此，当有强大财团背景的候选人登台亮相时，那些有政治热情却没有金钱支撑的人，只能是竞选的陪衬和美国民主的点缀。
再次，美国社会强调个人利益，公民有充足的理由爱自己，张扬个性，国家和公共的归属感却逐渐被弱化了。信仰中不再有权威，公民责任究竟为谁而负？在此情况下，公民意识同样被削弱了。
毋庸讳言，在自由至上主义的媒介体制之下，新闻界和民众之间最容易形成商品（市场）关系，就如一般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至于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充其量只是满足受众（消费者）需求的不同方式，而并非它们对共同体的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参与公共新闻运动、具有忧患意识的新闻人和学者，看到了媒体责任意识和民主理念的退化，看到了这种退化所昭示的社会危机，于是寄希望于公共新闻运动和一系列内部改革，试图让媒体和民众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
“公共新闻”向“公民新闻”的演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尤其是从“德拉吉报道”网站对克林顿丑闻案的揭露开始，美国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公共新闻运动早期因媒体的发动组织而被动参与，到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事实传播和观点表达。
公共新闻运动的后期，在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将“公民新闻”与“公共新闻”相结合的特点。２００４年８月，“公共新闻兴趣小组”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年会时，决定将“公共新闻”改称为“公共参与式新闻”，也说明了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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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新闻运动的领袖罗森对这一变化表现出高度关注。他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他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威的条件》（Terms of Authority）的文章，指出在２０世纪达到发展顶峰的大众传媒已经面临着新的挑战，虽然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不会因为个人网站的出现被挤垮，但是它们的权威性已经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他还进一步提出：“网络上的新闻交易，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每个读者都能成为作者，而且人们对新闻的这种‘消费’是在他们更主动地寻找正在发生的新闻，有时候还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罗森教授还开设了名为“新闻业思考”（Press Think）的个人网站，在美国２００４年大选活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２００７年，受韩国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的影响，罗森与美国《连线》杂志合作，开设了一个旨在发动普通民众参与新闻传播的网站“As signment Zero”，开始了最新一轮的公共新闻的实验。在这里，公众不但是新闻来源的提供者，还可以参与到具体的新闻报道中来。罗森希望通过这种实验的方式来了解公共新闻网站所要面临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这时，他所倡导和关注的焦点也由“公共新闻”转移到了“公民新闻”。
近年来，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的概念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之间是存有根本区别的，这一区别反映了近２０年来美国新闻改革运动乃至全球新闻传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众所周知，“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发展动因。“公共新闻”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针对美国民众对于政治的疏离和报纸阅读率下降，由新闻界、学界共同推进的“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而“公民新闻”的兴起主要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摄像机、手机、ＤＶ等新闻采集工具的普及，这使得普通公众可以主动地运用新媒体技术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在公共新闻运动中，虽然公众参与媒体讨论的机会增多了，但整个报道过程也是由媒体组织并控制的；而公民新闻的主体已转向普通民众，公民将自己所关注或经历的事件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报道，自由发表对任一事件的见解和看法。“公共新闻”以报道内容（公共事件）和报道方式（公众参与式）的双重“公共性”为特征，而“公民新闻”的报道内容，既可关注公共领域，也可表达个人事件和感受。
诚然，作为媒体自发改革的公共新闻运动，在２００３年随着皮尤（pew）公共新闻中心的解散而结束。但是，“公共新闻”的实践和研究并没有划上句号。它孕育并催发了蓬蓬勃勃的”公民新闻”在全世界的崛起。公共新闻运动１５年的历史对传媒和民众的影响是跨越国界、寓意深远的。它所彰显的，正如哈钦斯委员会最终形成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结尾所表述的那样：“自由的新闻界不是人类社会的短暂目标，它是永恒的目标和可变的实现过程的结合。”
参考书目：
［１］Jay Rosen. What Are Journalist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２］James Carey.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Center Magazine 21，1987(March/April).
［３］汪凯．公共新闻运动的哲学之根．中国传媒报告，２００８（２）．
［４］吴惠连．美国新闻业纵论．美国研究，２００５（５）．
注：文题为编者改，原题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