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该怎样理解这些“中国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理论家？他们是一群全无现实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论世界里的人吗？他们看到的中国是宣传文件上的中国，如果毛泽东时代充满了“平等”与“人民”、“民主”的口号，那就是个更平等、民主的时代。

    黑五类、臭老九、十三级干部，农民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土地上种玉米还是水稻、教师不敢对学生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整个工厂不由分说地从沿海迁往深山，这样的例证被忽略不计。而现在，他们则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和谐社会”的政策减少了两极分化、减轻了残酷的市场行为对个人的伤害，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贪婪令人愤慨，但中国一名地方支行行长可以挪用上亿元的资金，中国的超级国企同时享有垄断利润与低税收；中国则是一个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残酷的“资本主义”，普通人要面临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双重挤压。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全无心肝的人。他们就像卡尔·波普尔笔下的历史主义者，迷恋伟大的民族、伟大领导人、伟大的阶级、伟大的观念。他们看不到牺牲的个人，只以抽象的伟大来衡量一切。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两位数经济增长，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模式”的惊人理论，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几千万人的死亡、活生生的个人悲剧，被一笔带过。

    他们也可能是一群投机分子，用混乱的学说来掩饰自身的焦虑，除去个人虚荣别无所求。像十九世纪的俄国、德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深陷对西方“羡恨交织”的情绪。他们在八十年代不加选择的拥抱了西方，而当他们前往这个理想国时，浪漫的泡沫破裂了。异国生活带来身份焦虑，对中国的认同显著加强。而个人焦虑和知识风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起来。

    美国大学校园中左派云集，从前他们批评资本主义、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殖民主义，幻想社会主义的美好，引用毛泽东思想；现在则是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时代，他们质疑启蒙主义的传统，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被权力塑造的。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第三世界，所有自认弱势的群体都在其中找到了情感的呼应、智力上的启发——他们都深受主流力量的控制与迫害。

    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与他们研究的中国，也在其中。既然一切知识都与权力相关，“自由”、“民主”、“法治”、“市场”是否只是西方控制世界的另一种手段，为了批判这个西方，他们就必须把中国塑造成另一种榜样，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文革中成长的他们，与文化上的传统中国早已失去联系。往日的保守主义者美化中国的文化传统，把它描述成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他们着重于美化毛泽东时代，一个洋溢着平等与试验精神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破坏精神与这股后现代思潮也不无相似——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与后殖民理论相关，全民动员像是更彻底的民主参与，鞍山钢铁厂的管理条例中酝酿着超越福特主义的管理精神……

    中国的崛起让这些理论获得了意外的生命力。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国总是难以作解，这些新理论告诉他们，中国很独特，它与西方的游戏规则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理论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它也符合政治人物与官僚系统的期待，既然是中国的独特体制造就了它的成功，这个体制也毋须改变。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