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复兴

    歌手胡吗个唱的一首《黄娣的新装》的歌，号称“情景悲剧”之一。但是，情景虽在，悲剧的成分，却几近于无，更多的像是在演绎舞台上的小品。歌词的内容大致这样：胡裁缝和老婆黄娣隔三差五在卧室里要共同演出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老婆演皇帝，胡裁缝一人出演骗子、众大臣和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每一次，他都要在最后唱道：“可是她下面什么也没穿啊！”特别强调的是“下面”。在这里，他有意将皇帝的他和老婆的她做了置换，不仅是皇帝到平民的位移，同时也是男女的变性。于是，同样是皇帝的新装，剪裁出的意思大不一样，安徒生的童话所要讲述的事实真相的意义，被移花接木开出了性之花。

    显然，这首歌有意地逃避了歌词背后的微言大义和宏大叙事，不再如他的前辈崔健和罗大佑那样，对现实有什么批判的思想锋芒。更多的是挠痒痒一般，对现实略微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嘲讽；再有便是对经典的解构和戏仿。

    这种解构和戏仿，并不是对经典的反叛，由此揭竿而起故意装扮成新一代的英雄，而更多的是融进世俗搞笑的成分，和赵本山演的小品、郭德纲说的相声，或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包括张艺谋去年的贺岁片《三枪拍案惊奇》），一起全方位地占领大众文化的舞台。相声、小品、影视和音乐，仿佛合谋或预谋好了似的，都有了这样以搞笑为宗旨的全方位对接，彼此遥相呼应，道是有情还无情，诘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与艺术：为什么如此四处开花般需要搞笑，而且是处处离不开这样无厘头的搞笑？

    更为荒腔走板的是，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中因语出惊人而走红的马诺，签约某视频网络，主播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之所以选用这位对世界杯和足球一窍不通的年轻女子，不是为了说球，只是为了眼球，目的就是搞笑。搞笑搞到世界杯，似乎世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搞笑的方式来进行。搞笑真的成为了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其实，马诺的出现，不过是前一段时间大胆出位的芙蓉姐姐的闪回和翻版。大众文化从来不惧怕一脉相承的雷同，马诺妹妹和芙蓉姐姐的前赴后继和角色轮换，也正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司空见惯的形式和方式。在这里，好玩取代了好听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悲剧演成了喜剧，有意思取代了有意义……

    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费斯克教授曾说过，浅白性是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者式文本”的主要特征，而且，它是“创造大众文化的丰富肥沃的土壤”。也许，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明白并理解，为什么在后工业的多媒体时代的如今，轻松幽默浅白性的搞笑小品，可以大行其道，而且特别受到欢迎。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这样的“浅白性”的生产，难道我们的时代只需要如此“浅白性”的搞笑，而不再需要幽默大师？退一步讲，娱乐以及从娱乐中找乐，也并非十恶不赦；但是，我们如此对于搞笑形式与样式中找的乐，却是在向下滑落，起码已经不是智慧的乐——体味人生况味、看遍春秋演绎之后的乐。我们对于某些小品关于寡妇和残疾人那些弱势群体的乐以及对于芙蓉姐姐和马诺那些出位的年轻女子的乐，已经等而下之的跌落至围观之乐。除了“浅白性”，我们还为之增添了这样的“粗鄙性”。虽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但依然说明我们的教育与文化的缺失，致使我们的趣味和品位，拉动着我们的大众文化一起跌进泥沼之中，却以为是在茵茵草坪上狂欢。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