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研
编者按：
自去年年末以来，已有数十位海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深入探讨当下中国文坛的各种热点话题，内容几乎涵盖理论建设、创作实践的所有细节。如果说站在写作者的视角，我们可以透视和还原当下文学创作的真实景象；站在评论家和学者的立场，我们可以用批判、探究的目光明晰文学的收获与缺失，那么，出版社、杂志社作为传统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则能够提供一个既不同于写作者也与评论者相区别的新的角度。他们不仅熟悉甚至可能直接介入文学的创作过程，同时，他们还兼具批评者、读者、市场、传媒等多种视角，对一部作品的价值有着敏锐的判断力。自今年１月起，本报记者陆续专访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韩忠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他们在文学的传播领域肩负着“守门人”的职责，对于当下文学以及出版社、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各有观察。
程永新：如果连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搞不清，也就实在是枉为一个出版人的身份了。
韩忠良：我们出版有一个基本的格调，选稿的标准是：积极、健康、清新、向上。
潘凯雄：一味地视市场为文学品质的天敌，抱怨读者趣味不高其实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
宗仁发：文学期刊应该本着自主原则，以输为赢，只需要积累象征资本，创造的是信仰的宇宙。
若要形容当下文坛的状态，“热闹”一词似乎比“繁荣”更为恰当……星空暗淡，但是不影响个别的星辰闪烁……当代文学的兴衰和纯文学期刊等文学载体的状况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韩忠良认为，若要形容当下文坛的状态，“热闹”一词似乎比“繁荣”更为恰当。 “今天的文坛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但确实挺热闹。为什么我用热闹这个词？现在的小说多得很，每年正式出版的就有１０００多部，网络上那就更加多如牛毛了。而且现在的平台很大，任何人都可以写，但是，文学质量良莠不齐。真正高水平意义上的文学很少，快餐文学很多。”
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看来，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一定会产生不同的答案，而且都能为自己的答案找到许许多多的佐证。“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见仁见智，正如媒体所概括的那样：‘唱盛’者有之，‘唱衰’者亦有之，但我想无论是‘唱盛’还是‘唱衰’，有一个基本事实却是客观地存在：那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文学生态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又严重地良莠不齐。对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的评价无论如何不应该割裂上述两方面的状况，否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片面之中。”
“星空暗淡，但是不影响个别的星辰闪烁，其间还是有非常亮丽、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用了一段很文学化的句子来形容当下的中国文坛。他认为，当代文学在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和高潮之后，确实显露出向下的趋势。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和社会的经济化、全球化、文学的边缘化都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化断层的问题，以往所倡导的所谓纯文学，年轻人却不会去遵循那样的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此外，网络、手机等等新的资讯手段的出现，都使文学逐渐边缘化。 ”程永新表示，事实上，全国的出版社、纸质刊物的出版和发行并不见少，历年问世的作品也很多，表面上看是很繁荣的，但是，实际上，文学的质量却是在下降。 “现在，出版变得很容易，出版社要占领市场，要抢占份额，不得不出版大量的东西。全国那么多原创文学期刊，但是，靠发行量能够养活自己的杂志有几本？很少很少。因此，情况并不乐观。但是，我又不赞成对当下的文学全盘否定。有的学者对文学具体的实际状况可能不是太了解，他不可能阅读大量的作品，但是，我们做杂志的，处在文学的前沿，必须接触大量的作品，因此，更了解具体情况。总之，大的趋势可能不是太理想，但是，仍然有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我们近期发表的莫言的《蛙》，他把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放在人类生存境况的大背景下来表现，可见作家的思考非常成熟。”
同时，程永新提出，过去所理解的狭隘的纯文学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学急需一种整合，包括网络、手机、民间传说、各种类型的小说，比如悬疑、职场、新武侠等等都应该成为写作者可以借鉴的资源。 “我觉得未来的文学形态会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有更大的包容性。学者们强调文学精神、人文关怀，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个时代就是那么的多元、丰富，除了传统文学，我们应该对新兴的文学形态给予关注。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文学边缘化的程度在加剧，但是也会不断产生优秀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未来的文学面临一种全面整合的需求。”
一味地视市场为文学品质的天敌，抱怨读者趣味不高，其实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应该维护一个纯文学赖以生存的有效机制，也可以把它称为“纯文学场”……文化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它需要有不同的物种的存在。文学刊物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究竟是不是导致文学不再纯粹的主因？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观点不一。而对于站在市场、读者与文学之间担当桥梁角色的出版社、杂志社来说，这样一个问题更加没有标准答案。
潘凯雄反对将文学与市场单纯地对立起来，他强调：“至少不要将文学与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好像一强调文学就是曲高和寡，一说市场就要损害文学的品质。文学是个好东西，市场同样也是个好东西，当然市场有自己的规律与层级之分，面对将文学与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者，恕我话说得狠了一点，这真是既不懂文学也不懂市场。 ”他认为，一些貌似深刻的“理论”误导了大家，“我们出版社的工作首先强调的当然是文化使命与责任，但我们更是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努力承载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我们不主张抽象空洞地谈论所谓文学的品质与市场，而是实实在在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市场进行分析研究与思考，切实找准读者的需求与作品的定位。我承认目前确有一些市场巨大但文学品质一般的作品流行于市，但不少市场一般的作品其文学品质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就文学创作现状而言，后者恐怕更需要自省。一味地视市场为文学品质的天敌，抱怨读者趣味不高，其实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伪。”
而宗仁发则提出了不应把纯文学的命运完全交给市场决断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是迂腐地抱残守缺，君子罕言利，而是不赞成所有文学的权利都交给市场主宰。”他认为，在文学市场中消费者即读者当然就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并不会给所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签发畅行无阻的通行证。“被称为诗人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代表作《牧神的午后》当时发行１９５册，１１年后，他的自选集更可怜，才发行２５册。兰波后来对２０世纪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在地狱中的一季》，当时只印了５００册，而且，除了作者自己拿走了６本之外，其他的都被丢在印刷厂的仓库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是自费出版、自己印刷的，发行量是７９５册。显然市场的逻辑并非是文学的逻辑。许多经典作家作品的遭遇是如此，当下中国的纯文学的命运大家就更清楚了。如果我们认为纯文学对市场还会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作用的话，那就是纯文学是市场的一种解毒剂。假如我们同意不能把纯文学的命运完全交给市场决断，假如我们又同意纯文学不应奄奄一息、坐以待毙，那么，就应该维护一个纯文学赖以生存的有效机制，也可以把它称为‘纯文学场’。”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要求纯文学杂志改企，程永新不讳言《收获》也不得不考虑市场，前提是，《收获》一贯的文学立场并不会改变。据悉，《收获》的发行量依然能够达到１０万册，相比其他的传统文学期刊，经营情况尚属稳定，“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站，办刊物需要考虑整个文学发展多元的情况。比如，我们同样会关注网络作家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收获》要完全市场化，我们毕竟还有那么多老读者，他们内心对《收获》有一份期待，所以，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文精神、文学品质、艺术质量、价值标准，而在此基础上，也会适当考虑年轻读者的趣味，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 ”程永新介绍说，《收获》有一本长篇小说专号，半年一期，“我们考虑在长篇小说专号里多用一些年轻作者的作品，希望在文化断层上搭一座桥。我去北京与张悦然等年轻作者进行接触，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传统纸质媒体打交道，但是，他们本身也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不想被称作青春写手，但同时，又确实不认同很多传统的写作模式，认为太老套、太死气沉沉，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传统和新兴之间是需要沟通，需要融合的。” [NextPage]
文学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小众化。程永新告诉记者，《收获》读者层的基本构成以年纪稍大的读者居多，还有偏远地区、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也占了相当的数量。他坦言，《收获》希望吸引年轻读者的兴趣。 “我们分析了我们的读者构成，感到需要年轻的读者。 ”宗仁发认为，以文学目前的状况来说，希望文学期刊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大众读者，是不太现实的。他表示，作为一个文学刊物，希望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读者量，“近年来，一部分文学期刊已经转型为大众读物，文学期刊更名、改刊的现象屡屡发生。文学期刊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分离，有的变为文摘类的刊物，有的变为面向中小学生的课余读物，还有一部分原来是针对纯文学读者的，现在变为通俗文学刊物等等。就刊物发展的角度来说，每个刊物都有自身的定位与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是不同的。对于《作家》来说，我们的读者定位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那一群人，也包括写作爱好者，以及较高层次的、相对专业些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学生、研究者、作家、评论家等等。我们读者群的低端部分等于是接续了通俗文化读物的高端位置。如果将读者群的分布按照金字塔的形状划分的话，《作家》的读者群分布应当是始于这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一直延续到金字塔的顶端。 ”
另一方面，宗仁发对纯文学期刊的未来感到忧虑。他说：“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它需要有不同的物种的存在。文学刊物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所有的期刊全部走一条路线，全部都是大众刊物、通俗刊物，也许由于通俗刊物、大众刊物的受众群体比较大，它们的生存境况也就会好一些，遇到的困难也会少一些，但是，由于各个刊物的面孔是一样的，那么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面貌就显得过于单一了。纯文学期刊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它处于这个文化生态系统的边缘，甚至是边缘的边缘，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假设按照目前纯文学刊物的改变、减少的速度发展下去的话，纯文学刊物的数量势必会越来越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纯文学刊物能不能坚持得住，这绝对不是一本杂志、一个杂志社自身生存的问题，它也不是某一个办刊人个人的发展问题，它涉及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问题。 ”
简单地以生理代际来划分作家群的所谓研究本身就过于简单和荒谬……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从来就离不开年轻人……批评界也应该对所谓青春写手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不应该选择完全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
去年，《人民文学》推出“８０后”专号；今年５月底，《收获》宣布，在长篇小说专号（２０１０春夏卷）上全文刊发郭敬明最新长篇小说《临界·爵迹》。杂志刊登怎样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选择标准，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是，当下文坛一牵扯到所谓“８０后”“９０后”话题，就必然会掀起一阵热议，因此，《人民文学》和《收获》的做法，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轩然大波”。
记者专访程永新时，他曾经特别谈到《人民文学》推出“８０后”专号一事，并用“用心良苦”来形容这一做法。 “这么做有一定风险，因为表明了这本杂志完全认同了这样一种写作的倾向和趋势，而《人民文学》是国家级的刊物，更加要承受舆论的争议。但是，我是非常理解他们这种良苦用心的，他们也想为文化断层搭一个沟通的桥梁。当然，如果只从表面看，一些作家、学者、读者可能会认为《人民文学》完全认同了青春写手的价值标准。”
潘凯雄对于“８０后”“９０后”这样的定义并不十分认同，他认为，简单地以生理代际来划分作家群的所谓研究本身就过于简单和荒谬。“即便同属‘８０后’或‘９０后’，他们之间的创作本身就不一样并呈现出一种丰富性与多样性，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用一两句话来描述他们的特性与价值呢？但有一点，作为文学出版人，我们的认识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从来就离不开年轻人。在我们６０年的历史上，关注年轻作者的创作从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当然与关注作者的年龄相比，我们更关注其作品的品质，只要是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好作品，作者的年龄大也好小也罢，又有什么关系呢？”
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成功发掘并包装了郭敬明，此后，他逐步发展成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韩忠良认为，批评界应该对所谓青春写手群体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不应该选择完全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他们没有把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当做一种责任，事实上，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多数青春写手的文学修养仍然不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沉淀，不停地被出版社追稿，我也是做出版的，了解这样的问题。”
《作家》杂志以善于发掘和培植新人作家著称，提到年轻的写作者，宗仁发认为，刊发新人新作，这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眼光、一本杂志有没有水平，发现新人、刊发新作，是一个标志性的衡量标准。他说：“对于一个有知名度作家的稿子，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是特别好，也不会有人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并不好，那么，有多少人去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问题？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会发这样的稿子。所以，刊发新人新作对杂志、编辑来说，是要承担着一定的风险的，也是一种考验。”
这样的考验既会带来风险，同样，也会制造乐趣。宗仁发记得，上世纪９０年代，《作家》发了很多当时在文坛上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作品，比如，“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说”专号。“不仅如此，《作家》还联合《钟山》、《大家》、《山花》等４家期刊搞起了一个长达５年的意在给青年作家提供更宽广舞台的 ‘联网四重奏’活动，东西、李冯、鬼子、李洱、叶弥、述平、金仁顺等都是这个活动推过的作家。 ”正因许多作家是从《作家》迈出了创作道路的重要一步，宗仁发认为，把纯文学期刊看作是作家的摇篮并不是夸大。 “很多作家都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发过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有能力、有机会结集或写长篇出版。如果没有了文学期刊，很难想象作家的成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所以，不能单单以发行量等一些狭隘的眼光去衡量一个文学期刊的存在价值。我们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四届评奖中的中短篇获奖小说不都是发在我们这些刊物上吗？眼下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绝大多数人的处女作也都是发在这些纯文学期刊上的。现在有了互联网，但至少在短期内互联网还无法完全取代文学期刊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纯文学期刊处在文学长河的源头地带，上游如果干涸了，那后果肯定是很严重的。”[NextPage]
文学毕竟是人文精神的产品，应当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果连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搞不清，也就实在是枉为一个出版人的身份了……文学期刊应该本着自主原则，以输为赢，只需要积累象征资本，创造的是信仰的宇宙。
当下，传统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依然是依靠传统媒介，这便为出版社、杂志赋予了“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出版社和杂志的选择不仅仅要跟从市场、读者的选择，同时，也应当起到引导市场、引领读者阅读趣味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出版社和杂志是否具有承担意识、是否能够坚守人文精神，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对此，程永新认为，文学毕竟是人类的精神产品，理应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收获》从巴金先生担任主编起至今一直都坚守人文精神，程永新表示，这是《收获》作为传统文学期刊的价值标准和文化立场。潘凯雄同样认为，一家优秀出版社基本的文化立场当然应该是承载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他说：“这话看起来似乎很空泛，但如果连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搞不清，也就实在是枉为一个出版人的身份了。我承认现在确有某些做出版的不怎么讲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坦率地说，我心目中从来就不认同他们是出版人。至于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也很简单，那就是以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坚持主流文化与兼容并蓄并举的文化态度。”
宗仁发引用法国桦榭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热拉尔·德罗克莫雷尔的观点，“他把杂志的使命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了解析世上发生的事物，尤其要解析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当代的事物；二是杂志要面向一切社会阶层，不分年龄与性别；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着交流任务。 ”这一观点看似简单朴素，但是，遵循起来并非易事，宗仁发说，爱默森等人在商讨创办《大西洋月刊》时，就是希望用刊物改变美国的公众精神生活完全依赖阅读英国作品的状况，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去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 “美国的《纽约客》的第二任主编肖恩曾把《纽约客》的办刊精神概括为：绝对不为任何隐藏的目的而刊登任何东西，不刊登任何吹捧文章，不迁就、纵容私己朋友，不利用杂志徇私要挟。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类文学的伦理精髓。按照法国人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文学期刊应该本着自主原则，以输为赢，只需要积累象征资本，创造的是信仰的宇宙。”
另一方面，在坚守文化立场的同时，程永新认为在艺术上可以具有非常开放的包容性，他说：“我们觉得各种各样的写法都可以写出好作品。我最近在读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是这位类型小说家的回忆录。有意思的是，他所举的写作例子都是严肃作家的。如果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来看，斯蒂芬·金属于类型小说家、通俗小说家，但是，他也同样值得研究。《收获》具有非常包容的胸怀，所以，如果要概括我们杂志的价值标准，我认为，首先是需要有分量和重量的精神内涵；其次是在艺术性方面力争达到一定的高度。”
韩忠良说，他常常跟编辑讲，“我们做书是给两部分人做的，一部分是给真正喜欢文学的人做，一部分是为那些看书消遣的人做的，当然，两者能够结合更好，雅俗共赏。我们出版有一个基本的格调，选稿的标准是：积极、健康、清新、向上。我们要对读者负责任，要引导读者，而不是单纯地迎合读者。”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