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卫荣
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
做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辈应该尊重前辈，这是做学问和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过去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理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就会失去坚实的根基和深厚的传统。对学术偶像们的崇拜，确切地说，是对他们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的学习和吸收，对每个在学术领域蹒跚学步、艰难成长的学人而言无疑都是重要的帮助。但是，盲目崇拜和神化学术权威则是学者治学之大忌，因为学术的进步需要理性的批判。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即使像王国维先生这样学术之博、精，“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者，陈寅恪先生依然以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学术的进步必须长江后浪推前浪，晚辈不应该一味崇拜前辈偶像，而应当知道前辈学术之成败，不断地发现新的学术偶像，得到新的启发，受到新的挑战，见贤思齐，自己的学问才会不断地成长和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一个人永远只对一、两位过去了的偶像推崇备至，对他们学术毫无批评精神，或者永远发现不了新的偶像，这或表明你自己的学术视野永远停留在一个角度，你的学问也一直在原地踏步。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Tucci先生是当代藏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了近四百种著作，涉及西藏语言、文献、考古、佛教、历史、艺术、民俗、地理等各个领域，且均有非凡的成就。不仅如此，他还创立了意大利远东研究院，创办了享誉世界的“罗马东方研究丛书”和学术期刊《Eastand West》。没有Tucci，今天的世界藏学研究，甚至世界东方学研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而Franke先生则是当代德国，乃至世界硕果仅存的最杰出的老一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大家。凭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精熟和扎实的语文学功力，以及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西方学界宋辽金元史研究的水准从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如此，Franke先生桃李芬芳，他的弟子们一度几乎占领了德国所有大学的汉学教席，使得二战后德国的汉学研究成为世界汉学重镇。
不消说，天底下有的是像我一样对Tucci和Franke这两位前辈大家推崇备至的人，但我对他们的崇拜有我非常特殊的渊源。我对Tucci的崇拜多半缘于阅读他的传世名作——《西藏画卷》，这是一部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特别是唐卡艺术的开山之作，而其中的第一卷则是对中世纪西藏政教历史的综述。Tucci将天女散花般撒落在卷帙浩繁的藏文文献中的历史资料——探寻出来，把纷繁、复杂的西藏中世纪史梳理得有条有理，令人一目了然。他既能做抽丝剥茧式的语文学研究，又能高屋建瓴地作宏大叙事，将这两种能力结合得如此完美，令我叹为观止。对Franke先生的崇拜则是因为阅读了他一系列有关元代西藏研究的论文。虽然Franke不是一位西藏学家，但他旁征博引稀见元代汉文文献以解读藏文诏令和文诰、解释西藏历史、宗教和人物史事，解决了许多令藏学家们一头雾水的疑难问题。他的汉学知识的广博和他做语文学研究的细致令我这位汉族西藏史家汗颜，从此不敢轻视西方汉学家对汉语文文献之发掘和研究的能力。由于我初入学界所作的题目正好是元代西藏研究，阅读Tucci和Franke两位先生的著作对我来说无异于经历一场学术启蒙，对他们的追随设定了我自己最初的学术道路。总之，我对这两位学术偶像的崇拜不可与追星同日而语。
岁月荏苒，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我的学术兴趣几经转移，陆续也有新的学术偶像出现，但我对Tucci和Franke先生之学问的敬仰之情不减当年。当然，偶像也难免有黯然失色的时候，对Tucci的失望和批判缘于发现这位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西藏和东方学家，政治上却极其不光彩。Tucci曾经是一位与墨索里尼政权有密切联系的铁杆法西斯分子，他的东方学研究背后有着深刻的法西斯主义背景。他本人曾经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深深着迷，还为加强日本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政权间的联系而摇旗呐喊过。一位学术的巨人曾经是一位政治龌龊的人物，想来令人扼腕。对Franke先生过去的政治面貌我不甚了了，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德国纳粹猖獗的年代，很多与他同辈的学人，如同为Tucci和Franke先生之好友的世界蒙古学大佬Walter·Hessig先生就也曾与纳粹政府有所瓜葛。我衷心地希望Franke先生比Tucci和Hessig有一个更清白的过去，但对他的学问我同样不再只有崇拜而没有批评了。
多年前，我在1994年出版的《Asia Major》第七卷上读到Franke先生的一篇新作，题为《论1279年的白塔胜住仪轨》。这是Franke先生八十岁时发表的作品，是他晚年的代表之作。他利用所见各种文字的文献资料，对北京元建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做了迄今最充分的研究。文中Franke先生对元人祥迈所撰《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作了重点翻译和解释，照例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可是，他的译文中竟然出现了一处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令我深为偶像惋惜。《释迦舍利灵通塔碑》中有句云：“取军持之像，标驮都之仪”，Franke将其译作“（Theconstruction）was in 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 and its shapesymbolized the form of a form of asacredelement”。他竟然将“军持”翻译成“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译言“所选士兵之手”，而不知道汉文“军持”是梵文Kundikā的音译，意为“瓶”、“净瓶”，此处指的是藏式覆钵形菩提塔如净瓶般的形状；而“驮都”确如Franke所认定的那样是梵文dhātu的音译，通译作“界”，但dhātu也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如Franke认为的“asacredelement”（成分、要素）等。可偏偏在这里的意思与“成分”毫不相关，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佛之舍利。所以这句看起来挺复杂的话可以简单地翻译成“（Thestūpa）takes the shape of a vase to mark the manifestation of Buddhasrelics”。指出Franke著作中的这个硬伤，并无意于损害偶像于我辈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先生一世的英名也决不至于因此而毁于一旦。我在此只是想借此说明任何权威都有其各自的局限，都会与常人一样犯可笑的错误，盲目崇拜和神化学术权威实不可取。
在我从对西藏历史研究的专注中走出，转而更多地注意藏传佛教研究之后，我最钦佩的学术偶像无疑是David·Seyfort·Ruegg先生（1931－）。出生于纽约的Ruegg先生，早年受学于法国高等研究学院，主修历史学和梵文，研究印度语言哲学。后于巴黎索邦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印藏佛学中的“如来藏”思想。一生历任法国远东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教授、研究员，从事印藏佛教的哲学、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是世界最著名的印藏佛学家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任国际佛学研究会主席一职将近十年。
我对Ruegg先生的钦佩首先是因为他的博学和杰出的语文能力。他是一位典型的印藏佛学家，说他兼通印藏佛学实在不足以表达他的能力和成就，更确切地说他是贯通了印藏佛学。他对梵文和藏文两种语文工具的精熟，使他可以广泛地运用这两种语文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对佛教哲学思想在印藏两种佛教传统中的源流有极其深刻的把握。Ruegg先生对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中观哲学、政教理念、“他空见”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相关著作都是业内的经典作品。晚近，Ruegg又出版了一部题为《南亚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与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地方崇拜”的共生关系》的专著，再次显示了其学识之渊博。
除了博学以外，我钦佩Ruegg先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打通理学和朴学后所达到的崇高的学术境界。作为一位欧洲传统训练出来的语文学家，他在理学方面的造诣在同辈中无与伦比。欧洲的佛教学研究传统以语文学研究为主流，对梵、藏文佛教文献出色的语文学处理是欧洲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对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的厘定、译注和解释是印藏佛教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位典型的欧洲佛教学者，Ruegg先生对用语文学方法处理梵、藏文佛教文献驾轻就熟，他对“如来藏思想”和“中观哲学”的哲学史式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对相关的大量梵、藏文佛教文献的译注和解释的基础之上的。但他的每一项研究往往都超越一般语文学家研究佛教文献所能预期的成就，而赋予其语文之外的哲学和文化意义，为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树立起更高的哲学和文化价值。[NextPage]
不仅如此，Ruegg对世界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想极为敏感，常常将它们精妙地结合到他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中。例如，他曾经对佛性论，特别是印藏佛教传统中的顿悟和渐悟思想作过非常出色的比较研究，出版过一部题为《比较观中的佛性、心识和渐悟问题》的经典著作，不但对印藏佛学传统中有关顿悟与渐悟的文献和思想作了深入的讨论，而且还将当年流行的“历史记忆”和“传统的创造”等新理论运用到他自己的研究之中，非常精辟地指出藏文历史文献中对“吐蕃僧诤”的记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更像是一个半历史的topos，和尚摩诃衍已经成为一个非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而“吐蕃僧诤”成了一个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记忆之场”。正是受Ruegg这段话的启发，我对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吐蕃僧诤”的记载作了系统的检讨，得出的结论与Ruegg的预想完全一致，藏文文献中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的说法基本上是后世藏族史家创造出来的一个传统（参见沈卫荣，《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新史学》第十六卷第一期，第1-50页，2005年）。
对Ruegg之学问的崇拜无疑与我个人的学术志趣和追求相关。我自己所做研究通常采取语文学的方法，但我也非常希望能够为自己所做的小学式的研究找到直接的理论和哲学的支撑，希望自己从事的语文学研究能够摆脱匠人之气，而更富有人文精神和智识、脑力的挑战。然而，要将理学和朴学完美结合，将学术著作写得既扎扎实实、无懈可击，又充满智慧、发人深思，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才如我，当然不敢有此奢望。但正因为如此，Ruegg先生才成了我长期崇拜的学术偶像。
除了Ruegg先生，我曾十分钦佩的学术偶像还有相当不少。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系的Chris·Beckwith（1945－）教授就是其中之一。Beckwith先生的大作《中亚的吐蕃帝国》，利用汉、藏和阿拉伯文献资料，宏观地构建了吐蕃对外扩张和吐蕃帝国的历史。Beckwith利用他兼通汉、藏和阿拉伯文献的杰出能力，完成了中亚学研究的一桩宏大建构，并获得了奖励给天才学人的麦克阿瑟奖。阅读Beckwith此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至今依然对它推崇备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Beckwith要言不烦、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纷繁复杂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好像都一目了然，读来十分惬意。虽然中外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范德康教授，都对Beckwith这部大作有过很多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在我看来，《中亚的吐蕃帝国》这部卷帙上无法与Tucci《西藏画卷》同日而语的小书，却是继后者之后世界藏学研究的又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Beckwith后来专注于建构汉藏语系的语言学研究，隔行如隔山，读他的研究论文常常只能看懂结论，而其论证过程则常令我坠入五里雾中。几年前，Beckwith发表过一篇试图重构“吐蕃”两字于唐代时的发音的文章，其结论为“吐蕃”实际上就是汉文文献中的“发羌”。这样的结论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藏两个族群的源流，只是对其论证过程我实在无法如实体会。前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恭听了Beckwith的一场学术报告，主题是对汉文古文献中“月支”一词之语源和读音的重构。他的结论是“月支”的“月”字相当于Toka，而“支”字则与匈奴语中的“王”字对应，所以“月支”就是“吐火罗王”的意思。同样，我对他论证这一观点时所用的那一套语言学术语一知半解，所以没有办法跟随他的论证理路。而同堂听讲的多为从事欧洲古代语言研究的法国语言学家，他们对他的这个报告好像推崇备至。真希望Beckwith确实用他出色的语言学和语文学训练为我们解决了这两个长期以来传统汉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继Beckwith的《中亚的吐蕃帝国》之后，又一部曾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学术著作是人类学家、英国Cardiff大学宗教学和神学教授Geoffrey·Samuel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阅读这部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它与我习惯阅读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类著作在风格上几无共同之处，但它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兴奋。Samuel与其说是一位西藏学家，不如说是一位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但他的著作却给西藏研究带来了令人神清气爽的一缕清风。他形象地用“文明的”和“萨满”来表征藏传佛教于显密二宗均十分出彩。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