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
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标签赋予新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的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NextPage]
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钗头凤》的词句）。这或许在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对冷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来说，当下的中国崛起也许是最出乎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更趋热烈。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2009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在6月推出英国版之后，又在11月发行了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其背书，几十家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四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雅克斯在书名中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如副标题所言）“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意在针对西方流行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久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会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类似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全球公民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赫顿（Will Hutton）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斯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权地位，其现有体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点的根源。“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在没有发生根本政治变迁之前，它将仍然保持这个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在未来二十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而中国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人彼此之间对根本价值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优势、也不是殖民其他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适逢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2009年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有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Creationism）之间的长久辩论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进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这个一百五十年前革命性的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理解。[NextPage]
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常被误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选择”力量，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误解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但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的《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双重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一、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三、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怀疑派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六十多兆的数据（包括一千多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也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怀疑派的支持者甚至声称，“气候门”事件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丑闻”，将会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自然》杂志发表社论，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2010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不足以改变科学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使他们的声音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海德格尔：旧问题与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有说服力。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NextPage]
2009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海德格尔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寻求一个“新开端”，重返“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体构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时，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以讥讽的文风抨击海德格尔，激怒了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看来，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可能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样性的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2009年3月宣告成立一个“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
里拉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课程却相当罕见。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立场的博士生如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终身职位（tenure）。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二十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也就是所谓“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他认为，保守主义是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思考，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
沃尔夫（Alan Wolfe）教授认为，排斥思想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自由主义通过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讨论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压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关政治理论和宪政秩序的经典问题。在其他的回应中，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和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的人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教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调和，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
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2009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主讲的“正义”（Justice）。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之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创下哈佛的历史纪录），二十多年来，已经有一万四千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原来的二十四节课通过精心拍摄和编辑，制作为十二集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频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哈佛所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并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NextPage]
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达一千九百二十五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http://ocw.mit.edu），并相继制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衰落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2009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一百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2009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学”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他的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奖金为四百五十万挪威克朗（约合七十五万美元）。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一百零一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因病逝世。他是人类学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他的思想激发了西方学界的许多新兴思潮。法国已设立一项奖励“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国家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12月13日，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已成为一部经典，至今出了十九版。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7月17日，八十一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辞世。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重要研究。他的思想曾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启示。在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终身成就奖”。8月5日，政治哲学家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因中风骤然离世，终年六十八岁。科恩曾领导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是平等主义道德。3月10日，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他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9月18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病逝，终年八十九岁。他曾创办《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着力于凝聚保守主义的各种流派，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题系列年度报告之一，以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主题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原文过长，删节近半篇幅在此发表。包括注释的完整版将在《学海》2010年第1期刊出。）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