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农业状况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也许会被以为小题大做，但我还真以为这种联系太被低估了。
中国人被饿怕了。冯小刚的电影《1942》，反映那个年代中国的饥荒及饿死人的情形，那情景是不带夸张的。笔者幼时曾听老辈人回忆陕北“民国十八年”的情况，听起来也很可怕。说那时粮食金贵，黄豆会被穿成串卖。街道上买碗饭吃，有饥渴难耐的人向碗里吐一口秽物，要你弃食而去，他好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
很多史学家说，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形发生，往往不是因为粮食的绝对短缺，而是粮食的分配出了问题，例如，穷人买不起粮食，粮商及大户人家囤积居奇。这话大抵不错，但也有例外。60年前后，中国不少地方饿死了人，就主要不是买不起粮食的问题，因为自由的粮食市场几乎不存在。这次大饥荒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初期对粮食的浪费太狠。一度全国粮食产量到处“放卫星”，个别领导考虑农民是不是每天可以多吃几顿饭。公共食堂开始时让人们放开肚皮吃饭，直吃到没粮的时候才开始限量供应。后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工作队开始在农民家里收粮，一些农民也开始藏匿粮食。那时连逃荒要饭的自由也受限制，饿死人的情形自然会严重。
对饥饿的记忆是集体性的，后果也是相当负面的。
后果之一是，国人的集体饥饿记忆产生了百姓的高储蓄倾向。甘肃定西某县近年玉米产量猛增，农民家家便储存玉米，多到几年用不了的程度。农民说饿怕了。其他做工挣钱的人，便是以存钱为肚子保险。中国人的储蓄率为世界之最，可是架不住中国人又特别勤劳，高储蓄率引起的总供应与总需求的差额，要用巨额贸易顺差来平衡，于是就有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要投资生息，又于是买了不少美国的国债，因为它的债券的风险相对较小。美国政府有钱会干什么？这个不用说了。
另一个后果是，集体饥饿记忆导致国人的职业选择行为有所不同。人们把找工作叫找饭碗，把失业叫做饭碗砸了；最好的工作不是自己认为最有趣的工作，而是最有保障的工作。相反，在农产品相对成本低、食物相对便宜的国家，例如美国，人们把吃饭不当一回事，政府也有能力出资让低收入人群吃饭无忧，百姓便把兴趣作为职业选择的第一决定因素。两厢相比，后一种情形下，人们更会发挥出创新的潜力。在笔者看来，美国人的创新活力充沛固然有很多原因，吃饭无忧恐怕是第一位的。
就是这个美国，民间有稀奇古怪的技术储备，说不了就可用到武器装备生产上；而政府又能印票子买武器、养军队，还不怕通货膨胀，单单这个便让它平添了优势。饭碗这回事，就这样影响了国际政治。
农村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使中国一举告别了食物短缺，群体性的饥饿不复存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吃饭这件事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经济学把家庭吃饭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叫做恩格尔系数。通常，这个系数越小，国力就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富裕。中国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在2006年到2011年之间竟然不降反升，由35.8%上升到36.3%，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一般在20%以内。这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安。这说明中国农业与食品流通加工产业的相对效率是下降的。
中国农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缺乏比较优势。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适合农业的优质土地很少。北旱南涝使我们在排水、灌水上必须下大工夫，便使成本增加。即使是这种土地，我们如果有很多，就可少灌溉甚至不灌溉，或可留出更多的淹没区，只要有适合的农业技术，粮食单产虽然不高，效率却可以很高。农业保险公司设置一个适合的赔率，农民收入也大抵有保障。可惜，这种土地我们没有很多。这个硬性约束，便使我们的吃饭成本难以下降。
最担心今后国际市场粮价下跌，给我们维持目前粮食生产能力造成难题。因为种地不挣钱，或挣钱水平不如外出做工，一些稍差的土地就会被撂荒；或能种小麦、玉米两季的，改种一季玉米。这种事情这两年居然在粮食主产区也发生了。很多人说，我们可以大规模进口美国、加拿大粮食，这好比进口了他们的土地和水资源。其实，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靠大量进口粮食维持国内市场供应，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还很可能会打乱高层改革的节奏。改革节奏乱了，中国的前景就不妙。这也是政治问题。所以，不要轻言放弃中国为饭碗问题所做的努力。
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矛盾。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平衡需要提高单产，要消化因此产生的高成本必须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而我们对开放的承诺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竞争。技术进步是摆脱困局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甘肃定西年降水量300毫米，但因一项旱作农业技术，能使玉米平均单产达到1500斤以上，超过了美国的水平。可是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广却不容易。这里还有政治的因素。国家支农资金分配的导向是灌溉农业，不是旱作农业。国家资金养着一批人均与灌溉农业有关，与水利有关。他们有话语权。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就超过了三峡水利枢纽。把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扭到旱作农业方向上，要动谁的“奶酪”，谁愿意？这也是金钱的政治。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