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槐树地的时候，母亲一直以我为自豪。在我没有对象时，母亲希望我早早找到对象。在我有对象又不见领证结婚时，母亲忧心忡忡地希望我早日办证结婚。在我结婚后，她又旁敲侧击地动用包括已经长大的外甥女欣儿和少不更事的侄女毛毛之口，希望我早要孩子，而且最好生儿子。这其实是绝大多数中国母亲的群体心态。这颗无数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慈母心”是传统儒家文化下沉的硕果，也是经过近100多年欧风美雨冲洗后的儒家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强劲延续与绕梁余音。当然，这也是一知半解，赤膊上阵，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的女权主义者们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而且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的中国母亲情结。目前，正在读书的，那些1990年前后出生的男女研究生们依然不同程度地面对着家人，尤其是母亲类似地催逼。找对象、结婚仍然是这些荷尔蒙激素旺盛（当然是正常分泌）的青年男女的基本话题与生活主题，其重要性时常凌驾于专业、知识、学习和迟早都会到手的文凭之上，也令原本精力旺盛的他们焦虑、盲动、寝食不安、郁郁寡欢，甚至不乏抑郁症患者，少有青春的灿烂、妩媚、喜乐、生气与奔放。这一常态自然加剧了作为丰收之月的大学校园五六月的原本就有的燥热、烦闷。
在中国母亲们的心里，孩子们结婚成家并生有孙辈后，自己的任务才算大致完成，才真正可以少操些心。如果说母亲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而常常不合实际地催促子女有自私的嫌疑，那也是一种合理的自私。母亲们的心意本身并没有错！何况这些心意常常是基于其自身的身体经验与生命体悟？错在我这里。我故意忽视了母亲眷恋乡土的生命体认，一厢情愿地认为让身体还算健康的母亲到北京生活是我可以多尽孝心的方式。对我这个常常不明所以然的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而言，让槐树地的邻居、远近的亲友羡慕，从而满足母亲的面子，使她心情喜乐，就是最大的孝顺。当然，我的自私还有着经济的算计。母亲是天底下最好、最放心的保姆，她带孙儿会比作为父母的我们自己更尽心尽力，而这最佳人选还是免费甚至倒贴的。
我早早就意识到母亲到北京后可能有的不适。平常就尽可能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做做家务，还于2007年将父亲也接到了北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些努力并未能制止母亲精神状况的恶化。或许是因为见到她第一个孙子珠儿的欣喜以及随后精心呵护珠儿的缘故，2006年刚来北京的母亲无意识地也是有效地控制住了自己情绪。可当珠儿日渐长大，不再诸事依赖奶奶，偶尔还口无遮拦地说“奶奶连这个都不知道”的“狠话”时，母亲，一生要强的母亲，最终还是崩溃了。
2008年国庆前后，面对街边的大众牌小汽车，两岁半的珠儿并无恶意地说：“奶奶，这是大众牌！你不知道呀！？”少不更事的珠儿并不知道奶奶是文盲，更不知这些东西在他奶奶眼里形同虚设。珠儿说这些话，完全是童心使然，他觉得他都知道的事，奶奶肯定知道。没想到的是，敏感的母亲坚信这是读书识字的我们教唆珠儿羞辱她，大发脾气了三五天。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多疑、猜疑的心态日盛一日。但是，粗心的我们还是仅仅将她的这些表现简单地视为是她一生都有的要强心态，有时甚或一笑置之，私下里认为她已经成为难处的“老小孩儿”。
从小处而言，母亲的失常是她个人的，是我作为儿子以孝顺为名的自私自利的直接与间接造成的。从大处而言，母亲的失常是脱离熟悉的土地而不得不进入城市，在失重、悬空状态下一群人生活的时代病、社会病，是现代化的都市文明对土里吧唧的农耕文明鸡奸的结果，是农耕文明孕育的生活文化在钢筋水泥堆中的惨败，是拉郎配式的鸡蛋与石头的恋爱，是乡土中国的哀鸣，是有自己生命并对人类以身相许的大地母亲声嘶力竭的凄厉嚎叫。
近些年来，以吴飞的系列研究为标志，自杀已经成为国内学界专门的研究对象。有人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研究指出，最近20年来我国自杀率明显下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大规模地往城市迁移的农村女性避免了三种过去在农村生活的自杀风险，包括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家庭纠纷与自杀工具。 这一研究结果无疑是令人欣喜的，更是对改革开放国策和因之而起的打工潮的肯定。也有研究关注到了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相对剥夺感升华对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老年人自杀率上升的制度性作用。 但是，只关注已亡者的研究者尚未注意到，因生活环境的突变即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随之有的不适之感、群体性焦虑，以及由此滋生的巨大精神性隐患。当然，这些老者还活着！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在京城北部的中轴线上，新建了硕大的国家森林公园。我居住的小区就与这幅京城绿“肺”比邻。国家森林公园设计基本体现了“回到土地”这一尊重乡野的景观设计理念 。公园虽仍然以人造景观为主，但尽可能地顺应了原有的自然条件，多了本地的野草树木，不时散发着城市人久违的乡土气息与野性。对水循环再生利用的高科技谦逊地埋藏了这些野性之下。名人伟人的题名也不是太过张扬，尚未添加太多。
在小区内，与珠儿同龄的孩子多数都是我的同事们入住小区前后一年出生的。和母亲的情形一样，为了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混到碗饭吃的儿女安心工作，当然也出于对孙辈的爱护，只要能走得开，还动得了，很多同事的父母都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照看他们的孙儿孙女。这样，前几年，小区的老人远多于孩子。此外，还有不少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年轻一些的保姆。按理说，经常带孩子在小区内走动的老人是有聊天对象的。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到孩子四五岁时，只要父母们能撑得住，绝大部分爷爷奶奶们都离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飞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回到了他们熟悉的乡村或小城镇。对于居民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这个小区而言，在京城工作的儿女供养双亲原则上不存在多少问题，而且举世皆知，北京的软硬医疗条件也远好于地方，可老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坚定地选择离开这里。这就揭示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已经迈过人口拐点进入老龄社会、丧失人口红利的中国，也已经基本解决绝大多数人温饱问题的当下中国，社会和谐的一个关键问题不是老有所养，而是老有所属，老有所乐。
一直在西北小县城生活的岳母同样是个勤劳之人，自己经营文具店多年。也是因为要照看孙辈，2008年，岳母关闭小店，离开了她熟悉的小县城到了银川。两年后的夏日，岳母极端的忧伤、抑郁，每天上午都要持续哭泣数小时。如此延续数月后，岳母不得不在精神科大夫的指导下，天天吃上了奥氮平。
常年吃奥氮平之类药物的何止是母亲、岳母！当因母亲的病而不得不出入大小城市的精神病院时，我才鲜明意识到这里如同节假日期间火车站、汽车站的候车大厅，是当代中国人满为患，最为拥挤的地方之一。这里，有昔日教授哲学、书法漂亮的恩师，有故交的父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或呆或痴，或狂或憨，或呓语，或躺或卧，无法支撑自己，少有人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虽然常有绿树环绕，似乎温馨浪漫可人，但间杂其中的众生却如梦里、雾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一墙之隔！我长期视而不见，匆忙得连瞥一眼都不曾有过的一墙之隔！难道这也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过大？
2010年秋日，执意要从医院出来的母亲坚持要回到她的槐树地居住。在哥姐的帮助下，在身为包工头的表哥的亲自操作下，七旬老父又不得不餐风露宿，披星戴月地重修因洪水冲毁的祖屋。就在这些日子，看到已经年逾九旬的幺婆还能穿针走线，母亲又不时追问父亲和电话中的我们：“为什么人家九十多岁的人都还能穿针，我却成为这个样子？”
幺婆也有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子孙女在外工作。可是，从她不怎么在地里劳作的近40年来，她从未长时间到在外工作的子孙那里居住、生活，最多小住一个月，就回到槐树地，回到在当下年轻人普遍看来生活条件不好、医疗条件不好，生活不便，夏天蚊子苍蝇还多的乡下来。2011年春节，我与姐回到槐树地时，村里没有几个人。或者是为了节约车费，或者是为了挣到节假日的加班工资，绝大多数在外打工的青壮年男女并未回家过年，仅有十多口老弱病残的槐树地很是冷清、苍凉。往年春节怎么都能看到的牌桌子也没有了。坐在门前晒场烤坝坝火的幺婆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甚是健谈。没想到的是，仅仅在春节过后的一个多月的一天夜晚，睡梦中的幺婆笑容可掬地安详辞世。更没想到的是，当时正常的母亲闻知死讯后，立即前去给她这位羡慕不已的长辈净身、穿衣。
如果母亲没有离开槐树地，如果没有强行让她来到北京，能干的母亲或者不是今天这种状态。但是，没有如果！生活完全无法预设与假设，也永远都没有后悔药！
尽管在部分农村，老有所养还是个问题，但对于物质相对充盈的今天，在已经步入老龄社会的今天，基于老有所养的老有所乐才是政府和社会更应该加倍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是各类养老院、敬老院必须精心营造的主旨，是健全福利制度必须考量的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使进入这些院子的老人健康长寿，也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的和谐与孝道文化。孝道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在五四运动以来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离家出走”的背叛、绝决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创作主题，也是几乎延续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的基本主题和发生的社会事实，直至大量的“弑父”和当下无父无母、无知无畏的“青少年文化” 的大行其道。充斥暴力的强势传媒既批评又炒作的嫩模、超女、快男、各类童星，各种明争暗斗、暗箱操作，早已名花有主、水落石出，愚弄受众的PK、“大道”至少占据了欣欣向荣的文艺娱乐市场的大半壁河山，信手涂鸦地点染着中国文艺繁荣的神话 。
当下，在文化自觉等口号的呼召下，也是在国力有所增长的前提下，有头有脸的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似乎要借助金钱和现代声光电等技术，强行将早已万箭穿心、千刀万剐、五马分尸等种种酷刑用尽的“父亲”拼将出来，整活。顺势，民俗学研究的民俗多数与时俱进地被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官方工作语汇的范畴，有了别样的意义。可人们又在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索取什么呢？被官方、官媒精英 审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的能担当起经国之伟业？真正能增加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文化古国的分量？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这里面是否有官媒精英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作祟？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