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赛，这匹可怜的老马，在中国新闻摄影师的心里，久久盘桓。
这么说，那些不大钟情于“问题”本身及其传播，而寄情于荷赛奖项的中国摄影师肯定要骂娘。因为，任何事一旦来到中国，被目光注视为一种“情结”，就会有更多的人进行投注。从这个角度来讲，荷赛就是中国摄影师每年都要下的赌注，它损耗了他们大量的心力。
荷赛的弊病早已有之，几年前，首先要开刀的就是其暴力嗜好，其次是仪式感，但现在来说，必须得加上一个“媒体精英主义”的病症。
之所以在文首称荷赛是“一匹可怜的老马”，我的意思是，荷赛在自媒体发展如此迅猛的当下，还在固守一种传统媒体运营方式和图像生产方式，还在指望摄影记者去拍（摄影记者不再是信息系统里的稀有金属），而漠视了大量的自媒体的恰好在场（每天我们都在报道各种事件），这种不开放和抗拒，表现出荷赛组织方本身的身份危机、勇气缺失和逼仄心胸，那些评委会的委员（当然评委会主席米歇尔·麦克纳利还是《纽约时报》的图片总监，所以，她估计还会坚持这一路线，除非《纽约时报》解散，变成新媒体，或许届时她的新闻产品观才会得以改变）也试图等着一奖解千愁。
从本年度的获奖作品来看，他们还在追求基于视觉，而不是基于问题的技术美学，从这些作品里几乎能闻到传统媒体时代落在其上的灰尘的呛鼻味道。荷赛已然成为这种新闻精英主义的遗梦和代言人。
大部分大奖发给暴力话题，让人觉得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就是赤裸裸地展示这些东西，这有些让人怀疑荷赛的评委们都是浅阅读的爱好者，偏好蜻蜓点水式的肌肤之情。因为我们总是会遭遇“灾难图片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的尴尬，作为观众，我们总是安全的，不管是看大屠杀，还是大地震，因为那与我们本身无关。艺术家杰夫·沃尔执导拍摄的关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作品《死去的士兵在说话》就是在这方面有所指涉，这种观看与事件本身之间的隔层并不能将观众从软绵舒适的沙发上和电视机前(或者电脑、手机屏幕前)带到事件发生地。所以这也是荷赛不断展示暴力的尴尬之处。
虽说荷赛努力摆脱暴力趣味，关注新媒介对生活的影响，但还没能摆脱新闻精英主义的那一套：仰拍、广角、精致以及绣花针一样的后期。今年爆出的20%荷赛决赛选手因对图片进行后期加工被取消资格的新闻就说明此现象有多么普遍。
针对该现象，以此次获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作品来说，他不厌其烦地拍环境污染，他也不厌其烦地在后期上使照片如同世界末日大片，但他并不在乎民众的关注和相关常识的传播，一味地走图像震撼的极限，这种“吉尼斯感觉”式的实践让他屡获大奖，仅荷赛就三次。在图像消费领域，这种尝试只会增加观众的重口味，他的作品已然戏剧化，反而屏蔽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危害性的直接认识和感知。
今年年度图片大奖的话题是有关同性恋，它的获奖，引发一个疑问，是不是长期关注同性恋话题的南·戈尔丁早该得这个奖(当然她不在乎这个奖)，我的意思是说，要等着一个奖才能引发对于一个话题的关注，何况，荷赛将一个长期的需要正视的社会现象扭身变成一个社会事件，这既说明了荷赛的好，也说明了荷赛之恶，这表现在它对于仪式感的过于关注，以至于很多平日里对于同性恋、各种暴力的话语统统都得憋着，直到荷赛开启的那一刻才获得加持，同样，摄影记者期待一年一度的荷赛进行加持，从而晋身为首席记者，成为媒体英雄，这个古典政治学里的玩意儿。
当然对于精英主义的坚持也有其利益存在，传统媒体的摄影记者拿着高薪养尊处优，他们很难放弃这块蛋糕。但是，传统媒体从业者对于新媒体的敌视和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固守已经使他们正在沦为孤家寡人，前年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旁听某新闻摄影论坛，论坛的主旨很及时，是谈图文互证，但台下的发言者(多数是传统媒体记者)倒净苦水，却始终不肯涉及新闻消费方式的转变。谁在看报纸？这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
荷赛引导了国内的摄影记者，却对媒介转向关注不够。也就是说，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荷赛，是想通过一个关注度高的比赛来谈新闻摄影在当下的境遇以及面对媒介转向的应对机制。
我不主张媒介和技术去强力改变新闻摄影及其传播的链条，但可以肯定，它的改进会为这些信息传播和知识生产提供便捷，如果马修·布雷迪能拥有一台罗伯特·卡帕的35毫米微型格式莱卡相机，那么他所拍摄的美国南北战争还会是战后把死人进行排布，像展示家当财产一样的情景吗？
荷赛对于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将其长期的社会问题变身为瞬间的社会事件，将在日常中出现的视觉逻辑转译为一种戏剧化的视觉美学。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优势所在，但如今，社会事件的频繁度足以动摇荷赛的生存根基——那个总结性陈词的新闻年会。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事件背后的运行机制，那些由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构成的神秘人。
当信息生产的主体变成信息重组、共享的主体时，我们需要发问：摄影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个转变？有危机感吗？新闻摄影，得跟上了。（作者系影像评论人）
（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