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如果我们从当代艺术的生产、流通、消费这个三个环节来检视一下这些作品的社会循环过程时，就会发现，其实，“关心底层”云云，在这许多人手中与心中，除了野心就是利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关心社会“底层”的人多了起来，呈现社会“底层”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时髦。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关心是以据说是当代艺术中最时髦、最具当代性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行为艺术，比如录相艺术。
就内容(如果还有内容的话)而言，在城市里谋生的民工的存在，往往成为了这些宅心仁厚的艺术家们的猎奇内容与对象。然而，在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民工们往往只是他们一己“观念”的素材。艺术家们只把他们视为已经扩大为表演空间的三维“画布”上的活体颜料，或是一部成本不高、内容语焉不详、影像素质低劣的录相片的活动素材。总之，在这些作品中，民工们从来没有主体性，只是一种道具。当然，有人甚至会比我还激愤地说，他们本来就没有主体性嘛。然而，就这些艺术家们对于底层劳动者的态度来看，有的时候只能视为自私到了极点。他们只求民工为我所用，既不曾考虑作为民工的主体性，甚至公然有意无意地剥夺他们的主体性，而且也丝毫不曾顾及对方的人格与尊严。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君临一切，这好象正好应了“艺术高于一切”这句天条似地的，他们与生俱来地是导演，是主持，是主宰，但独独不是一个推己及人的人。
而在面对不解当代艺术“风尘”或同样心存鬼胎唯恐天下无“炒”可“作”的大众媒介时，他们却又以虚亢的高调，表白自己的正义、愤慨与崇高，美其名曰为底层“代言”。
然而，如果我们从当代艺术的生产、流通、消费这个三个环节来检视一下这些作品的社会循环过程时，就会发现，其实，“关心底层”云云，在这许多人手中与心中，真是成了一种连艺术鸦片也不是的东西。因为吸鸦片者，有时也许他总还有些自己的痛苦，因此要麻醉，要摆脱。然而这些心智清醒的关心底层者，从一开始就是毫无痛苦地关心着底层，从一开始就在算计着如何使自己的“关心底层”的利润最大化。经过仔细检查，我们会发现，在这三个环节里，其实丝丝入扣、环环相接者，除了野心就是利润。
当我们关心一下这些“关心”作品的生产环节时，我们发现，原来在这些作品的最初“酝酿”阶段，艺术家们更多的是在写计划书，四出奔走寻找赞助活动的金主与基金会。而当我们翻开他们的计划书时，往往会发现与他们想定的表现形式不约而同的行为艺术与录相艺术。虽然我们知道，当初的西方行为艺术与录相艺术的出现，其实都是艺术家不堪资本主义艺术制度的压制与戏弄，愤而以不可收藏、不可变钱的一次性的行为艺术与录相艺术来反对压迫艺术的市场逻辑。但到了现在，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行为艺术等本来应该担负一种反艺术商业化使命的样式，却最为急切地与资本拥抱亲嘴，最主动地向艺术市场投怀送抱。而行为艺术与录相艺术，说得缺德一些，在他们眼中，同时又是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与影响的手段。本来是以一己微薄之力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作对厮杀的行为自主的艺术方式，发展到今天，却成为了运用甚至浪费大量社会资源的宏大艺术“工程”，而艺术家则自然成为了这些工程的包工头。当初反叛的目的就这样被异化了。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再关心一下这些作品的流通渠道与环境时，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貌似关心“底层”的作品，或出现在如美术馆这样的权力构造精密复杂的制度化空间、或出现在早已令“朱门酒肉臭”这样的名句相形失色的极尽奢华之能事的高度商业化空间之中。然而，看来看去，就是不见这样的名为关心底层的艺术真正下到底层，走向社区，与社会公众对话互动，试图触发底层的主体意识。他们不是帮助建立底层的主体性，而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来使底层接受社会分化的现实为一种合理存在，反过来帮助他们认“命”，认受指使、被差遗的命。列宾式的巡回展览派的民粹主义热情、里维拉式的大众壁画的公共性诉求，在这样的流通渠道与环境面前，统统显得不合时宜或者反而显得做作矫情。
至于这些作品的消费者，则往往是那些已然“成功”、有暇关注底层的俨然三代富贵的绅士们与衣香云鬓的淑女们，你根本不要指望在这样的场所看见普通大众的影子。结果，“关心底层”的所谓“艺术家”，反而就成了这些抱定宗旨要来消费一把艺术者的弄臣与开心果。
也许是艺术形式的特质使然，这些作品基本上不揭发问题，更不要说尝试揭示结构性的体制问题，只是表面化地展示底层的存在。而这好象就是行为艺术与录相艺术的专长？只要以一盒盒饭的代价把民工成批拉来，只要把镜头对准他们一路拍过去。他们往往以给出社会底层的社会能见度来置换掉对于体制问题的反思与与批判，让真正意义上的代言落实于一个空虚的形式之上，并误导那些可爱的艺术爱好者与消费者们以为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在尽责任。这与其说是艺术的社会参与，不如说是以艺术为名与商业资本的共谋。于是，在这些时髦的关心底层的背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真正的虚伪。由于不能对抗体制权力和市场资本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的百般羞辱，这些犬儒主义实践者的艺术家们于是转而以关心社会“底层”的方式来人为制造一个心理落差，自我培育一种可以关心他人的优越感，以此化解、转移自己在别处受到的屈辱。于是，我也终于发现，所谓的代言，对于这样的艺术家来说，既没有代他人言，也没有使他人能言，而只是一种为了自己的“代”自己“言”。而对于底层来说，即使是所谓的“代言”，那也只能是以他们的失言为代价的武断的代言。
如此说来，与这些并不真诚的代言相比，也许那些并无关心欲，也无代言想的不时髦的非当代艺术也许要更真诚些，至少它们没有控空心思地用无辜的他人来说事，造势。
最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可能过于武断的结论，那就是：在关心底层的伪民粹主义的时髦外表之下，却是人本伦理与艺术精神的同时缺席甚至堕落，而暴露出来的只有贪婪、犬儒与卑怯。
（编辑：李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