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术史研究不是堆砌材料，只有从中发现并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材料才会活，才可能得到相应的精神价值。现在有些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缺乏或没有问题，只是按照规范格式填写的叙事材料。为什么研究?研究是否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学术界曾经深刻地探讨过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固然重要，但方法发端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本身比方法更重要。本期郎绍君先生的文章《从问题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美术史研究的本源性问题即发现问题，不能为方法而方法，因方法而伤问题。
美术史叙事的前提，一是要掌握充分的材料，二是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先说材料。任何历史记载都是残缺不全的，没有能还原历史原貌的完整材料，有的只是人类对历史记忆的碎片，或者是对碎片的局部整理。严格说，我们不可能真正地重构历史，尽管我们用“复原”和“重构”这两个概念。但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历史叙事都需对历史材料进行考证，这样才可能发现和重构历史。这是一个悖论。也正是在这个悖论中，研究工作才有意义，才有难度，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巨著包括艺术史巨著，都是以尽可能详实的材料作为证据、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艺术史研究。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法”，一重是文献，一重是考古。两者互相印证，才能有叙事的可靠前提。
提出真正的问题
有了充分的材料，接下来的事是提出问题，即从对材料的梳理引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预设。材料是史实，而问题是史识。史识得自对材料的研究，是思想与材料碰出的火花。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学做论文，有一堆材料，但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老先生，积累了一辈子的材料，但始终写不出有独到见解、有理论逻辑的文章。原因是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
所谓问题意识，只能从思考中来。思考能力因人而异，与天赋、学力有关，哲学家要求思辨力，美术史学者要求知识、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与相互作用。材料只是散乱的记忆，只有从中发现并提出了问题，材料才会活，才可能得到相应的精神价值。
宏观叙述是20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谈论艺术最常见的方法，但大多的谈论者都用时兴的理论话语套用历史的艺术现象，而较少从真实的艺术现实出发进行综合的或具体的研究，有的甚至连起码的艺术史事实也不顾。这不是宏观叙述方式的过错，而是运用者的出发点、态度和具体方法出了问题。
个案主要指对单个艺术家、作品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课题，它以个别为对象，从个别透视普遍。做个案便于深入，有益于克服“大而空”。但个案不是罗列琐碎的材料，它必须提出并贯穿与材料血肉相连的问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而非假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实证是“我注六经”的方法，强调主观解释是“六经注我”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形成了史学研究的两种类型。前一种类型多科学理念，后一种类型多想象力。现代中国的艺术史学虽也能看到这两种类型与方法的影响，却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派别，没有出现经典性的著作。有的著作近于“我注六经”的类型，但仅限于美术史文献的梳理与归纳，还谈不到对材料的精密考释，缺乏问题意识，鲜有创造性的综合论述。
一些美术史的著述蔑视史实，曲解古人，是“六经注我”的极端类型，而支配“注我”的还不是想象力，而是各种决定论和目的论。改革开放后，我国艺术史研究迅速多样化。把艺术史放在一个目的论框架、视艺术规律如生物演化规律者有之，重视直觉、经验、心理、情感，强调从艺术客体转移到认知主体者有之，把西方理论语言学、解构主义、图像学、风格学移植套用到中国艺术史研究者有之。但学风浮躁，浅尝辄止，生搬硬套，抄袭杂拼沦为风气，这一多样化趋势还未曾给艺术史研究带来根本的变化。
问题还有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分，有意义无意义之分，正意义负意义之分。美术史论研究，时常出现“潮流”与“跟风”现象，如把文人写意画一概否定，把“四王”一概否定，把“南北宗说”一概否定，或者反过来，说某某流派和画家好，就什么都好，好到家了，而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美术史研究当然可以推翻陈说，提出新的理论和看法，但要拿出充分的根据，作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总之，美术史叙事，先要在材料上下够功夫，有根据地提出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跟风跑，人云亦云。
运用恰当的方法
历史不可避免地残缺不全，我们用以回答历史问题的材料必然有漏洞和局限，如果说“历史是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就要求不断地、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但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对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须能小中见大，提出并回答某种有意义的问题，这就要求有宏观的视野、思考的能力、恰当的研究方法。为此，需要读书借鉴，学习经典，培养通识，求取“致广大尽精微”的本领。
我在作具体课题时，常感到知识、理论与方法的贫弱。应急之时，只能临阵磨枪，边学边用。但我坚持这样的原则：明白则用，不明白不用，合用则用，不合用则不用，用得自然则用，不自然则不用。方法重要，但方法发端于问题，问题不同则方法有别，从根本上说，问题本身比方法更重要。学习前人方法不可或缺，但不能生吞活剥，削足适履，为方法而方法，因方法伤问题。对许多艺术史家来说，方法往往是研究预设的一部分，反映着他的思想与习惯。我对方法所知甚少，也不刻意追求，我觉得，如果在发现问题之前就预设了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用既定方法去套充满个性与偶然性的艺术现象，也许就抓不住或不能深入到问题中去了。从问题出发，自然而然地综合各种方法，也许是恰当的方法。
以综合材料、多媒体、新媒体为中介的现代观念艺术及其阐释方式的影响，以及一代年轻学者对传统论说方法的逆反，导致了一种只关心艺术外部关系、不关心艺术本体和内部关系的社会学方法的流行，热衷于用时髦理论套用艺术现象，却较少在艺术史研究中对社会学方法进行探索性实践，这引起了老一辈艺术史学者的担忧和警惕。
因此，我们还需用心于健全和发展对艺术外部关系的研究。但另一方面，老一辈史家的警示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研究中国美术史，不重视对作品的感受、对真伪的鉴定、对风格的辨识、对其特殊的形式语言的透析，没有基本的鉴赏力，是无法入其门径、领悟其真谛的。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