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标志性的大烟囱（右）和新建的砖墙金字塔（左）
泰特名誉馆长克里斯·德尔康
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空间改造前的原貌
我的官方名称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名誉馆长，这意味着，我是即将离任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我会在2016年9月1日卸任馆长身份，然后去德国最著名的——也是最艰难的——柏林人民剧院（Volksbuhne Theater）担任总监。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比较微妙的。
在我计划离开的阶段，也一直在负责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项目。就在6月17日，泰特现代美术馆迎来了扩建后的盛大开幕。作为即将卸任的馆长，我现在有相对更多的言论自由度。
私人博物馆是否关注传承性、可持续性
我们对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遐想。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是48%表示要留下，52%要退出，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离开欧盟，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依然是中立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机构，在国际主义的大背景下，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我觉得，泰特现代美术馆代表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文化。
同样的事情，也在欧洲其他城市发生着。我的新工作是在德国的柏林人民剧院。这份工作，同样关涉本地身份和国际主义两者之间的张力。将伦敦和柏林两相比较，柏林更处在一个转换和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张力可能更具有建设性。不像伦敦，我觉得这次公投并没有展现出民主性。自此以后，也许我们不该再称之为大不列颠，而应该称其为小不列颠。
柏林是一个真正开放自由的城市，相反，我觉得伦敦被金融行业所裹挟。非常不幸的一点，说到伦敦，其实现在就意味着金融。
几年前，泰特现代美术馆要进行扩建的时候，有很多漫画，描述未来伦敦的私人博物馆或者公立博物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漫画中，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香槟馆、VIP包厢、豪华车库，很多都是为亿万富翁专门设立的空间。很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个描述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私人博物馆在更多情况下改变了艺术市场的规则和走向。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印第安纳琼斯和私人博物馆的废墟》。
我当时给德国一家报纸写了这篇文章，设想私人博物馆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看到私人博物馆有很多钱，可以买下非常好的艺术作品，这点可能是公立博物馆做不到的。但公立博物馆更注重历史传承，留住历史记忆，私人博物馆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公立博物馆代表的是可持续性，代表长期发展，私人博物馆至今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只是在市场上大量采购艺术品，将其集中呈现于一个博物馆，却又在5到15年后关门大吉。这对于整个艺术市场、艺术界都是一种损失。
我建议好莱坞拍一部“印第安纳·琼斯”的续集，让“印第安纳·琼斯”在40年后来到上海，当代艺术在那个时候变成了遗迹。但是这位英雄可能会遭遇保险公司的威胁，因而他没能获得成功。很遗憾，好莱坞不喜欢我的这个剧本。
当然，我们需要在公共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之间做出一个平衡。没有私人博物馆，中东的面貌会大不相同，他们不会收集那么多艺术作品，也不会塑造起这般文化形象。没有私人博物馆，亚洲、拉美也不会有这么多当代艺术成长的空间，这可能我们私人博物馆带来的贡献。
但我仍然要质问，这些私人博物馆是否制定了政策，使其本身有传承性、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性。当代艺术如果只能在当代存在，那是很糟糕的，我们必须要为长远思考，否则，不过就是在购物而已。
博物馆的未来，在那些微小之处
公立博物馆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泰特现代美术馆也许是大型博物馆扩建最后的案例。未来，博物馆扩建的资金应该会非常紧张，加上英国脱欧，对于公立博物馆的扩张也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未来的小型博物馆或者微型博物馆，你能想到有多小，它就可以是多小。
我举一个例子，印度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戴雅妮塔·辛格（Dayanita Singh），她周游世界的时候，随身携带着自己微型的摄影博物馆。
在上一次威尼斯双年展，我看到中国建筑师王澍。我的好朋友拉什·穆勒也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办展出，他出版过关于王澍的建筑作品集，关于中国的建筑作品集。
我发现，一些普通的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很多年轻的建筑师，他们正在中国大地上做出很多不凡的实践。在中国大都市，例如上海，有很多很棒的公立和私人博物馆。但是在中国的小城和乡间，更多有趣的博物馆正在出现，这对于博物馆学来说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拜印第安纳·琼斯所赐，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现很多有趣的微型博物馆，在印度，在阿曼，在巴勒斯坦，在约旦，我们在一些古城工作，也在巴勒斯坦和约旦的社区展开合作。
这也是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做的工作，希望和这些小型博物馆、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展开合作。不像蓬皮杜、古根海姆或者卢浮宫，我们并不会在英国以外建设我们的博物馆分支。我们更希望和其他区域比较小的艺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印度、阿曼、约旦，还有中东地区，我们都在积极探寻这样的合作项目。包括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等，这些双年展非常有趣，我非常希望能与这些双年展展开广泛的交流合作。
相应的，一些艺术家也会
主动去创建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例如刚才提到的印度摄影师戴雅妮塔·辛格。西非贝宁一位艺术家米查·伽巴（Meschac Gaba），他发现很少有博物馆会展示非洲当代艺术，所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包括7个侧厅。泰特买下了这件作品，并提供足够的空间对其进行展示。
很多艺术家会去重新想象一个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现象并不新鲜。从前的艺术家也是这么干的。19世纪，因为提交作品被官方沙龙拒绝了，库尔贝在官方沙龙的旁边开办了自己的小型博物馆。
这样的趋势非常有趣。在日本直岛，他们邀请一些艺术家设计自己的博物馆。在德国科隆，一位艺术家在几周前开办了自己的博物馆。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在意大利比耶拉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和美术学校（1994年）。作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去聆听艺术家的心声。
贝尼生（Benesse）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家出版机构。他们将艺术作品带到直岛，并且与当地的渔民合作，将一些废弃的房屋改造成文化场所。这个岛屿不仅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终端站，吸引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同时，也成为当地文化复兴的一个楷模，能够惠及本地居民。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有钱人可以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不仅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高瞻远瞩。
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
现在艺术在种种表现形式上越来越多接近政治，就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做的展览（“陈劭雄：万事俱备”）。现今的政治也越来越像艺术，政治家也常常模仿艺术家。我知道现在国际上很多政治家都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是不是好演员。
僵尸游行的参与者是非常好的演员，因为我们分不清楚这个是艺术行为，还是政治宣言，或是什么样的运动。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僵尸主题的广泛回归，在全球各地，充斥于电视、电影、艺术，也存在于各式游行之中。我的女儿也非常喜欢看僵尸主题的电影。3年前，她非常迷恋一位吸血鬼演员。虽然有些人会笑，但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女儿想要什么。
僵尸代表了什么？它会死，死后还会复生。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和政治文化，有时候把你弄得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这些人为什么想要扮演僵尸？因为僵尸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在躯体死后重新回来，回归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夺回此前所失去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常常出现于各种政治游行当中。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等地，穷困的、生活状态很差的年轻人，他们每周都在街头扮演僵尸，他们希望重新回来，夺回他们所失去的身份。
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社会运动不仅体现在僵尸游行，还有一些新的元素，例如运用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工具。在西班牙，有一个普拉多媒体实验室（Medialab-Prado），这个名称是针对普拉多美术馆的一个戏仿。普拉多美术馆展现的是国家富有阶层的收藏，例如戈雅等大师杰作，普拉多媒体实验室希望展现普通市民阶层的丰富性，因此他们创建了新的交流平台。这也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在做的事情，我们创立了泰特交换（Tate Exchange）。泰特交换的意义何在，它欢迎民间机构、小型机构加入进来，也许因为资金的原因，这些机构在大都市伦敦无法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伦敦是一个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城市，可能它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背后有很多贫困问题。在这样一个城市中，如何运营公立美术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世界、艺术世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我觉得热情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度挖掘。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不要过于热情。我把自己定义成悲观主义的战略家。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在泰特交换的空间内应该设置一个VIP包厢，专门提供给实习生的VIP包厢。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首创，其他一些机构也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是我们的设想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我们需要唤醒实习生的活力和激情，让他们得到成长。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同样教会他们如何无视最后期限，如何迟到，如何睡过头，如何带薪上厕所。这也是应对自我攫取的技巧。
我们看到在电影、文学甚至艺术作品中，睡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睡觉是人类仅存的反抗形式。睡觉非常重要。泰国一个电影导演拍摄过很多关于睡觉的电影。睡觉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动作，它让你处于在与不在之间。你们将会在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睡觉的艺术作品。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一场讲座、一场电影当中睡觉，代表你信任这场讲座、这场电影。
当然我们不能一直沉睡，有些时候，依然得保持清醒，对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状况保持警觉。Assemble（组合）是去年获得特纳奖的一个建筑团体。他们由非正式艺术家和非正式建筑家组成，成员之中仅有少部分人真正拥有相应文凭。他们与不同的人群合作，去改变社区的空间，改变建筑的面貌。收藏家和销售商特别反对他们获得特纳奖，因为他们觉得这帮人所做的东西不是艺术，它们无法被收藏。
博物馆是众人的欢愉圣殿
16年前，艺术新闻（ARTNews）有一个专题报道，关注“博物馆兴建潮”（2001年10月），当时艺术博物馆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的博物馆依然在不断发展，有时候，我们发现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它的发展，是为了创造更多空间，提供给新的艺术展览形式。这也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一年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了关于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展览。我觉得他是建筑方面非常好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思想，刷新了人们对于建筑、展览的认知。但是私人博物馆不会做这类展览。我曾经和一位著名的私人收藏家交流，问他你觉得能为一些电影作品举办一场展览吗？他回答说，这不是艺术，这是电影。我也提起了尤纳·弗里德曼，他说这不是艺术，这是建筑。我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我在英国，我必须要有礼貌。
现在的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媒介，能够不断地去吸收其他学科的理念，同时对于相应学科做出反馈。不一定其产出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交流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注重这种双向的交流和沟通。
“天才艺术家”和“天才策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同样有“天才观众”。不久前，《经济学人》的关于博物馆的系列报道“欢愉圣殿”（Temple of Delights）（2013年12月）引用了维多利亚·纽豪斯（Victoria Newhouse）的话，她说：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内敛的集装箱，而是一个丰富的伴侣。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圣殿。
谈到令人愉悦的圣殿，我们不能不提及一张照片，就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03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所做的装置作品《天气计划》（Weather Project）。这个装置作品吸引了大量人流，数千人涌入美术馆，在这个空间中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场景让馆长、策展人、艺术家、保安都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在里面闲逛、野餐、睡觉、恋爱，甚至做着自己的艺术，他们自顾自地做着这些事情。感谢艺术作品，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成为了一个奇异又开放的空间，依然有一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奇怪的事物，不同的臆想，荒诞的感受……大的小的，昂贵的廉价的，并置于同一个空间之中，这些另类之处，这种包容性，正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所在。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还举办过多次这类广受欢迎的展览。我们相信，所谓的美术馆的扩张并不一定是不断兴建新的建筑，也可以将一些新的艺术和展览形式纳入我们的空间。这也是我们为泰特现代美术馆描绘的蓝图。
当我们考虑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计划时，我们不希望在原本建筑的旁边正式地兴建很多建筑。它的更多空间是往地下发展，我们充分利用了原本的空油罐、开关房的空间，将更多艺术形式纳入其中，也为更多人提供与艺术相遇的机会。这是我们的计划，这个空间是公共性的完美诠释，也是在城市之中构建了一个城市。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开张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人们穿着蓝色雨衣站在雨中参加开馆典礼，这个场景显得特别寻常。反映了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场所，它和邻里之间的紧密关系。
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一个砖塔，我们隔壁是一栋玻璃高楼。从博物馆里可以看到玻璃幕墙之后的住家，我们的邻居大多数不住在里面，这些建筑都是空的。这些房屋是中国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很多外国投资者买下的。我称他们为金融难民。
我在博物馆里，常常打量这些房屋。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建筑，整体入住率只有30%左右。尽管里面常常没有人居住，但是室内设计师为这些房屋选购了昂贵的家具，书架上摆放着艺术和时尚类的书籍，非常高非常大，我称之为咖啡桌书籍。经我观察，其中有一本非常沉重的书籍，是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拍摄的裸体女人，这本书有17公斤重，它讲的是性、艺术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博物馆是人们聚首的地方，也是一个观看的机器，或者说，是人们可以肆意观看的地方。你可以审视艺术品，也可以穿越艺术品审视他人。回溯艺术的历史，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它们强调的也是不断去观看，用新的眼光去观看。
实际上，人们走入博物馆是期待着相遇，知道一些事情的人们期待着遇到知道另一些事情的他人。多年以前，泰特现代美术馆做过一个观众调查。我们询问人们，他们来博物馆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观众希望得到美学的体验和灵感启迪。更多人希望在这里获取知识，遇见他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策划的国度。有那么多事情，选择、评论、讲述故事——一言以蔽之，策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博物馆也许会变成一个成功的大众传播工具，即便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吊诡的是，艺术作品越在网络上出现，人们就越是想去博物馆。他们希望知道这件奇怪的物件在其他物件之中会体现出怎样的意涵，一位策展人为什么、如何将之安置在一起。我经常会这么说，“我们提出谷歌无法回答的问题”。试试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十年前不喜欢这件艺术作品，却在此刻突然喜欢它了？”
当有这么多数字化的工具帮助我们做出决定，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博物馆也许是最合适的地点，你不介意会看到旧的紧挨着新的，便宜的紧挨着昂贵的，愚蠢的紧挨着机智的，熟悉的紧挨着陌生的。未来的博物馆不再是展示新和更新的舞台，它会是各种不同东西的组合的完美地点。
问答
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个决定对文化艺术会有怎样的影响？
英国退出欧盟对于我们整个文化机构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中间状态的机构来说，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一个结果。这是对于国际主义的背离。对于我们合同协作的打击，可能会让我们因此损失10亿英镑的资产。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对于戏剧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针对那些艺术销售商和私人收藏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现在他们可以支付更少的税。他们会说，公投万岁，退出欧盟万岁，私人博物馆终于可以迎来美好未来了。
今年年底，你会去柏林人民剧院工作，选择这样一个新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柏林这个城市正处在转换之中，各种张力之间。柏林人民剧院也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不断在变化发展。他们的上一个总监在位已经25年，当他们邀请我去担任新的总监，我也觉得非常诧异，为什么是我？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剧院，明年秋天，在上海，我们会看到这个剧院呈现的一个12小时时长的作品。
还有一点，我可能需要去找一个更加清静的地方，可能不会呆在艺术圈。因为这个圈子里人太礼貌了，报喜不报忧，总是在庆祝。买一件什么东西，又有一个收藏，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庆祝一下，但是好像从来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如果有人花100万买了一件作品，这个作品不能接受批评吗？这个态度完全不对。我也慢慢厌倦了艺术圈的种种现象，我已经觉得太无聊了。
【本文系作者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 ）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演讲实录，Gordon Cao现场口译，朱洁树整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