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当代艺术短暂的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段悲喜交加甚至带有某种屈辱意味的历史：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以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时候，在中国传统主流的艺术家眼中却被视作洪水猛兽，特立独行的作品是被嘲讽的，像样的工作室和展览基本上是没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当时的仓皇和尴尬可以想象，能坚持创作并取得成就简直就是奇迹。这种局面进入九十年代后彻底被改变，那些曾经被侮辱的被排斥的作品，开始得到西方一些机构和收藏家的认同及追捧——不管对方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都得承认中国当代艺术是在商业资本的牵引下进入西方社会的视野。

　　这么说并不包含任何贬义，事实上如果不是西方资本的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肯定比眼下要弱，艺术市场的进程也肯定要比现在迟缓得多。资本力量带来的影响力有时候远比学术力量所带来的要巨大得多。但任何的资本其背后都可能代表着种种难言之隐的利益、立场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资本想必不会例外。当这种资本力量单极地、一边倒地集中在西方少数的机构和藏家手中，很容易造成交往上的不对称和不平等，至少难以保证衡量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难免不陷入某种单一的、甚至偏见的评判中。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当代艺术并不仅仅只有那些被政治符号化了的作品，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恰恰是这些只能代表中国艺术生态中某个局部的东西，在西方社会中大受欢迎，广为传播。以至于大名鼎鼎的英国萨奇画廊在2008年的新馆开幕展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最新认识，还是停留在“革命在继续”的可笑认知上。

　　如果说西方之所以选择中国当代艺术，仅仅是出于猎奇，或者是只停留在资本投资的回报上，未免显得过于幼稚和天真。显然，逐利是所有资本介入的重要因素和动力，选择具有明显中国政治符号特征的作品，一方面为西方社会提供了自以为是的解读中国政治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中西方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对抗的筹码，毫无疑问会提高投资回报比重。但在我看来，掩盖在这种资本运作下的、包含着掌握制订艺术标准的话语权，远比纯粹的资本逐利更为重要。通常情况下，丧失话语权意味着逆来顺受，意味着乐意或者不乐意都得接受某种标准——哪怕是不可思议的曲解和误读。当中国当代艺术沦落到只有被选择的地步，或者说只能以西方固有的艺术史经验和商业价值作为评判标准，那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多种可能性，更为关键的是一旦认同了这种选择和被选择的从属关系后，就等于在不知不觉中饲育了内心渴望被选择的某种“奴性”——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结果更为致命的了。

　　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有着某种令人难以理喻的傲慢和优越感，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上。正如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对待小说，曾经骄傲地宣称：“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是欧洲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是在不同的语言里进行的，但它属于整个欧洲。”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也一样，西方特别是欧洲悠久的艺术传统，值得只有短暂历史的中国当代艺术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但显然需要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学术基础之上，而不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的狭窄地带。正如生活在现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早已对先前政治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关注发生了偏移，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这是一个以艺术为本体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所要担当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比前辈艺术家更清楚东西方艺术的差异，在创作上不再盲从于西方艺术方法论，作品可能包含着西方艺术以往的经验，但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的继承和回应。唯有如此，才可能充分凸现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体系中独特性的一面，也才可能将中国当代艺术可能性的疆域，拓展与深入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不可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化进程，使中国的政治及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代艺术当然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社会急剧的变革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其认知和适应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不用说一个政治、宗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异域他国了。

　　如何打通这道屏障，消除隔阂，增强中国当代艺术与外界的交流，让西方社会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演变和发展进程，正是我们创办《ART IN CHINA》这本杂志的初衷与目的。在这之前，中国本土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本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体的西班牙文和英文的双语杂志，我们很荣幸成为第一家。我们将结集中国当代艺术界中最优秀的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在中国火热的现场，告诉你如何去观看中国的当代艺术。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