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真真

　　当“极简主义风格”、“简单就是好”成为中国大街小巷一句耳熟能详话语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些西方极简主义大师的作品时，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我们不能理解当时它能给西方艺术界带来如此的轰动；不能理解马列维奇在一个白色底上画上一个黑色方框之后，兴奋得连续七天不吃不睡；不能理解几个相同方块的一字排列也可算是一件艺术作品；不能理解在一个好端端的艺术馆展厅里安放一个巨大的X形的黑色钢架结构会有什么美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对它如此耳熟呢？从我们对当时极简主义艺术作品的陌生程度来看，不可能是通过这种艺术形的传播而接受它的，如此看来是另有其因了。

　　其实，稍有点国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对“简”的追求在中国早已有之，极简主义“少即是多”的思想与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去繁就简”的文化心理一拍即合，就注定使它在中国比其他一些西方的“主义”流传得更为广泛。

　　极简主义的出现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大规模能源危机为背景的，其理念可以直接追溯到抽象主义艺术家蒙德里安和俄国构成主义等一些前辈艺术家以及包豪斯学院的美学观。极简主义提倡“不多一分不少一分”的最低限度，排除一切不需要的因素，以求达到最精的状态。可见极简主义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带上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且是一大批艺术家对社会现状思考的结果。而在这之前，康德就说过“只有形式的才是普遍有效的。”他相信全人类对“美”会有一种普遍的共通感，那样的“美”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具体内容。受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家有意减少一切与个人情感有关的因素介入，甚至避免观者的感觉。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就始终坚持其雕塑作品的“非环境性”（non-environmental），他要求他的作品必须是脱离观者的，也不想让作品进入观者之中，他的作品体量通常十分之大，带有纪念性，似乎要赋予作品本身独立存在的权利。

　　这样一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有点极端的做法，却是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反叛传统的一种体现。为了寻找真理，西方的艺术家可以质疑一切现成已有的东西，可以质疑何为艺术？艺术何以存在？艺术将如何可能等等的问题。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革命意味，由此，他们能够出现那么多大相径庭的艺术流派，能够做出这么多大刀阔斧的改进，能够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完成作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在中国，这样一种反叛的精神，在以往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却始终不那么强烈，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分不开。宗族一直是中国人所有价值的核心，王朝会解体，家族却从来不会解体，在中国人眼里，血缘的延续比任何个人的生命都重要，这样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层相扣的社会结构，永远是稳固的。以殷周时代作为文化的发生期，之后从汉代一直到清代，粗略地说，都可看成是儒家文化的凝固期。虽然在汉朝有一个道家思想勃兴的时期，在六朝有一个佛教文化思想流布的时期，但他们都只能算是伏流。映射到艺术领域，其起伏波折也就波澜不惊了。这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艺术一直崇尚“简”，却不会像西方那样破天荒出来一个单纯为了“简”的“极简主义”了。

　　事实上，现在流行于中国的所谓“极简主义”，多是出现在实用领域比较现代的一种风格样式。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带着几何性的极简雕塑，与高耸规则的摩天大楼交相呼应，散发出新时代的都市气息；简约大方的家居装饰、家居物品也备受白领们青睐；极简的服装，因其中性、简洁、独立的剪裁和用料上的讲究，而成为一种品位较高的服装风格：带点简约风格的音乐、电影，也成为当今年轻人所追求的另类时尚。

　　看来，中国此之“极简主义”，已非西方彼之“极简主义”了。

　　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会带来新的文化视角，随着认识的加深，我们会思考这样的一种东西在引起我们最初的新鲜感之后，是不是真正打动了我们？会不会沉入我们的内心而日久弥新？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真正的价值所在。朱光潜先生说得好：“我们在努力之中应该有相当的忍耐，把眼光放远，把脚步放稳。”对以往一些现象的思考总结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认清所走过的道路，并从中找到文化的发展方向。

　　如今，西方的文化艺术界正在刮起一股溯源之风，东方的一些文化观点也开始步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开始强调艺术的原始性，要求它回到前逻辑层面；开始肯定直观、想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中的作用；开始消解知性与感性，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种种界限。而我们现在正在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思想的传统突遭动摇，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也在剧烈转变，中国人在这个新文化思想发生期的启端，努力地学习。这种双方的努力无疑使我们在这一时代有望寻找到一种自主的、丰富的、感人至深的诗学。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