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味

    我们常说的当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的“不确定性”应该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人类历史经验而言，已经存在的人类历史经验无法把握它，所以叫做“不确定性经验”。但“不确定性经验”对于创造这种“不确定性经验”的艺术家来说，却不是“不确定”的，而是有了新的“确定性”，有了这个新的“确定性”，才能说是对“已经存在的人类经验”的超越。这个新的“确定性”需要艺术家的超越性判断，这就像科学研究，有了这个新的“确定性”，才能说获得了新的科学知识，人类的认识就向前进了一步。
　　
　　当然，这种新的“确定性”不可能一下子“历史化”，即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真理性共识，但这不能说当代艺术不需要这种新的“确定性”、而要永远处在“不确定性”中，即这不能说艺术家不需要作出超越性判断。如果停留在“不确定性”，那实际上不可能质疑“已经存在的人类经验”，艺术家等于什么也没做。当代艺术就是要让人看到你的超越性判断，这种超越性判断才是艺术的真正智慧，而超越性判断就是新的确定性。
　　
　　所以，从艺术家个体的超越性判断来说，当代艺术的所谓“不确定性经验”其实还是“确定性经验”，是个体艺术家的“确定性经验”，可称之为“个体确定性经验”，只不过它是否为“正确”的经验（认识），还需要历史的检验，当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被历史所检验。所以，“个体确定性经验”的“确定性”是针对个体艺术家判断的“超越性”、“明确性”和“肯定性”而言，“个体确定性经验”的“不确定性”是针对个体艺术家的超越性判断对于人类历史经验的“陌生性”和有待历史进一步检验的“不确定性”而言。这就是说，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艺术家如果认为自己的某种新的认识事物的经验是“超越性”的，这就意味着艺术家对于自己认识的超越性判断是“确定性”的，而且艺术家需要将这种“超越性”力求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准确无误，而不是有意模棱两可、糊糊涂涂，如果自己都不“明白”、“确定”，那如何让人知道你的经验是“超越性经验”呢？尽管读者对艺术家的认识的认识可能有许多不同，但这不等于艺术家的认识不需要明确的超越性判断，可以说正是因为艺术家的超越性判断是明确的，才能保证读者对艺术家的认识的认识才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有了这种倾向性，“个体确定性经验”才能有望达成真理性共识，才能有望“历史化”，人类的认识才能向前推进。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真正的“超越性经验”都具有历史相对“确定性”的性质，“不确定性”则无“超越性经验”可言。
　　
　　汪建伟对当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的认识，还是就“不确定性”来谈“不确定性”，并没有对“不确定性经验”进行超越性解读。他说：
　　
　　“艺术你得允许用不同的方式来获取，包括，它满足某种经验的方式，或者它挑战某种经验的方式，我们创造一个新东西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质疑的是它能如此快的被历史化，历史化，就是你会马上感觉，你说它好，你依据是什么，那依据一定是昨天的经验，它证明了你昨天的经验的正确，我认为这是判断艺术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它不可能被迅速历史化，抽象点讲，它就需要一个对不确定性经验的把握，包括知识系统以及怎么使用不确定性经验，也有一个用不确定性经验把握的心和你用确定性经验马上得到的那个心，是不一样的。当代艺术是要创造这个东西，你看鲍里斯在上海当代的第一句话，什么叫当代，就是说不是在传统的经验当中，又不陷入到对未来的策略腐败作用，当不存在于这两个时间当中，就是当代。”（参见《汪建伟——谈当代艺术不确定性与短缺性制造》，网上可搜索。下同。）
　　
　　“不确定性经验跟知识是一个共同体，包括科学的介入，大量的科学，和大量的用科学的方式去阅读世界所产生的知识经验。艺术本身一直在挑战这个东西，每个艺术家个人甚至他的性格，所有的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对不确定性经验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分作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一个ａｒｏｕｎｄ的知识系统下读它，我们仍然要依靠我们非常确定的经验，娱乐化导致一个可怕的东西，用最短最直接的方式去阅读明白，我们误认为世界上最高级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确定使这个世界变得两个字都能搞定。既然这样，它就是对所有世界的一种否定，用肯定否定所有的差异。”
　　
　　用“昨天的经验”能够把握的经验实际上不是“超越性经验”，当然这种经验对于人类历史经验来说它是一种“确定性经验”。而对于“不确定性经验”，汪建伟的叙述是混沌不清的，更没有明确的超越性解读，什么“不确定性经验把握的心”，什么“又不陷入到对未来的策略腐败作用”，什么“不确定性经验的共同体”？这种话语都是说不清楚“不确定性经验”的。我们可以从汪建伟说艺术本身一直在挑战“用科学的方式去阅读世界所产生的知识经验”的观点中，分析汪建伟对当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的认识是否具有超越性。汪建伟实际上是认为艺术经验是挑战科学经验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来源于“科学是理性的、艺术是感性的”这种习惯性观念，结合汪建伟对“不确定性经验”的推崇，那在汪建伟的认识中，艺术就是用感性的不确定性来挑战科学理性的确定性。这种对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的认识恰恰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如果说艺术还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的话，那么从认识的本源意义上说，艺术与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是没有本质不同的，它们都需要感性和理性，只是程度有不同，在根本意义上，所有的认识——只有还称得上是对世界真理的认识，都可以说是科学的认识，都需要科学理性。艺术的感性上升到艺术的理性后，艺术认识就是科学认识的，科学同样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艺术认识和科学认识只是最后的表现形式有一些不同而已。所以面对一种新的、用人类历史经验无法确定的“不确定性经验”，恰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解读方式，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正是要搞清楚艺术家的所谓“不确定性经验”——即“个体确定性经验”所隐含的对事物的新的“确定性”的认识——“超越性判断”（这种“超越性判断”可能隐含一种认识事物的新思维），而不是以为艺术家什么都不确定，以至读者可以漫无边际地想象。这种莫名其妙的想象实际上不会真正地搞清楚艺术家的“个体确定性经验”的超越性判断，读者不会获得超越历史经验的认识事物的新思维。也所以，从超越性思维的角度讲，当代艺术的差异就是不断创造认识事物的新方式，这个新方式对于艺术家来说总是“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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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汪建伟对当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缺乏超越性认识，还是在以“不确定性”来针对“不确定性”，所以汪建伟对当代艺术到底是在创造“短缺”还是创造“丰富”的认识，同样混乱不清。汪建伟说：
　　
　　“我一直以为当代艺术在创造短缺，跟大众的关系就是制造短缺而不是丰富，制造在很正确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洞，这是唯一跟大众的关系所在。不是充当社会的某一正确性、指路明灯、或者是介入社会、工具等，都不是。谨防当代艺术使用化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把它变得有用。”
　　
　　“它制造的短缺就是，对不起，所有正确性所产生的系统里不生产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回到当代艺术最核心的部分，一个吃了不消化的东西，在哪里都是硬的。”
　　
　　当代艺术以新的认识方式提示出了认识事物的既定认识方式的缺陷（问题），表面上是使大众认识事物的经验因某一方面“失效”而“短缺”了，而实际上因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经验，所以大众的认识反而更“丰富”了。“所有正确性所产生的系统里不生产这样的东西”不正是“丰富”了认识系统吗？又由于艺术家提供的新的经验是超越性的，而这种超越性恰恰又可能成为社会的新的“正确性”和新的“指路明灯”，尽管它不是绝对正确和永恒而注定要被新的认识所超越，但它毕竟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参照。所以，当代艺术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是必然的。而正因为社会对于新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可能“吃了不消化”，所以要求当代艺术必须是“超越性”的，而且是“明确性”的，因为，即使个体艺术家的“明确性”的“超越性”最终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社会至少因为知道它的“超越性”的具体情况，而可能找到如何吃它的方法，哪怕吃了“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知道是什么东西及其如何导致“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找到如何治疗“消化不良”或者“中毒”的方法等等；不然，将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投给社会，那如果社会真的发生了“消化不良”或者“中毒”，岂不是无可救药？
　　
　　这种“个体确定性经验”的创造还牵涉到所谓“跨界”的问题。汪建伟说：
　　
　　“我现在很少提‘跨界’这个词，这个词不灰色，这个词本身就有明确性，认为世界上界限是很清楚的，你的行为就是要跨过去，又跨过来，暗含了两个之间是有一道墙的，在这个事情还没确定之前，墙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努力创造出一个思维方式，首先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墙，我才能觉得我的工作是在不是墙的地方开始；或者是你认为这是墙，但是你的工作是让这个墙不显现，娱乐界创造的‘跨界’，实际上是跨行，去分享对方的果实。好比是‘翻墙术’，这边吃饱了，那边溜达去，那边再溜达过来，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有时候我迫于无奈，强调一下知识系统的共享。”
　　
　　满宇也用汪建伟的说法向我提问：“看到汪建伟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跨界，他说艺术家现在跨界，大多是跨到对方，享受现成的成果，并没有创造性，你怎么看？”“艺术家如果进入到比如社会学领域，那么他的意义在哪里”（满宇与我在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日的ＱＱ通话）
　　
　　汪建伟和满宇的意思是说当代艺术的“跨界”（比如说社会学跨界），实际上是应用其它学科的已有的知识系统，所以这样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创造性，它其实还是一种历史确定性经验，只不过不是艺术而是其它领域的确定性经验而已，它并没有创造“不确定性经验”——即我所说的那种“个体确定性经验”。然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跨界”的误解。当代艺术的“跨界”有以下二个方面的含义：
　　
　　１、将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纳入当代艺术，由此拓展了艺术的研究对象。但当代艺术关注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目的和内容并不与其它学科相同，比如当代艺术关注社会问题，重在揭示这种问题对于人的意义，而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这种当代艺术的“跨界”并不存在享受其它学科现成成果的问题，而是反而拓展了人的意义的领域。
　　
　　２、借用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拓展艺术的方法论。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由于与人的意义有关的问题既是个体问题，但更体现为社会（群体）的问题，因为人的意义总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确立，所以，为了创造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的特定观念——特定文化批判观念，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不可能再主要依靠艺术的感性思维方式，而纳入社会学的理性思维方式作为方法论的主要方面就是很自然的事，但纳入社会学的理性思维方式的目的与结果是为了创造特定文化批判观念，这与通常的社会学也有不同。所以我常说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我将这种新的社会学称为“问题社会学”。“问题社会学”重在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所以艺术借用社会学的方法产生了新的艺术方法论——当代艺术方法论，使艺术能够更深入地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那么当代艺术包含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这种新的经验既不是其它学科已经存在的，也不是艺术原来就有的，它其实是一种我所说的新的“个体确定性经验”（对最开始使用这种方法论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实际上当代艺术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包括思维）完全是为了不断丰富当代艺术的方法论系统，并不是孤立地应用，它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交融、碰撞而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学科跨界都是如此。所以，从方法论角度讲，当代艺术的“跨界”也不存在享受其它学科现成成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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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跨界”的含义就是学科的拓展，而学科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学科的“边界”——即汪建伟所谓的“墙”，否则，不知道学科的边界，又如何拓展学科的边界呢？也所以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工作都是在边界的“墙”的地方开始的。学科边界永远存在，艺术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不断拓展了艺术的边界，而使艺术不断有了新的边界。想让艺术在实际上没有边界是艺术家混沌思维的幻想。有了新边界，旧的边界就不存在的，这不是像汪建伟所说的艺术家的工作“是让这个墙（边界）不显现”，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艺术家的工作不是拆除艺术的“旧墙”而建“新墙”，而只是让“旧墙”不显现而已。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艺术的“旧墙”永远存在，那艺术的“边界”还怎样拓展？这就完全没有搞清楚艺术家的拓展边界——即“跨界”的创造性工作。
　　
　　由此可见，当代艺术的学科“跨界”并不是简单的“翻墙”（它不是随便想翻就翻得过去的），它同样是为了创造通常所说的“不确定性经验”——即我所说的“个体确定性经验”。
　　
　　２０１０年５月下旬于深圳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