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平
1989年至1993年我在南京团市委主办的心理咨询中心从事过四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在四年的心理咨询实践中我发现心理学知识的表达与人神秘微妙的心灵世界之间总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心理学太相信文字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太相信抽象理性思维，如果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心理学很有可能会给人的生命的自由发展造成二次伤害，有时我甚至怀疑“心理”这个概念，因为“心理”这个概念就像是“物理”，与人的“心灵”和“精神”差距较大，当然，大多数人都愿意称心理学是一种科学，等等这些都是我选择离开心理咨询中心并将希望寄托在艺术身上的原因。
其实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我一直没有停止艺术的实践，我在做一种比较，在比较中我感觉到对人生命和心灵世界的肆意解释、解剖、分析和规定其实是对人生命和自然的不尊重，我们应该允许生命有一个神秘的自由活动空间，对此，传统中医文化对待生命的方式非常值得今天人学习，维特根思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说过“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同时他也对现代人对理性的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艺术正是尊重人生命和心灵世界神秘性的具体表现。最近，我正在与东南大学医学院合作向医学界传播艺术的精神，在此，我也特别希望国内的心理学界和哲学界能多与艺术家合作，因为艺术可以让大家了解到人的心灵与肉体和世界之间的神秘联系，这种存在是真实的，它是通过“精（形）、气、神”来证实的，这就是中医经常提到的“气交”、“神交”和“天人相应”等。
1993年我离开心理咨询中心后，我画了一幅《石头》，当时我看到家门口这几个石头很受触动，我感觉到它们同样具有的生命，它们也在呼息，它们也在不断与环境互动，如果对它进行鉴定，它们的年龄恐怕都有几十万年，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人的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当时我就将它们搬回家对着它们进行写生，整个写生过程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领悟，这是任何文字和话语无法取代的。（放映《石头》作品1993）
生命对我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2000年左右，我经常会画一些蝴蝶的标本，我发现它们虽然已经死亡了，但它们依然是那么美丽，甚至比它们活着的时候更美丽。画它们的时候，有一种超越生死的欣慰，这种感觉很奇妙。（放映《蝴蝶》作品）
2002年开始，我画的作品都是抽象的，我之所以迷恋抽象艺术，是因为抽象艺术能够更接近人的精神和生命，以至于当我不再顾忌现实具体形象的时候，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种比具象更真实的一种生命形式，遗憾的是，它呈现的是生命的一种紧张和焦虑，为此，近十年来我一直在追问这种形式形成的原因。（放映《抽象系列》作品）
2005年我在南京美术馆策划了一个“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览，之所以策划这个展览，是因为我发现表现人精神异常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表现的几乎都是人的困境和病态，而且是一目了然，这让我非常困惑。2007年我住进南京一家精神病院，我想在那里看看人精神异常的真相，而了解他们内心的手段我还是借助了艺术的形式，与此同时，我也在医院里画了几幅作品。我之所以进入精神病院，是因为外面有太多的遮蔽，而精神分裂症病人要相对真实许多。（放映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看“病”》2005、《精神病院系列》2007、精神病人艺术）
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后，我看到的外面世界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这都是因为有了比较，如外面更虚伪，更物质化，这二个世界就如同人性的正反二面，但最让我震惊的还是生活在外面的人对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面的病人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就是现实社会对非理性的歧视和排斥，后来我进一步发现对非理性的歧视和排斥不仅仅限于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外同样也是如此，只是精神病院更无所顾忌而已。同样是人的精神，我们为什么要将它人为地分割成理性和非理性二个世界呢？其实，一旦做了这种分割，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人的精神注定都是分裂和病态的，或者说恢复人精神的完整性是恢复人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
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非理性呢？难道是因为非理性比理性更具有破坏性吗？恰恰相反，理性比非理性对人类和自然的伤害要远远胜过非理性。围绕这些问题我力争在历史中寻找答案，最后我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与欧美人的精神问题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与各自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 。
中国人今天的精神问题主要是人的社会化问题，而欧美人今天的精神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个人和自我。过于社会化和个人化都会让人精神出现疾病，因为这二种表现都将造成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分裂，与自然分裂是致使大家精神失去平衡的最主要原因。
比较而言，中国人今天的精神问题比欧美人的精神问题更严重，这是因为欲实现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人首先要完成个体生命的觉醒和觉悟。没有个体生命的觉悟，具体的生命是不可能突破社会的限制与自然进行自由沟通和交流的，虽然中国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天人合一”价值系统，但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对个人的自由始终是高度专制的，以至于“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始终是一种空谈和个人的幻想。但欧美文化在将个人主义文化推向极端之后，他们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进入到神学之中，但那些“神”也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它依然不是自然，也不能取代自然的意志，甚至有时还会发展为否定自然意志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他们应当借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帮助他们摆脱精神上的危机。由此可见，中国人需要向西方借鉴个人主义思想，西方则要向中国借鉴“天人合一”的相关知识，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不过，今天的东西方社会都在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的控制之下，所以仅仅借助于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是难以实现的共同进步的，因为人的理性和世俗权力最终又会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进行选择。如何才能有效避免大家做出这种自私自利的选择呢？我以为在当下，似乎只有借助于疾病的力量，而对疾病力量的借助其实就是对自然力量的借助，疾病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自然力量对反自然力量的反动和修正。这是一次让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只要明白疾病的呻吟、呼救和呐喊，我们就会明白生命和自然的真实需要。但今天我们过分相信了科学和医学对疾病的解释，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倾听生命呻吟、呼救和呐喊的意义。更有甚者，一些医学工作者已经堕落成了世俗权力和经济利益获得者的傀儡和附庸，那些世俗权力和经济利益获得者需要医学做何诊断就做什么诊断，需要医学怎样治疗就怎样治疗。除了医学之外，今天的文化娱乐产业也成了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消灭一切痛苦的现象，不管采用什么手段。痛苦在今天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也成了一种罪恶。
各种治疗手段的实施遮蔽了生命的真相，听不到生命的呼救和呻吟似乎就是天下太平，这不仅是自欺欺人，也是对人生命真实存在的否定。我之所以要提出“我病故我在”的理念，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实剥夺了大量生命自由表达的权力，我们一方面在不择手段地抑制疼痛，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制造娱乐和美丽的形式，这不是对生命的治疗而是对生命的严重摧残和伤害。
眼下，我们至少应该允许艺术家去自由表现他们真实的生命感受，对于艺术家的疾苦，最好的治疗就是让他们自由，一旦获得了自由，他们便会从生命的潜能和自然中获取能量，艺术则是获取这些能量的最理想媒介。其他人在看到他们的作品后便有可能会受到启示，从而让自己的潜能也获得同样的调动，更重要的是，在那些表现现实的呻吟、呼救和呐喊作品面前，大家可以保持必要的警惕，这就是忧患意识。当然，直接面对生命的真相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如果倾听疾病呼救、呻吟和呐喊的勇气都没有，谁还能对生命的强健有什么奢望呢。
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连接自我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媒介，同时也是连接东西方人文化交流的媒介。由于艺术反映的是生命和自然的意志，所以它是一种真正的世界语。艺术家在今天的任务不是创造那些漂亮的形式，更不是没有原则地去制造娱乐。是否能够不顾危险地去突破阻碍生命自由的障碍，这已是判断今天艺术家真伪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天性和信念，正如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所说：“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也说过：“要是没有忧虑和痛苦，我就像一只失去了方向的船。” 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就曾明确指出：“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在痛苦和疾病中彰显生命的意志已经成为艺术家的一种天职，这既是艺术家的苦难，但同时这又是艺术家的幸福，因为只有在这种苦难中人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真实存在，只有在这种苦难中，人才能真正重返自然的世界并感到真正的安全，这就是我所说的“我病故我在”。
（编辑：陈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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