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

　　《艺术时代》的编辑发来一大堆问题，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和普世价值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是与西方当代艺术史平行发展的？还是从西方当代艺术派生出来的？”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在“平行发展”和“派生出来”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首先“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并非和现代艺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嵌入的。我们可以以波普艺术的出现作为节点，从时间上区别前后，但在现代艺术中有杜尚一脉延伸至今，而当代艺术中更有现代主义的表现倾向、抽象艺术一路过来。当代和现代的关系不像现代和古典的关系那样，有着整体形态的互反性。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互关系的讨论仅仅以“当代”划分是谈不清楚的。

　　把中国现当代艺术完全看成是从西方现当代艺术派生出来的，即潘公凯在《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一书中所说的继发现代性。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有其自发的、内在的原因，而西方现代性的发生也并非完全、纯粹是原发的。许多艺术史实已经证明，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是伴随着民主主义而发展的，并且从头到脚是跨文化的历史过程。用原发与继发的关系来解释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生，无非是要否定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价值，用所谓“传统主义”取而代之。这里偷换的概念是将“传统主义”等同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确和文化历史传统有关系，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历史传统肯定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和资源。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生活在文化历史传统中的人，他们的生存现状和这种生存现状与其精神需求的关系，以及这样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需求与其文化历史传统的关系。于是人的主体性成为文化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前提。用文化主体性抹煞个人主体性正是官方意识形态仍属于前现代范畴的标志。“以人为本”的口号，如果不对“人”作出现代性解释即个人作为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而以集体、社会、国家的名义回避、限制、削弱、取消这种自由，无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蒙蔽与欺骗，和封建主义的民本思想没什么区别。

　　廓清了这些问题，才能以文化主体性概念来谈论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关系。其复杂性很难用“平行”和“派生”加以解释。中国现当代艺术肯定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成形的。其间民主主义个体意识的萌生，既是内因的必然，也有外因的促成，显而易见具有普世价值。人的解放不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而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反省启蒙主义存在的问题，启蒙仍然是中国社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这方面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对中国的催生作用仍然是有意义的。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社会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我们已被置于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已被置于全球化、国际化的问题情境之中。所以中国现当代艺术相对于西方而言，有了文化资讯的同步性和文化问题的共通性。在此背景下来谈论文化主体性也就有了当代的实质性的内容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艺术国际接轨的“他者同化”加以反省。因为他者认同的价值一方面是文化启蒙主义的结果（人权主义、反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文化殖民的权重意识（欧美中心、权利共谋）。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化主体性即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中国性”问题，实属必要。但必须划清两个界限，一是官方意识抹煞个体自由的国家概念，二保守思想无视生存现状的传统主义。当然更为迫切的，则是揭露以文化主体性及个人主体性作为伪装的艺术庸俗化和艺术功利化倾向。以一己私利来言说个体和个人，并以此为由来言说中国人的个人主体性和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乃是急功近利的中国美术界最为典型的机会主义策略。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