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闽丽柯

    现在在中国有许多展览，但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没什么意义。他们都是小商贩，就跟在马路上看见的小商贩一样。所有人卖的东西都一样，互相生彼此的气，互相竞争。所有都是为市场而做的，与艺术没有关系。（引自非常抱歉展览的新闻稿。这句话和其他艾未未的语录可以在展厅的墙上看到。）

    9000个儿童书包组成一行巨大的汉语句子;一条近400平方米大的地毯以假乱真地复制它脚下石板的图案和痕迹;此外，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上倒塌的用1001扇门做成的装置《模版》也专门为了这次个展而被重新运到德国。这次多媒体的艺术回顾展以“非常抱歉”（So Sorry）为题，将持续到2010年1月17日。

    德国媒体在报导这位1957年出生的北京艺术家时，似乎总免不了使用最高级的修辞——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和广播报道都齐声推崇他为“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展览画册的新闻稿更是称艾未未为“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最高代言人”。2009年10月2日版的《时代》周报称赞他为“最勇于抗争社会非正义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2007年将1001名中国人带到卡塞尔参加文献展以及他为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所做的建筑设计也一再被提及。至于他在“五 一二”四川大地震后带着几百名志愿者前往灾区民间调查儿童死亡人数的举动，更是进一步丰富了这位艺术家最高级的行动。

    然而艾未未的例子也体现了德国媒体报道中使用“等级制度”，让某一个人站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做法的令人质疑之处。艾未未本人在媒体采访中的言论也助长了这种行为 。而真正了解当代中国艺术圈的人则自然而然指出，一批与艾未未同辈的艺术家，如陈箴、徐冰、黄永砅、蔡国强和谷文达等等在中国艺术史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不过他们作品的辩论与美学，以及他们个人在公众场合的出场对于寻求轰动的媒体来说都不如艾未未那样具有吸引力。

    记忆的维度

    为了纪念“五 一二”四川地震的遇难者，同时也是为了明确谴责使用劣质材料建设校舍，导致它们在地震中如纸房子般倒塌，艾未未创作了大型墙体装置《记住》（2009）。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馆一百多米长的外墙上，9000个白红蓝绿黄五种颜色的儿童书包组合形成了一行巨大的汉语句子：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艾未未在这里引用的是一位在地震中失去自己女儿的母亲的哀告。这一纪念装置巨大的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费解的是，展馆门前的大街上挂满了红色的旗帜，上面是乱发飘扬、面带微笑的艾未未的肖像，和纪念装置的哀伤意义似乎格格不入。人们不禁要问，“四川好人”（《南德日报》2009年10月10/11日刊）和艾未未本人有意打造的搞笑者形象是如何兼容的呢?这种自嘲自讽，不修边幅的出场——两鬓飘起的头发让他看起来仿佛是中国版的希腊信使赫尔墨斯——在《记住》这件哀悼作品面前显得如此缺乏尊重。

    想要把艾未未从70年代末至今的艺术创作生涯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是件很难的事，“非常抱歉”展览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几十年来，艾未未穿行在纪实摄影师、装置艺术家、策展人、建筑师、评论人以及大型事件组织者等多重身份之间。慕尼黑的展览也无异于一场艺术形式的多重奏。如果说《记住》以宣传海报般直接而眩目的方式感染受众，那么展馆中心380平米大的羊毛地毯《地毯》 （2009）则为每个参观者提供了个人感性诠释的可能。地毯精确地复制了展览馆地面石板的颜色和图案，建馆至今70年的历史在上面留下的丝缕痕迹都不遗漏!这件作品于是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记载和见证，尤其因为博物馆最初是希特勒为了炫耀“德国艺术”的成就而建造这一渊源，而更加具有敏感性。通过将石头转化为织物，这件作品成为了一种国际语境中的纪念之作。希望在展览结束后，它能被博物馆永久收藏。

    现时的历史

    艾未未的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往往消除了中国的历史。明清建筑中的家具、门、窗和梁被他或者搭建成横穿空间的抽象装置（如2008年的作品“桌与梁”），或者制作出富含沉思性质的中空架构（如2007年的作品《模版》），或者是一木接一木组合成《中国地图》（2004）这样的拼图结构。这些作品展示出的艾未未的艺术性要强于其行为性和政治批判性。相反在摄影系列《摔一只汉代的瓦罐》（1995）中，艾未未又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送走了不经反思的固守传统。

    展览的标题“非常抱歉”是与艾未未的私人回忆分不开的。在今年10月2日德国《时代》周报汉诺劳特贝格（Hanno Rauterberg）先生对他的采访中，艾未未回忆了他的家庭在文革中被流放到3000公里以外的新疆边陲地带的痛苦经历。他的父亲，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是被毛泽东下放到农村改造的知识分子之一。那个时代对人格的羞辱，以及文革后对于他父亲三言两语的平反文书曾令艾未未陷入精神的低谷，而艺术创作则是他梳理和面对这段经历的一种方式。“他们只用短短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对我来说那却是整整二十年的折磨——我的父亲常常这么说。”艾未未在谈话中如此回忆道。

    对于西方媒体封给他的“也许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抗击中国社会非正义的斗士”这一称号（见同期的《时代》周报），艾未未本人的反应是：“我什么都没做，是无数次媒体采访引发的结果。我也许是接受采访最多的中国人。”又是一个最高级，问题和回答都是。但问题就在于，当追捧的掌声平息之后会怎样呢?在聚光灯的单一的聚焦之中，有多少东西是在阴影中被隐藏了的?西方媒体将艾未未追捧成单枪匹马的勇士，是否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世界无力解读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故而才会非白即黑、以偏概全地将一切缩略为一个简单的符号?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