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常平

　　蓝色星空下、残垣废墟前，左边是电线杆的杂乱与忙碌救助的人群，右边是倒塌的校舍与断裂的水泥板，一位刚从地震灾难中逃出的小女孩双手抱膝而坐，周围圣洁的光芒和她殷红的脸庞形成对比。画面两端下方流淌的墨痕，仿佛枯干的血迹。她右手受伤，刚得到包扎。她似乎在回想几分钟前教室剧烈摇晃的那一幕，深深陷入绝望而困惑的沉思之中。在其右侧不远的地方，一块依稀写着“好学上”几个文字的破墙耸立在地面上。这犹如是对幼弱的生命冷漠的蔑视，引导一切艺术爱者去凝思人类终末论的结局：在大地最终面临毁灭、宇宙最后必然寂灭的厄运面前，我们学习和由此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文化乃至艺术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象征永恒的星空外，我们人生中还有什么值得留存？

　　这就是奉家丽的《星·比黑更蓝》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它出现在“叙事中国”——成都第四届双年展中。十米宽、二米六高的画面中间，是充满盼望、布满星星的蔚蓝色，竭力向上、向下渗透、延展。如此自觉的构图，为我们的上述提问给出了自明的回答。艺术家以自己身边熟悉的女儿为模特，这和她一向对于女性成长命运的主题关怀相关，是其先前的《牛仔丽人》系列（2001）的自然延续，和徐晓燕偶然地把一个小男孩置于画面之中不同，虽然后者也有技法上的一贯延续（《愚公移山之三》）。她在小女孩脸部使用粉红的色彩，更同其早期的《粉脸女人·竹枝词》（1997）中的那些粉脸女人的形式关怀一脉相承（参见《人文艺术》，第4辑，2003）。她择取其在现代生活中受伤的瞬间情态，叙述宏大的地震、雪灾场面，里面有苦难与希望、天空与大地、星星的有序与废墟的无序、救助者艰难跋涉的身影与小学生隐隐作痛的神情。我们从画面里似乎听到了过去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与现在废墟下苦苦的哀求声。她以个体生命关怀为切入点，讲述着一个多灾多难、令人泣不成声的“中国”。这是一个把希望寄托于人又不断破灭的国度（莫鸿勋：《上访者》系列），一个把生命视作尘土、人的意志顽强如磐石的异化群体（王刚：《天地间的老万头像》），一个在末日审判前众生夺慌而逃的共同体（刘亚明：《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一个老无所养、晚无所安的地方（陶艾民：《绝唱》系列），一种主要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寻求人生终极归宿的文化（老六：《不一样的崇拜》），一个以活着为人生全部目的、信奉肉身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族群（张晨初：《新商官学工农》）。

　　相对于吕山川的《2008年5月19日》中人消失于集体悲痛中而言，奉家丽的《星·比黑更蓝》描绘的是一位受伤的小学生的独处；相对于贺大田的《窗口CHINA》致力于木窗与瓷的形式实验而言，奉家丽使用的是她熟悉的传统油画媒介；相对于原弓的《与声5.12—东风》忽视装置艺术所要求的场景凸现而言，奉家丽却充分发挥了油彩的流淌抒情效果；相对于赵半狄的《给灾区孩子送彩色熊猫的故事》的娱乐性而言，《星·比黑更蓝》却在严肃地思考苦难中从何处升起希望的人生难题。这也是谭云、朱成的《尊容——5·12大地震罹难者》的主题关怀。看着那些照片与铸铜雕塑上微笑的同胞们的面孔，任何艺术爱者都会重思自己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或许，艺术的价值就在于从纪念中点燃希望之火光。陈文令的《无题No.1》，利用灯光效应和电子技术，把这种希望的光芒在闪烁的红、黄、蓝、白的星光中表达得栩栩如生，属于当代艺术中少有的光艺术杰作。在“新人特展”中，陈斯嘉的《我的二十四年》，叙述了自己作为80后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其魔块似的装置表达形式，给人印象独特；柳青的《G4472》，是一件以公共汽车众生相为表达对象的雕塑；刘巍的《一个人的戏剧》，将国人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同境遇浓缩在一个舞台似的展示空间。不过，由于策展人有意识地拒绝了对个人心理叙事之类艺术母题的关注，无论“主题展”还是“新人特展”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流露出对个体生命切实的关怀，并且带有艺术家个人性的艺术语言特征。事实上，正如我们从本次双年展上所看见的那样，除去个人化的叙事后，“叙事中国”就会沦为一种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空洞无物（李斌的《五十年代》）、小智小惠（沈敬东的《开国群英图》）的“中国叙事”，一种无个人的言说，一种无人的书写。（作者系《人文艺术》主编）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