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翰

    在奥运以后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论述似乎已经大大减少，人们可以更冷静地回顾过去10年的中国建筑热。

　　通常，批评家把华人建筑师张永和1990年代中期成立“非常建筑”从事建筑设计看作中国实验性建筑——有别于国有设计院所和大商业设计事务所的、有研究形式的设计思路——诞生的标志，而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他和王澍、刘家琨等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建筑师一度成为很多时尚杂志报道的对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传媒爆炸的时代，大量的设计合同也让所谓实验性建筑师难以摆脱商业市场的诱惑，有的以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探索，有的则完全冲入市场积极觅食，也有的在多级力量之间徘徊。

　　在混乱的多种权力、商业力量争夺的城市中，中国人对高房价的关注压倒了一切，所谓建筑风格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喧嚣了几年之后，关于“中国实验建筑”的种种话题似乎已经被之前对这一话题趋之若鹜的中国媒体所抛弃，在国外也有所降温——建筑师库哈斯推崇的迪拜也在经济危机中出现停工了。也许，这恰好可以说是一个用来回顾和反思的时刻。

　　“本土资源”并非“传统资源”

　　中国的实验建筑师的背景不同非常明显，比如崔恺、王澍、刘家琨三个人是在国内接受教育，他们对本身的传统资源和1980年代以后传入的新型建筑思潮进行了个人化的处理，而有国外留学经验的张雷和都市实践的孟岩、刘晓都等设计师则主要接受比较主流的现代主义设计思路，他们对基地情况、功能等的关注和“中国传统文化”这类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他们都试图在混乱的建筑场景中作出个人的、积极的回应。

　　具有文人气质的王澍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校舍设计中，尝试把传统园林、民居建筑和当代建筑环境结合，其中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了废弃的旧瓦来作为建材——看上去有很强的装饰性——并在空间上尝试园林式的布局。

　　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任教的张雷在江苏南京郊县石臼湖畔设计的“砖房子”有别于富豪阶层的别墅，而是用低造价的材料为本地的文化人修建内敛的个人住所，而不同砌筑制造的肌理效果则显示了他对造型的一贯兴趣。

　　成都建筑师刘家琨并不讳言，建筑师需要适应目前中国大规模的、快速建设的现实，根据居住基地自身的历史资源、发展要求来确定具有延续性的应对策略，合理利用资源，同时立足于当代生活的功能，用当代的技术和材料创造真实的、当代的、具有地方特性的建筑类型。他在参与设计四川大邑县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时以一个大的中厅来作为反思的空间，这个聚落的其他博物馆也是由国内外知名建筑师设计，不过多数的设计显然和当地环境没有对话，而且建筑质量本身也有问题，相比之下，刘家琨一贯主张“低技策略”，使用廉价红砖、容易建造的形体而构成建筑，恰恰保证了他的设计的完成度——尽管这也许并不是他最具有情趣的设计。

　　深圳的都市实践设计事务所针对城中村、罗湖老城区的发展曾提出一系列研究计划，通过对具体的建筑环境进行研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或启发性的改造方法。而他们为著名的油画村——集合上数百油画作坊的大芬村设计的美术馆就是其中之一，设计了灵活的展示空间和通道、厅堂，试图让美术馆成为一个新的公共交流空间，让村民可以随意穿行，也能和周围城区的人有积极的交流。但问题是美术馆真正建成后一度门禁森严，与相邻社区和学校的连通桥并没有敞开，屋顶开敞的公共空间也不得随意停留，这种管理上的缺乏再次证明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硬件，而是公共财政制度、管理制度和人的素质等“软件”问题。

　　炫耀式概念需要落到实处

　　最近10年来，中国当代建筑的最大问题始终是快速的设计、在各种商业和政府合约中应接不暇，乐得拼凑出各种可能中标、取悦业主的方案。而最近几年在各种展览中出风头的所谓的实验建筑师，除了这一通病，还有两种毛病倾向值得关注：一个是许多中国建筑师受到喜好操弄“大词”、“新概念”的明星建筑师库哈斯以及目前流行的建筑、艺术风潮影响，纷纷提出以“某某城市”为主题的概念性研究项目，但是实际上很少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问题的实际脉络做详细调查，最终他们提出的话题仅仅只有一个声画效果图，而缺乏逻辑性以及可行性。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建筑师、策展人的研究和设计中，也在各种建筑展览策划中有所体现，比如前年的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作为策展人，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马清运提出了很多大概念，但是实际上展览布展、三个展馆的指示引导系统都有欠缺考虑的地方，而且很多参展作品最后并没有如预期的实现出来，而仅仅以巨大的印刷海报、效果图展示了事。如《这里就是提华纳》只有英文的大招贴，而没有实现所谓影像装置，而OMA公司展示的波斯湾城市调研也仅仅是3张英文的大招贴，布展效果远远达不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那样的精细程度，而且在中国展览竟然只有英文文本，十足显示了其粗疏和虚伪的“国际化”幻象。

　　其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规模、能源消耗和浪费程度都为世界瞩目，但是可惜的是很多建筑师、艺术家、策划人仍然着迷于设计巨大的、有媒体效应的大建筑，而对社会性的或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建筑缺乏热情。在两届深圳双年展上，我觉得最值得当前内地建筑师、艺术家、文化创意人士参考的，是台湾地区的几个建筑—社会团体结合的专案，如谢英俊和他的“第三建筑工作室”，“九二一”大地震后和不足300人的邵族原住民“协力造屋”，最近几年在内地和乡镇村民一起盖低造价生态房、生态厕所。而淡江大学淡水社区工作室展示的淡水河岸计划和黄孙权提交的特约调研项目《我的家在康乐里》，前者是对建筑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互动，规划、设计谈水河岸的一些设想以及实施项目，而后者则针对台北当年的大拆迁引起市民的反对，最后建筑师、规划师等一起合作形成的社区保护和建设的谈判机制。其中，建筑师主动参与社会变革过程，和社团等其他团体、专业人士合作的方式正是当前的内地建筑师、文化人所缺乏的。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