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岛子

　   广义的基督教(Christianity)传入中国，始于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于公元781年于长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留下以十字架为属灵标志的书法碑刻作品，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断续而在13世纪“也里可温教”作为“景教之维绪”在元朝传播，耶稣会士先后于14世纪明代万历年间和17—18世纪(清)来华传教，以及1807年伦敦传教协会的马礼逊教士将新教传入，形成了基督教中国传教历史时断时续的四次高潮。不幸被圣约翰所言中，“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1】明清两代的耶稣会传教士只能以文化适应主义和宗教杂糅主义曲折传道，如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等，而清宫传教士画家最终仅以传播西洋绘画知识和技巧为宫廷服务为己任，如耶稣会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泰的写实油画以及为清廷表记战功的铜版画，以及为圆明园设计奢华的西洋楼景观，变成大水法专家的天文学家蒋友仁，他们往往被清帝视为“洋才”获三、四品官位而享有俸禄，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宗教心灵并不自由，即便是启蒙主义的艺术审美情感也并不自觉，乃至背离了“荣神益人”的基督精神【2】。因此历史的命运一再黯淡，普世的公义难能如江河滔滔，浇灌这个亘古匮乏神恩的“神州 ”。

　　中国基督教艺术本土化或“风土化”的成熟期，无疑是在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画家陈路加(1903-?)在1932年5月领洗入教后，出任北平辅仁大学艺术系主任 ，领导该系师生从事基督教艺术本土化的创作，并不断举办圣艺术画展，代表性画家有徐志华(1912-1937)、王肃达(1911-?)陆鸿年(1914-)，他们皆熟读圣经，矢志于圣艺绘画，风格特征兼工带写、精义传神，为中国文人画传统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辅仁大学艺术系具有代表性的圣艺术作品现在有幸多数保存在台湾辅仁大学。比较而言，中国基督教艺术这一时期的发展，远比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更为明显。关于何谓基督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本土化，陆鸿年的母亲解释得最为明澈透底。据陆自己早年的一段往事记载，当他看到欧洲明信片上所绘“耶稣降幅儿童”时，便问母亲，画中为何没有中国儿童，母亲回答：“耶稣也爱中国，只是这幅画的作者是欧洲人，所以只画了欧洲人的面孔。”陆氏说：“那时我想成为一个画家，要画耶稣降福中国儿童。”【3】

　　中国自门户开放、西学和西画东渐以来，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大抵经历了五个阶段：开初，觉得武器不如人，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发生，所谓“师夷之长以制夷”;到“五四”时期，才认识到更需要的是民主和科学，于是有启蒙运动的发生;这一启蒙不久就中断了，一说是被救亡中断，一说是被革命中断。总之，由于十月革命成功，中国觉得还是革命解决问题，于是引进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多人又觉得阶级斗争太过残酷，扭曲人性，于是西方的人道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文主义成为热门话题，随即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登台亮相;一直到世纪之交，才又有一部份学人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斯大林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反思，发现单靠西方的科学理性、人文主义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血醒邪恶事件的发生，都是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化之后，都是把人的理性或威权领袖强调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之后，这就不能不使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转向彼岸之思、转向神性之维、转向基督教寻找思想本源和灵命的根据，认识到人的罪性才是一切恶的总根源。这就是基督教圣艺术极力倡导上帝救赎之爱，并在当代中国复兴的主要原由。

　　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突出症候即犬儒主义，毋庸讳言，依傍艺术市场或官场而走红的艺术家，大都患有深重的犬儒病。犬儒主义(Cynicism)从古希腊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的理想主义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义犬儒。这一演变是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转变;而在今天，由于对所有大是大非皆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导演和前卫艺术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中国的犬儒主义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辩根据，而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他们深谙“成功之道”就是与大大小小的世俗权力结缘。中国的犬儒主义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第一，别人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的目标、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才是真的。这种属世的顺民经验主义也得到了东方两种宗教思想的熏陶(实际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对世界的否定。这样一来中国的犬儒主义不仅对信仰采取犬儒态度，它对犬儒主义也采取犬儒态度——它“深刻”地认识到，犬儒主义也是犬儒主义的。

　　爱因斯坦说：“使我远离所谓无神论者的乃是一种面对和谐的宇宙深不可测，无法获得的秘密的最谦恭的感情”。(What separates me from most so-called atheists is a feeling of utter humility toward the unattainable secrets of the harmony of the cosmos.)【4】 扼要地说，“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无神论本质，在于它的“无罪状态”。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普世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在无神论世界，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合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的。如果人是上帝，每个个体就有自己一个价值准则，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获得个人和社会生存及扩张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最高价值，而这一最高价值必然将不同个体重叠的价值部分犬儒化，使这些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成为实现“我的价值”的工具。换言之，如果没有超越“我”的更高价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结果就是犬儒主义。

　　无神论自由主义者在批判犬儒主义的时候愿意相信：没有上帝也行。他们深刻地看见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世俗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个人主义者，最后是经济理性主义者。人本主义视人为神，但人不是神，这恰恰正是犬儒主义的逻辑起点。犬儒主义认为人是靠不住的，这点犬儒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深刻。个人主义相信个人价值至上，这是对群体主义的反驳。但是，犬儒主义同样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至于经济学理性所奉行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它既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犬儒主义的信条。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只能通过道德说教来区别犬儒主义，而这一“道德理想国”的说教，恰恰是当代自由主义反省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学术成果。在这种困境中，当代自由主义和某些伪先锋艺术家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绝将这些价值放到分析领域。这也许是一种策略，回避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理想国两个极端求援。然而无论如何，无神论的的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最后的“动力机制”只能是达尔文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但是，无论科学进展还是理性的进展都表明，达尔文主义和道德主义最多只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假说和心理学上的自负。

　　基于此，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认识到，在21世纪，人类面临比路德和加尔文的16世纪初期宗教信仰危机更大与更多的文明危机;这些文明危机，包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犬儒化，包括人类道德的堕落与心灵的空虚、人类伦理与价值观的混乱、无神论的个人主义思想横行、人口过度的膨胀、贫富不均、能源与干净水源的短缺、核子威胁与毁灭性的战争、恐怖主义、生态浩劫、全球性的传染病盛行、过度的工业与城市化、环境污染、地球温室效应、全球气候的异常、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逐年消失、地球资源的枯竭、地球可持续发展性等问题。 这些文明的危机，关涉人类的罪、忏悔与救赎等问题，也关涉于人类应该如何自我拯救的问题;作为“以拯救人类为目的”的基督教，它现在应该有更积极的行动与更正面的意义。在中国基督徒艺术家普遍认为，21世纪的基督宗教及其圣艺术，应该重新回归基督的精神与理念，重新回归基督信仰的目的与本质。上帝在神州大地作工，兴起属灵的圣艺术和有灵性的艺术家，正是对于这最深沉的心灵誓言和最深刻的艺术历史使命的回应。

　　当此危机之际，我们有必要重申基督教精神，只有植根基督教精神，我们才会理解圣艺术的奥义、并继续激励、从事圣艺术的创作。耶稣给门徒有一条简朴而高超的诫命：“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5】耶稣这一诫命就成了我们判断是否基督徒的一条简单而可靠的标准，基督的品质就是爱，爱上帝、爱世人，就是基督徒。从圣经的经文，可以清楚了解，基督就是爱!这种爱，是来自于神界的爱，是超越人界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是永不妥协的爱，是永恒的爱，是无我无私的爱，是无边无际的爱，是牺牲之爱，是舍己之爱，是愿意无条件背十字架之爱，是愿意做人类仆人之爱;凡是愿意认同与信仰这种爱的人，都是基督徒，他可以是人类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也可以是一个没有特别宗教信仰的人，但是他不可以是一位信仰绝对无神论、不尊重生命尊严或倡导仇恨意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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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常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这说法似是而非。乐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同范畴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对比。正确的说法是：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爱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是德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刘小枫说：“如果把罪感对应于乐感的结构位置水平，明显就搞错了。罪感意向并不是基督教精神意向结构中的显现状态，而是引发另一种心理意向(按：爱感)的根据和基础。在极为复杂多宗的基督教各派别中，没有任何一派把罪感的精神状态确立为个体精神所应企达的境界，而是个体精神被规定的在体性意向状态。如果把罪感对应于乐感，等于说基督教精神倡言以罪感为个体生命的理想境界，罪感成了精神的目的性意向。事实上，罪感是被祈求超逾(得救)的意向状态，这正是‘救赎’的意义。”【6】罪感即是对人自身中的自然欲望的自觉意识，是对人背离上帝的自觉意识。罪感的精神意向，必然引向爱感。由于爱感是在人的生命裂伤(罪)的在体上产生的，爱感生命力仅得自于超自然的神圣生命。神圣生命的救恩行动将真正超越性的爱带给人，使罪的人在神圣生命的救恩中得到重生。这种爱感把人感觉状态转化为温柔、感恩、承领、祝福的心意，人不再是漂泊于自然状态中的孤身只影。说到底，爱不植根于人，人才植根于爱，这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基本品质。

　　基督教精神还有一个基本品质，这就是自由。自由不仅是权利，还是恩典，没有爱，便没有自由，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役的轭挟制。”【7】按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自由是一种罪性，人妄用自己的自由，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但也正是这种罪性，带给人救赎的需要。经过耶稣救赎之爱的洗礼，自由就使人的精神位格禀有了神性的品质。新约中的上帝形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降身为人，替人受维，直至牺牲，而后复活，为的是拯救每一颗破碎的心灵。耶稣基督不仅是爱的化身，也是自由的化身。十字架是上帝自由的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的自由，耶稣是为自由而死。耶稣基督给予人最大的赠礼，就是自由。刘小枫引用梅烈日科夫斯基的研究，认为旧约与新约的差异并非只是“公义的上帝”与“爱的上帝”之别，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旧约偏重上帝的子民(人民)，新约偏重“个体的神圣性”。什么是个体的神圣性?信仰从根本上说，是个体生命的事件，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只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才会得到确认。进入信仰之光，即是个体生命与上帝的挚爱同在，与上帝的自由同在，这就是个体的神圣性。有人说，近代个体自由主义的原祖就是耶稣基督的“我在”。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基督教的“绝对主体性权利”，个体的“无限自由的身位”已经体现了个体自由主义的原则。

　　按基督信仰，人的自由同爱心一样，不是出自自然本性，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这是真正的天赋人权，是人经过上帝二次创生后所获得的天赋人权。基督徒作家余杰在《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论文中，通过梳理朋霍费尔在中国的接受历史认识到：所谓基督教精神，除了最根本的爱上帝、爱世人之外，就是要高扬这种承受了上帝恩典的自由精神。不需要一套完美无缺的主义来解决问题，而需要每一个人在身体上和心灵上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以“光明之子”的形象去昭示出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朋霍费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了吗?”【8】毫无疑问，由于自由属于先验的存在，与神同在，自由就不属于任何主义，更不属于尼采的敌基督哲学的形上之“自由意志”，自由乃是生活和生命的价值本身，乃是属灵艺术的本体所在。“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9】虚无主义以及犬儒主义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被基督精神充满的自由或前卫，仅仅是半吊子的自由主义，无论何其前卫，都是无根之浮萍，它必依附于世俗的虚妄和权利，也必毁于圣约翰在《启示录》所预见的那“红龙”和“大淫妇”的恶毒捆绑。

　　借由上述基督精神的重申，我们可以认信，基督精神就是爱与自由，基督徒和属灵的艺术家都是光和盐，他/她们通过在世上作盐作光，将天国的法则——爱与自由表现出来，当圣艺术从大地不断涌现出来，当基督徒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祷告、举行展览，就成了山上的一座城，成了一个灯塔，照亮所有能看见它的光的人，通往主耶稣之路。

　　中国的基督教圣艺术的特征还不是已经明显成熟的本土化，本土化只是手段，不是其目的。其最本质的部分是，它应然随着时代的审美变化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新视觉形式和风格，人们通过美的灵性感动进入神圣的意义领域。如果圣艺术的美是自足的，就必然具有基督的真理性和启示性，因此也无法将其归结为任何一种现实反应论、生物本能或心理意识。圣艺术绝不是指圣艺术的创作者乃是圣者，而是创作者将自己的生命和艺术才具向绝对敞开，作为上帝圣道的澄明无蔽之载体，极大地将上帝的圣道表征于世界。尽管圣艺术有其既定的部分，例如基督教艺术传统和题材的规定性、优先性，但最终因其特殊的蕴含，因其必须承载的真理性和启示性，也就必然要在传统与题材、风格与形式、观念与媒介的基础上自我更新，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和视觉样式。圣艺术的审美创造尤其在新教教义中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而世界基督教会历史的一些光辉时刻，也正是保护并推动这种既在审美中超越又在教义之公义中融合的时刻。

　　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化艺术历史上，基督徒艺术家、作家还很稀少，尽管并没有出现R.M里尔克、T.S艾略特、鲁奥、夏加尔、梵高、萨瑟兰乃至如当代俄罗斯圣艺画家穆欣那样影响广泛的人物，但同样值得敬慕的是，中国基督徒艺术家因信称义，在旷野呼告，在暗夜追寻神迹，守护、培植着信仰的“一粒芥子”，使之茁壮生长。中国基督徒艺术家与广大的基督徒、虔诚的教会同工一道，以使徒的使命感作出了有益的奠基，累积了丰盛的属灵的奉献。在新世纪，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城乡的普遍复兴，民间艺人、城市社区年轻的一代艺术工作者同时被上帝的恩典兴起，他们应该更为有福，因而也必然经历更艰险、更复杂的试炼。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看待上帝的计划，中国的基督徒艺术家只能用沾满他们家乡泥土的鞋底把信仰、生活和艺术粘合在一起。在上帝的土地上，他们是沾满泥土的孩子。中国基督教信仰及其圣艺术的前途何在，取决于它对中国社会肌体和精神震颤的感觉能力和在泥泞大地上行走的能力。

　　而当角声再度响起，圣灵临到神州，基督的精兵就是艺术的先锋。

　　注释：

　　【1】《约翰福音》1:5。

　　【2】 参见柏莱德：《清宫洋画家》，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序言，页9-10，柏氏指出，欧洲被启蒙时代的人士理想化了中国形象，与真实的中国形象有巨大差异，根据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在他们的发明中本来是超前西方数世纪，可是在18世纪却在沉睡中。乾隆是一个历史罪人。柏氏印证了一位耶稣会教父的话：“我们违心地犯了宗教罪孽，我的儿子和我，我们在时间上过分超前了，我们在时间上过分提前成了现代人。”另，有关耶稣会士在明清两代的艺术创作和传播、交流活动，可参见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 丹尼尔.约翰森.弗莱明(Daniel Johnson Fleming):《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风格：20世纪初期亚洲及非洲的基督教绘画》，王鲁译，成言艺术出版，页89。

　　【4】 Albert Einstein to Joseph Lewis， Apr. 18， 1953

　　【5】 《约翰福音》13：34-35，另见15：12、17.基督教诫命“爱人如己”，既是旧约圣经的命令，也是耶稣和使徒们的命令。

　　【6】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1版;页145。

　　【7】 《加拉太书》5：1。

　　【8】 余杰：《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晨钟书局，2008年4月版，页32。

　　【9】 《约翰福音》8:23。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