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贤

　　经过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文化和美术运动之后，我们沉寂下来，转向历史研究，自我感觉颇有点鲁迅当年做古籍勾沉工作的意味。

　　80年代中期，我开始收藏一些文革美术史资料，但较大规模的收集则是在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到今天，北京的潘家园、中关村星期天市场、官园花鸟市场、红桥市场、报国寺市场都被我地毯式搜索过；上海、杭州、成都、重庆、天津、延安等地的古玩市场我也都光顾过，搜集到很多珍贵的文革美术资料。

　　这么多年来，我从各地陆续搜寻到不少散失在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资料。我没想到1967年红卫兵美术报纸数量如此之多，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当时仅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红卫兵美术报纸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燎原兵团等10个组织主办的《美术战报》、中央美术学院革联红旗兵团主办的《红色美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满江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兵团主办的《井冈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主办的《红画兵》等等。此外各地还有不少红卫兵美术报纸，如辽联(辽宁造反联合总部)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红鲁艺》，长春市红色美术兵革命造反团《红色美术兵》，江苏省暨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新江苏》报编辑部《新江苏画刊》，红卫兵成都部队宣传部、红色美术兵合编《红涛》，开封市红造司一军美校“6·16”《美术战报》编辑部主办《美术战报》，山西大学“8·18”红旗战斗队、山西人民出版社红卫兵战斗队《山西红画报》，河南二七公社郑州工学院革联《郑工画刊》等。红卫兵美术报刊分为两类，一类是美术界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战报，另一类为社会上的革命造反派主办的画刊。美术界的报刊主要面向美术界，着重批判刘少奇在美术界的“代理人”，批判美术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意在揭开美术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夺回美术阵地。

　　由于历史的原因，红卫兵美术报刊大部分都被销毁了，现在的研究者很难再看到这些史料。因此我把收藏和研究的重点放在红卫兵美术报刊上。近20年来，我搜集到的红卫兵美术报刊和其他文革美术资料及原作，完全可以串起一条文革美术史的脉络。相信这批弥足珍贵的美术文献和原作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对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时期会有新的发现。

　　在抢救这一段特殊的美术史的过程中，我们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文革美术史：《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王明贤、严善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并初步建立了文革美术资料库，对下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这十几年来，可以说是全球文革美术收藏热。但是，文革美术的研究，却是空前的惨淡，几乎没有文革美术研究专著出版，文革美术研究的论文也寥若晨星。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这也是文革美术作品收藏混乱无序的一个原因。再者就是当代艺术中表现文革的作品很多，有些作品从文革美术汲取了艺术资源。但是，真正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当代作品很少。文革美术史是一段珍贵而又痛苦的记忆，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或者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一定会有各种解读方法。而在艺术家眼里，文革美术只有两字：“好玩”。但除少数作品外，大部分以文革为素材的当代艺术作品，既不好玩，又不深刻。这类作品太肤浅了，即使是调侃，也应有反思。文革美术，一份太沉重的文化遗产，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思考。但大家对文革美术的态度似乎不太严肃，这样也对不起那段特殊的美术史。有感于种种，我画了一批文革艺术考古学的画。

　　我的作品有几类，一类是“文革艺术考古学·文化人物”系列，一类是“文革艺术考古学·电影批判传奇”系列;一类是“文革艺术考古学·鉴宝”系列，一类是“文革艺术考古学·设计革命”，一类是“艺术考古学·世界名画”系列等，以及大量的文革艺术考古学草图，这些作品，我姑且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文革艺术考古学”。我的作品当然不敢自诩为既好玩又深刻，可能也属既不好玩、又不深刻一类。但是，我的这些作品至少留下了真实的历史。

　　历史使我感到极大的震撼，我创作《真实历史：1960年代现代化故宫改建规划》时体会尤深。1967年《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揭开“故宫改建”规划的黑幕》(作者：《东方红》战斗队)一文揭发了拆毁天安门和故宫的规划设计方案，文章披露：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北京展览馆，北京市规划局举办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北京市委领导都不止一次地去过。二月二十三的晚上，有关领导来到了北京展览馆，看到规划中故宫未加改建，于是又说：“整个摆起来一看，故宫还是第一!”“把故宫摆在中心，需要考虑”，“故宫怎么办!后宫有什么好的!现在说拆，有人反对，将来可以拆”。同年三月的一天，领导即在动物园“荟芳轩”召见了城建委副主任兼规划局局长佟铮，明确提出了改建故宫的问题，说是要改建故宫，规划局要作具体方案。这位领导说：“故宫为什么不能改建?”“改建故宫有什么可怕的?”要建筑师们“大闹天宫”。接着，领导与佟铮商定了作故宫改建规划的人员，并嘱咐这是“绝密”工程，要“保密”，挑选的人员要“绝对可靠”、“嘴严”的。

　　人员既定，就马上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动物园集合，同往颐和园“听鹂馆”开会。参加这次会的，除市委领导外，还有吴晗、项子明、规划局佟铮、黄昏，以及规划专家赵冬日等。在会上，市委领导再次说：“你们搞了很多北京规划方案，为什么唯独不搞故宫改建?” “要改建故宫，作首脑机构，把‘党中央’放进去!”有人在会上讲了故宫的“历史”，说历代帝王对皇宫都有大拆大改，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建?由于害怕泄露“天机”，市委领导在会上再三叮嘱：“不要到处去声张”，“要保密”。接下来，由规划局长佟铮具体负责总抓“故宫改建规划”，分三摊做方案。三条线互不联系，互不通气，直对佟铮负责。规划人员对领导意图进行“钻研”、“领会”，并亲临故宫现场参观调查以后，终于作出六个故宫改建规划的方案。

　　有的方案把“太和殿”地面改为用水磨石的，“太和殿”与“中和殿”用廊子连起来，他们的意图是：“太和殿”作为“主席”接见外国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中和殿”是“主席”与大使谈话的地方。更有甚者，有的方案，把故宫全部拆光、推平，重新盖大楼，作为“党中央”、“国务院”、“主席府”。他们还计划把南池子大街截断，南河沿以南的民房全部拆光，作“高级小住宅”。甚至为了要“天安门广场搞出新的形势，不考虑天安门”，把天安门也拆掉了!把中南海作为这个“新皇宫”的“后花园”。

　　这些规划方案做完后，还专门做成了二千分之一的模型，重点方案还做成五百分之一的大模型。由于害怕泄露 “天机”，模型上面还特地做了盖子，平时总是藏于密处，绝不让外人知道。以后又分别陈列于国际饭店和畅观楼和密室中，以备北京市市委领导审阅。一九六四年四月，北京市委领导在国际饭店亲自专门秘密地审查了“故宫改建规划”。

　　以上是该文有关“故宫改建规划”的简述，文章提供了一段难得的史料，当然其中史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故宫改建规划”确有其事，这张把故宫全部拆光的规划图也确有其图，就刊载在《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上，而不是我的杜撰。故宫改建规划和电影批判及商标革命等事真如天方夜谭，听后又有小时侯读《镜花缘》《山海经》进入梦境的感觉。这样的历史，人们竟然都忘记了。呜呼!但愿我的收藏和我的作品能让人们对文革美术有所了解。

  （编辑：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