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平
在分别观看北京、上海、南京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之后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三地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进一步与艺术家们交流中发现，这种差异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结构理论非常吻合，如北京的当代艺术更像是“超我”的表现，上海的当代艺术更像是“自我”的表现，而南京的当代艺术则更像是“本我”的表现。依照精神分析理论，人格的结构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服从的是动物原始的本能，它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唯一的要求就是避免痛苦，获得快乐。自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御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尽可能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超我是一个内化了的社会价值和理想，它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家长对整个人格结构按照社会要求进行管制，如受完美原则支配，站在本我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竭力约束和限制本我的冲动。
健康完整的人格则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和谐相处。然而，我所接触的大部分艺术家人格结构机制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他们无法应对三方的相互冲突，以至于使自己常常因某一个环节的受阻或因无法协调其内心的冲突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北京的艺术家由于迫切期待获得社会的承认而总是难以避免与社会产生冲突。上海的艺术家则为了确保自身不受到伤害，便不得不克制自己和选择妥协，以此来换取现实的认同。南京艺术家则不同，他们的表现更多地则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快乐需要，但结果却又因得不到快乐而闷闷不乐，直至背上越来越重的精神负担。
北京艺术家关注焦点主要还是社会，这与北京是中国文化政治中心有关。他们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但艺术家热爱自由的本性却让他们很难获得受到严格控制的文化与政治的认同，由此而使得他们倍感压抑。在理想实现欲望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宣泄与反击，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环境的不满。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不能实现创造，也就只能选择毁灭。从心理学角度上看，创造与毁灭都是对自我、本我和超我的超越，不同之处只是前者是顺利发展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受挫和失败的表现；前者比较理性，后者则倾向于非理性而已。对此，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北京当代艺术给人的印象之所以比较直接、具象、粗犷和疯狂，这与他们原始本能过度压抑与自我失去控制有关。
上海是中国商业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生活在其中的人对社会意识形态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与人的本能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经济，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本我的需要，那里的艺术家只有在不断强化自我的修养中才有可能从现实中获得最大的奖励。所以，在上海艺术家作品中超我完全被经济遮蔽了，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物质与感性。然而，市场经济对理性秩序的推崇必然导致生长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会竭尽全力地建立起自我的防御机制，因为本我的非理性能量一旦有所流露都极有可能对自身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克制、克制、再克制，即使是对自己采取自虐的方式，也必须强迫自己去遵循现实的生存法则。久而久之，残酷的经济压迫竟让他们忘却了自己的本我（本能）与超我（社会理想），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只能看到机械、克制和缺乏热情的抽象表现和被放大的物质与感性的存在。 [NextPage]
南京身处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第一线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这里的艺术家既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又不至于与它们产生过于激烈的冲突。然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处境却让他们处于不轻不重的尴尬境地。身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最为活跃的欲望似乎只能是离自己最近的本我，由于本我只遵循“快乐的原则”，所以在南京艺术家身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懒散和漫不经心的感觉，以至于在南京常会听到“只晓得快活”的赞扬与批评。“晓得快活”并不意味着就真的快活，面对着上海、北京的诱惑与挑战，身处在南京的艺术家时常也会奢望让自我与超我也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然而，一切欲望的满足似乎都受到了时空与现实条件的限制，结果便使得这里的大多数艺术家总是感到抑郁和苦闷。所以，当我们去欣赏他们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作品的色调总是灰暗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种灰暗的色调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仍潜藏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本土意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留念。总体上看，南京的当代艺术普遍给人一种试图想超越却又超越不了的苦闷和伤感，这种“苦闷”和“伤感”始终都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对此，我们常常很难分辨出这其中的“挣扎”是属于人格的哪一个部分，更不知道这种“分裂”到底是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我们当下的今天。
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不同，当代艺术没有太多的遮掩与修饰，也没有那个传统的审美距离，它以真实直观的表现方式将人的真实精神状态投射到作品之中，也正是这种客观真实的反映，才让我们从上述三地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人格的缺陷，这些“缺陷”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个人的脆弱和偏执，但更多的因素还是来自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反映出的人格缺陷其实也正是对社会文化环境问题的一种揭示与批判。
2008、9、1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