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艺术朝向西方的时期，“85新潮”之所谓“新”，不过是现代主义艺术西方已有而中国尚无。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乃是以个体创作冲击集体主义乃至集权主义文艺思想，至其极即是文化大革命。但千万不要忘记，文革艺术是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艺术大众化的名义进行的，用今天的话说，它并不拒绝公共性。
80年代中国雕塑家都在向钱看，在美术界他们和搞装修的人一样，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名义上讲，他们做的全是公共艺术。官方意志加上致富要求，再加上一点先是来自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前东欧然后是来自西方的形式构成，便造就了80年代中国城市的雕塑景观。客观地讲，雕塑家把国家的钱赚在个人口袋里，也并非不是好事，因为雕塑创作所需的花费远远大于绘画，有了钱个人创作才可能起步。80年代的视觉革命是经济成本低廉的运动，绘画界风起云涌而雕塑界晨星寂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为数不多的前驱者，如王克平、吴少湘、朱祖德、张永健、付中望、宋海冬、隋建国等人都是在极其艰难、极其窘迫的状况下进行个人创作的。还有些木雕、陶艺的探索，也是因投入小而易于出彩的缘故。据我所了解，朱祖德的所有几十件镀铜雕塑都是在他家住房阳台上的洗衣槽内完成的，后来他不幸遇难，也是为了找点钱而去考察一个城雕业务。最近美术界大炒85，给人的感觉是国际还乡团在争夺第一把交椅，农民造反有了山头便火併王伦，这不足为怪。我一点不反对花大力气去整理历史，但历史阐释一是要钩沉，二是揭示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象朱祖德这样代表了80年代形式探索成就的雕塑家为人所忽略，是极不公平的。我想雕塑界应做的事情是梳理80年代以来中国雕塑的个体创作，给予中国现代雕塑的探索者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正是8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位现代雕塑家引发了90年代一大批人从城雕转入个人创作或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也正是这些个人创作影响了艺术院校的雕塑学子，以至世纪之交雕塑界呈现出个人创作活跃、雕塑批评兴起的大好形势。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雕塑家、如展望、刘建华、向京、李占洋等等，他们的个人创作非常值得关注。但关于他们的作品评论往往局限于个人语言风格的讨论，很少从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角度，去言说个人创作对公共性的介入。相反，雕塑界关于公共性问题的研讨仍然集中在城市雕塑，公共性问题几乎全等于公共艺术问题。然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别。公共艺术是指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场合中的艺术(博物馆陈列不在其中)，而公共性则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分享的权利以及实现这种权利的可能性，责任和义务。对雕塑创作而言，公共性含有雕塑家个人创作与公共空间、公共权利的关系。请注意，这里所谓公共空间，不光是指公共环境，场地、场所和放置雕塑的所有地理条件，而且包括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就是说包括雕塑家个体意识对社会文化和精神意识的介入。但在中国雕塑批评中，这种介入被关于集体主义的公共权利所遮蔽，于是公共性问题变成公共艺术即城市雕塑如何得到订单、如何通过方案、如何完成工程、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塑创作正面临两个市场的诱惑。一个是公共雕塑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国家资本以权利资本的方式运作金钱资本，官方意识形态和利益潜规则起着主导性作用，此一范围内讨论艺术的公共性其意义极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树立公民权利的中国社会中，这种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纸”而不是“兵”，是公民权利问题，是艺术自由创作即个体意识的呈现问题。另一个市场是正在开始的个人作品收藏，其运作从个人风格开始，受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制约，是有利于个体创作的。但操作过度则容易将雕塑家凝固在既成风格样式之中，逐渐失去和当下文化现实的直接联系。所以，我们不能把关于中国雕塑创作的讨论全部纳入市场范畴。创作问题是一个精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才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重心。
如今学术界大谈后现代，奥登伯格和杰弗·昆斯成为中国艺术的楷模。其实对中国雕塑而言，在和西方对话的时候，是在人家已多跑了一圈的情况下并肩而行的。人家在反省启蒙主义，我们也在反省启蒙主义，但启蒙之于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任务。80年代一批前驱者所突现的个体意识在今天依然至关重要，只不过个体性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并且个体性本身也因此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雕塑作为传统架上艺术，在观念艺术特别是装置艺术的冲击下，其艺术形态变得越来越开放，以至于有些职业雕塑家发出了“我雕故我在”的呼吁。其实，“我雕不一定我在”，因为“我”在今天已不象80年代，其人格是假定完整的、是自以为确定的。当代艺术创作的理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里，这些问题即使现实生活不能解决，也必须在精神生活中加以面对。然而问题不只是对象化的，不只是属于环境、社会和传统的，问题同时也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就是问题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言，没有人是干净的。生态问题跟你的出行没有关系么?人口问题跟你的存在没有关系么?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农民的，农民工是城市人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造成的。正是在问题的共同性、共生性和共犯性之中，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成为互相介入、互相交流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雕塑创作再固守于现代艺术的样式主义，难免削足适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那就是风格必须针对问题。也许雕塑创作因为质材的恒久性，反应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抽离于问题的艺术创作肯定会落入政治权利、惯性意识和资本运作的操控之中。最近弄得甚嚣尘上的奥运雕塑就是这样一种操控的典型案例。个人创作的国有化必然会演变为掩盖问题的宏大叙事，而当代艺术的价值恰恰是因为艺术家能够直面问题本身。
关于公共性的讨论，必须把问题意识植入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之中。艺术问题是知识、权利和空间的三位一体，职业雕塑家的提法在当代艺术中之所以难以成立，就是因为它仅仅立足于知识来争取权利，忽略了知识权利是在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中形成的，是在问题意识中实现的。空间不仅以物质营造的方式存在，而且以精神想像的方式、以个体创造的艺术方式存在。这种存在之于社会实践，则是批判、否定、不认同以及边缘、外围、底层、野地、另类等等。在这样一种精神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空间之中，充满了统治、服从与反抗、斗争的关系，充满了身体、心理、感觉与感受的矛盾，但只有在这个空间中才有争取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所以，在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不加分析地排除自由主义思想常常是另有所图的。自由主义是集权体制的最大障碍，对个人自由优先权的强调，使一切操控人心的力量面临被暴露的危险。而个性的自由生长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始终是艺术所由发生的起点。我们不能用含糊其辞的大众话语权来掩盖公民话语权尚未树立的事实。许多公共性讨论的参予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乃是因为他们已成为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正在期待朝庭招安的金牌诏令与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美术界关于公共性问题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显露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坍塌与解构的事实，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解构的意义正在于我们真正回到了问题本身，回到了存在问题的思想主体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自我反省中思考现实问题、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我们才能作为知识分子而真实存在。我们只能以个体的、自由的、互动的艺术创造和批评写作，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并寻找自我的本质。不管是在社会实践空间，还是在自我精神空间，公共性只能存在于个体性之中，而大众化也只能存在于自由化之中。因此我的问题是：没有个体性哪来公共性?没有自由化哪来大众化呢?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