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彦

     我第一次认识余虹是在武汉，其时我刚刚认识武汉的“哲学圈子”，“领袖”是张志扬，“美人”是萌萌。萌萌的父亲曾卓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姑父的同事。后来，我当《画廊》杂志主编，“哲学圈子”见我，余虹代表说话，以为是一个推动当代艺术的机会。那时觉得余虹气盛，讲话有深度。他正在暨大读博士。不久又认识他的第一个夫人贺璋蓉，一个温和的女人，还有他那聪明儿子，讲话颇不饶人。我们渐次交往多起来。当然，如果聊天，总是我听，他讲，因为我不太敢说海德格尔和尼采之类的德国哲学的东西，我内心是个经验主义者，是波普尔和贡布里希的信徒。但我佩服他的思维，其敏捷程度是我所不及的。再后来听说他离婚，而且离婚需要钱。为了这，他接了一个活，写一本《中国广告史》，对象包括当时广州的几家广告公司，从白马到黑马。四万稿费，一半给小贺买房子。我提供了我所有的一切相关资料。我无法想象，一个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会写广告史之类的东西，因为无法“批判”呀。余虹居然写出来了，居然写得有深度，居然出版了。

    之后，余虹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生活，上海，海南，北京。

    去年我去北京，在尚扬家重新见到余虹，彼此感觉甚好。余虹说：“以后到北京，要到我这里，住在我家。好朋友，要常常在一起。”我感动他的念旧，他的盛情。后来我去到他家，一起喝茶聊天。他把《文艺研究》的金宁介绍过来，彼此认识。那天是一个阳光的日子，我们三人就在现代城附近的一家茶馆，吃完饭就泡了壶茶，边喝边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金宁说他曾经研究过众多陈永贵的宣传图像，发现这个当时的农民一早就知道如何“宣传”自己和大寨。我们都对金宁的发现产生了兴趣，说夏天干脆大家一起去山西大寨。余虹说他马上去美国加州大学做半年的访问学者，要不赴美之前去，要不回来后再去。总之，大家谈得很热烈，仿佛虎头山就在眼前。

    我们两个人时，余虹很认真地对我说：能否找他儿子谈一谈，因为他对我印象颇好，愿意谈。我问他儿子现状，他说不好，情绪有些偏激。他很担心儿子的状况。他非常希望我多关心这件事。这算是一个嘱托，颇有些分量。之后我在武汉和广州与他儿子对谈，甚至争论。争论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余虹的嘱托，想起父亲的责任之类的事。小贺作为母亲也忧心忡忡，着急地看着儿子的成长，对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都呕心沥血，看到无效就会无奈，无奈却也仍然不放弃。一旦有成绩，就会自豪，会高兴。

    我和余虹都是油画家尚扬的重要解释者，但我和余虹的解释路径不太一样。他是从事诗学研究，对海德格尔、尼采和福科有深入的钻研，对纯粹的审美维度有近乎完美的追求。我着重尚扬艺术的整个风格的发展过程，更多是图式分析。他却从尚扬的油画，尤其是他的《大风景系列》中看到了“诗意的栖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哲学命题，一个“终极归家”的形而上期望。

    其实余虹一直对艺术有强烈兴趣。他说想寻找十位画家，写一本“十画家书”，表达他对审美维度的判断。除了尚扬，他还写了丁方和朝戈。都是风景。尚扬是“大风景”，丁方是“圣风景”，朝戈是“原风景”。他还把自己的弟弟余明推荐给众人，也是画风景的，叫“素风景”。

    余虹如此执迷于风景，不是因为风景本身，更不是因为画，而是对其中的生命本源的追问。风景只是他的追问载体而已。

    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追问如此沉重。

    10月时，我在北京，听说他病了，打电话，说去看望他，他声音虚弱，说过一段时间吧。11月，我又去北京，打电话给他，他说好一些了，但有点忙，下次吧。

    下次，也就是12月5日，下午，我上完课，发现北京的朋友电话，拨过去，是尚扬的声音，他说：“余虹走了! 就中午!”我完全没有回过神，不知道这走是什么意思。等听明白了，竟然呆坐在空地上，半晌没有思想。

    余虹兄就这样走了。看得出来，他的绝望无人能够想象，他的决绝也无人能够说服。他纵身一跳，溶化在空中，只余下彩虹，空气般悬浮。

    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声音颤抖，不住地说：“余虹说走就走了，他不和我们玩了，不和朋友玩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