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又称城市山林，城市山林一词，颇有意味：城市是繁华的，却往往又是嘈杂的，如同人世的逐求可能同时亦意味着作茧自缚一般；而山林二字，却勾勒出了一种超乎功利之外的宇宙间和人性中本真的淡泊、自在与阔大。城市和山林两个词所构成的这样一个二律悖反式短语意味着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几乎是信手拈来的结合、融合，并最终达到真实的和谐的状态，这种轻松自然的、和而不同的方式及其所营造的自在的和谐状态正是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向人们所展现的。

在美术院校一直从事着中国传统园林及民族环境艺术教学与研究的刘向华亦身处嘈杂的城市，并怀着一份城市山林的梦想。中国造园一脉相承的出发点也可谓核心观念就是促使人与自然的亲和，即中华文化传统的“合和”观。文化传统决定着传统文化（具体样态和形式），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样态和内容）的重新审视和诠释，更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深入疑辨与反思的结果，这个结果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义。

其一，“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向早在中国魏晋时就已彰显的超逸放达的人文精神致意。这种致意体现在其率性而富有灵气的构造方式、狂放张扬的“全金属外壳”和直接表达结构的真实自然的形式及其所蕴涵的放达的内在观念和气质上。这种可以上溯至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由魏晋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彰显于中国漫长而压抑的思想史。“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是超越算计而返还纯真，“自然”是抛弃压抑而回归人性，这种生命内省和自在的功夫是一门深渊的学问，是中国文化传统真正的价值所在：深深地进入自己，了解自己，而能够对自己这样一个生命真有办法，才可避免和超越了不智与下等。这种生命觉醒后的超逸和放达在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中以一种出人意料的近乎于超现实的方式呈现出其沉静而犀利的面容。

其二，“城市山林”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在于对“合和”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对“和谐”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问，其装置作品中那些穿透书本的凶狠利刃以及“濠濮观鱼”的生命个体乐趣又透露了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文化宿命。“合和”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和而不同”，在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中，这种悠久而深刻的观念和智慧以一种机智并略带反讽的后现代表情打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新的文化建构过程中由一系列既定的（显在的和潜在的）逻辑、程式、规则、默契等构成的理性计算所规定的这个由僵化刻板并趋同的日常生活所充斥的世界，而向刚刚能够丰衣足食并想找点乐子的中国人开拓并展现了一片植根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的世界：不锈钢水龙头所构成的椅子扶手，淋浴器所构成的椅子靠背，而同时由洗菜盆构成的椅子坐面又是个鱼缸；厨房里的锅盖做的荷叶，浴室里淋浴花洒做的荷花和莲蓬；水暖管件和洗菜盆制造的罗汉床及其上内置电脑的炕桌；以及那两个怪模怪样的锅炉液面指示计和波纹补偿器构造的翘头书案等等。各种在人们日常思维定势里不相同不相干的东西“和”在一起生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延续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文脉。这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对现代工业批量复制产品的信手取用提示了真的“和”的观念和智慧是“和而不同”；装置作品中发着寒光的利刃无情地穿透了书本和文字、体统和斯文、历史和现实，一个民族人性光辉的一面长期被压抑与扭曲时，人性本身连同其社会、历史、哲学、艺术、文化都可以成为幌子、摆设、手段、工具、说辞乃至这个民族自残的利刃。中国园林艺术中一再被提及的源自《庄子秋水》“濠濮观鱼”的典故在“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中被续写，而“鱼”不在“濠濮间”，却是身处钢铁玻璃所构成的冰冷压抑的现实。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应当置身于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城市山林”系列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声音诉说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宿命。

此外，就造物方式和手法而言，我们注意到“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基于当下城市的环境现实，其作为人口、生产力、物质资源同时也是污染源和废弃物高度集中的一种环境现实，并将这种环境现实中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随处可见的金属洁具、厨具、阀门机械设备等现代工业批量复制产品进行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这种基于当下日常生活“就地取材”的主动错置和误读的方式表面上类似于后现代思维亦或解构主义，但它其实演绎了漫长的人类造物文明中的一个潜在规律，刘向华在其撰写的《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一书中将其解释为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并认为这种人类造物的文化根性源于生态学中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

（实习编辑：范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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