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在该书结尾段落的概括中更是直白。随着希特勒的到来，“德国……上演了其电影业从一开始就已预言的情形”。紧接着：“在纽伦堡，《尼伯龙根》中的装饰图案大规模出现。”随后很快改换视点：“数以百万计的脚在城市的街道上或者沿着公路日夜行进……战争响声大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切正如银幕上曾发生过的。”（第276页）在同一页，两种模式的并存和摇摆——预见和事后推导——极为频繁并具有标志意义。

    本人曾在其他文章中强调过“预见者”的假设，以及“前法西斯主义”和“原始纳粹主义”（无论先兆或幻象）等概念的谬误。这类范畴并不恰当而且没有史学和批评的根据。纳粹当然会从早期影片借用母题——装饰性的（朗）、象征性的（范克）以及实验性的（鲁特曼）——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类母题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及美学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谈到高山电影及其主题和图像学要素，即便它们与保守的、反现代主义的文化倾向有结合的可能性——实指有效性——也无法就此简单认定它们和纳粹运动的意识形态有关。纳粹主义也许与高山电影来自或者汲取相同的文化渊源，但它有特定的发展脉络，正好比说，我们不能强说这一脉络与乡土文学或新浪漫主义文化是一致的。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预见者”的阐释路线可以而且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语境，和某些权威人士的看法相反，本书在阐释方法论方面并无实质贡献。

    七

    克拉考尔对其搜集的针对《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回应，做了极为细致的笔记（《自述》），现存于他的文稿中。卡斯滕·维特整理的一份文献目录使众人得以了解《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首次面世时引起的反响该书在最权威的圈子中受到讨论。事实证明，它所获得的成功对作者日后事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美国和德国的评论反差巨大，从无条件的认同到极端排斥，不过，所有评论无一例外首先对克拉考尔篇帙繁多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佩（对其长期、勤奋工作的重要认可）。最正面的评论来自保罗·罗沙（Paul Rotha）、赫尔曼·G. 温伯格（Herman G. Weinberg）和艾里斯·巴里。罗沙认为这是“一本应该立刻被排入最重要的六本电影论著之列的书。就我个人而言，它是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温伯格称它是“迄今最伟大的电影著作……关于《卡里加利》的章节如最惊悚的侦探故事，或希区柯克最悬疑的影片一样刺激”。最尖锐的批评发表在《好莱坞季刊》（Hollywood Quarterly）、《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及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上。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