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北戴河游泳的男子
1980年代初，上海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怯生生地亲热。
7月25日，“三十年中国梦——刘香成摄影作品展”在中华艺术宫举行，展览展出刘香成摄影生涯中115幅作品。1980年代，海外报道中国的图片，60%都出自刘香成之手。在他的镜头下，三十年“中国梦”不仅仅存在于人民大会堂，不仅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间的握手和谈，当国内的摄影记者们还在为追逐领袖人物的风采而频频按下快门之时，刘香成把中国梦融化成了一个个普通人的细节，带着些幽默的感知力和对于肢体语言细微变化的关注力。
1951年出生于香港的刘香成，3岁时被《大公报》任职国际版编辑、很“左”的父亲送回福建受教育，1961年，10岁的刘香成又回到香港。他的童年记忆组成中，阶级斗争、成分问题、政治挂帅、道德分数等等，这些字眼和背后所蕴含着的或恐惧，或艳羡，惑不解的巨量个人体验与中国内地大部分五零后没有太大的区别。
1970年代，刘香成开始了他满世界的采访足迹。1976年，他如愿回到中国，捕捉到了国家领导人去世后几年间集体政治色彩与个人解放力量之间的胶着状态，出版了《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一书。
离开中国，他同样神奇，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见证了前苏联的解体，经历了阿富汗撤军，去了斯里兰卡、印度，并因为拍摄戈尔巴乔夫辞职扔文件的一瞬间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中国，是刘香成的故乡也是抹不去的烙印，“回中国”是一头白发的刘香成在整个访谈中，不曾间断的话题。[NextPage]
记者：你曾经反复提到林语堂《吾国吾民》里的一段序言，说“我对祖国的那种感情，我的爱国主义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中国无论怎样总会渐渐平复下来”。你当年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到中国的？
刘香成：我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时代的产品，中国人常说我不能够选择我的出生时间，美国人说我不能够选择我的父母。
童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奇怪，我在福建上的小学，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部队干部子弟，他们就觉得比其他人要高一等。因为我们家庭是地主阶级，我母亲那边苏州的地是光绪皇帝赐的，我只知道我们家是和平地主，成分不好。小时候的我觉得疑惑，为什么会有成分不好这么一说，学校里要求消灭四害，我打苍蝇都要比别的同学打得多，但我的品德表现分数总是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在社会想要“求同”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求同”，大家都觉得你是地主的孩子，他们是红色部队的孩子。这可能是影响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回到香港时，父亲当时在《大公报》，有一次他回来说美国人登月了，他回家一肚子气，他说《大公报》不能够登美国登月，他很“左”，我是在这样一个报人的家庭里成长的。小时候暑假父亲经常让我去翻路透社、美联社的稿，所以我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是这样形成的。我感觉到对这个问题我就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正是这个源头把我带回来中国。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来到中国，当时那个时代里，我在纽约碰到的很多台湾地区的人都是学文科，香港很多学理工的。香港人在大学时学文科的只有我一个，我是通过很多西方人怎么看中国，包括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看中国。当时我有一个政治的课程，需要写法律的哲学，我就来研究法家韩非子。1970年代，台湾学生去到美国拿了博士都不回台湾，因为那时蒋经国还没有将戒严法取消。我在中国大陆上小学，那时的记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停地想了解中国每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机会我就去了《生活》杂志。我在大学遇到一位中国人曹教授，他推荐我去找他的同学见见面。找到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时代》杂志的总裁，他一见面就问我小伙子你这辈子要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去中国。《时代》周刊就给我一个差事——回中国，就是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后来暑假我去了欧洲，去看葡萄牙的共产党竞选，西班牙的社会党竞选，又去法国和英国。把我童年在中国的东西对比以后，我去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我觉得我应该去中国。
加上我的父亲在《大公报》工作，对香港“左派”我有点认识。当年，《大公报》报道的形式跟西方的左派很相似，他们还是觉得“文革”很好。我觉得法国人说得很有意思“三十岁之前你不是左派是因为你这个人没有良心，如果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说明你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因为年轻人觉得社会要进步，三十岁之前你不是左派那你是没有良心的。童年我有个印象——中国是全世界最讲政治的地方，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肢体语言，脸部的语言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等到我1976年来到中国，从我看到的肢体语言，是一种解放。珠江两岸的老百姓，好像开始恢复了人的自然的状态。当时我是临时回来，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回到中国的话我对要在中国做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我要拍毛以后的中国。我来到中国时，那时国内的记者，他们都觉得新闻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时候，我就把镜头对准生活的细节。
记者：有关中国梦，目前，提到的场合极其频繁，很好奇你为什么用这个名称来做展览？
刘香成：现在提“中国梦”的人很多。中国这三十多年来高度发展，其实中国梦本身的内涵就很复杂也很宏大。我记得里面有一张照片，当时到了深圳，我一步跨下当时送我们的丰田小巴，当时的外交部组织我们去参观的，我看西方记者的丰富肢体语言传达出的信息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时任深圳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说的那些规划远景的话会兑现。当时这位主任说，这里要建公路、码头、假日饭店，但是我们站在那里看到的是农田。这一点上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搞经济改革，中国人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梦的体现，所以中国梦有自己的细节和内涵，而不是给你一个很大很空的东西。
所以突然之间现在中国人一提到中国梦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少有一个人是用镜头关注着中国三十多年。《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是198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今年是2013年，是这本书出版的三十周年，所以我在中国办这个展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是我当年出版的这本书，28年后出的中国版，虽然有很多照片不全，但很多事情我觉得做比不做好。这个展览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你现在看到只是1983年拍的，1986年我也有回来拍，1990年代回来以后我又拍。从某种情况下从中国的集体主义到今天的个人主义，图片其实也反映了这些。把这些提到老百姓的对话中，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在图片本身里面提供了中国梦的很多具体细节。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的变化不单单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发生的大事，延伸到二十一世纪，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故事和一个现象。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刘香成的“三十年中国梦”。
（实习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