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届上海电影节今天下午举办了“电影大师班”，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对话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两位作品导演以鲜明的电影风格享誉国际影坛，在现场主持人周黎明的提问之下，两位导演阐述了各自关于对电影、对现实生活、以及近期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期间也少不了大导演之间的互相推崇。

    杜琪峰：《毒战》是对审查制度的考验

    杜琪峰导演今年的新作《毒战》在内地上映后口碑票房都不错，这部警匪片因为展现死刑和血腥的枪战场面而遭受争议。但业内普遍认为，《毒战》的积极意义在于让大家看到了审查制度的进步。

    杜琪峰导演自己则认为：“《毒战》是一个尝试，这部电影是对电影审查制度的考验，世界上拍贩毒的电影比这个精彩的多了，我是想拍一部警匪片，因为警匪电影在中国的量很少，很多事情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做另外一些事情。影片的结局是所有的坏人都应该被绳之以法了。其实我个人觉得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表达，它有时代性，让我们这帮人去做一些记录，或者在电影里留一些痕迹。

    奥利佛·斯通强调：“美国一样都有审查的制度，只不过是叫做“分级制度”。每一个好的导演都得反对这样的规则，有很多的删节，有些电影在出来后就被删掉了150个镜头，如果不按照要求删节，电影评级很高就会丧失一部分观众。我的电影《野蛮人》内容非常暴力，我还是把它拍成了。这是一部批判性的电影，也有年轻人的爱情，有些人被生活吞没了，影片最终在美国被定为R级（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陪伴才能观看）。”

    斯通：我越来越倾向于质疑美国

    杜琪峰执导的《夺命金》在2012年公映后大获好评，同样作为一部商业犯罪类电影，奥利佛·斯通1987年执导的《华尔街》也被誉为经典。主持人周黎明认为《夺命金》与《华尔街》有一种共鸣关系，同时也折射出香港、欧美等地的经济萧条情况。两位导演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创作看法。

    杜琪峰阐述说：“这部电影不是关于金融的，讲的是香港当时的环境，但是拍着拍着发生了金融海啸，就想着要变一下。在受到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加上香港的房地产问题，我自己想的是，任何制度都没有用处的，人的内心是贪婪的。为什么每个做坏事的人都得到了好的结果，这里我不想明确的告诉观众。我自己想表达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只有我们自己从道德上约束我们自己，但是没那么容易。”

    奥利佛·斯通谈道：“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我父亲是股票经纪人，《华尔街》是献给我父亲的作品，他让我有了拍摄这部作品的想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加对政治题材感兴趣。我年轻时政治观念保守，后来才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我的电影开始变得激进，也关注历史的题材。我拍了一部关于布什总统的电影，还有《美国：未必讲述的历史》的纪录片，对于美国历史和政治，年纪越长，我越倾向于质疑这个国家。”

    杜琪峰：我拍喜剧片是为了公司生存

    奥利佛·斯通和杜琪峰两位导演虽然都有各自擅长的电影类型，斯通擅长政治片，杜琪峰擅长黑帮片。但他们的作品列表中都包含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作品，斯通执导过古装电影《亚历山大大帝》，杜琪峰坚持拍摄《单身男女》一类的爱情片，两位导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反差呢？

    奥利佛·斯通回答道：“作品一成不变的话是不行的，电影是不断革新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家庭的故事。《天生杀人狂》两个人是反社会的，每个电影都是不一样的，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大家想不到的。是一个东西方的爱情故事。我的电影里也有浪漫的情节，我的电影都是表现我内心的想法。”

    杜琪峰则更加坦白：“很多访谈我都有说过，我拍电影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为公司的生存，一个是为了我的创作欲望，喜剧片是我在赚钱。90年代末开始我想成为一个独立导演，我在拍的过程中发现我真正想拍的题材，拍完《文雀》和《夺命金》之后我就要等了，想一想什么类型的电影是我要拍的，不能投太多钱，这是我个人的电影。”

    最后，主持人周黎明请两位导演说出各自喜欢对方的哪部作品，杜琪峰回答是《野战排》，奥利佛·斯通说是《黑社会》。

   （实习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