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超

孙红雷

　　采访者：付超

　　受访者：孙红雷

　　2013年，孙红雷先是在《毒战》里演缉毒警，接着在《全民目击》里化身成富一代。两个角色有点儿远，但缉毒警是我们常规理解的好人，这个富一代，则是非典型的另类，他也是靠沾血的手建立起自己的财富城堡，但为救身陷困境的女儿，又能够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不择手段。

　　采访当天，孙红雷一直在拉肚子，到得有点儿晚，一坐下就先道歉。聊起片中角色，本以为又是一堆套话，但没想到，孙红雷噼里啪啦就丢出一大堆“狠话”，直言自己就是在教生活中的那些富一代怎么做人。

　　整个采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负责任”仨字。挑片、演戏、不结婚，统统都要以这三字真经为标准。别看孙红雷总是一副大哥的脸，这个靠《我的父亲母亲》出道的东北汉子，或许不够细腻，但绝对算是有想法。而且，从他近几年和媒体打交道的作派，以及选片的眼光上来看，他又的的确确将这种想法，贯彻到了实际行动里。

　　一直关注李某某案，父母的责任太大

　　付超：《全民目击》好像一个预言故事，拍摄于一年多前，却跟李某某案十分相似，你有关注这个案子吗？持怎样的立场？

　　孙红雷：我一直在关注。关于李某某案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很心疼这个孩子，孩子他是从一张白纸成长起来的，他怎么就会这样呢？父母的责任太大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说什么都没用了，赎罪就完了。

　　付超：你说过，当父亲一定要对孩子理智，这种理智的度怎么去把握？

　　孙红雷：他一定要有足够的、健康的生活空间，你给他一个巨大的舞台，让他自己去正常、健康的成长就行了。空间越小，你越容易把他打造成另外一个自己。

　　付超：《全民目击》讲了个类似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说“情”与“法”的辩证关系，在这点上，你比较支持哪一方面？对片子的结局设置满意吗？

　　孙红雷：作为一个演员，我不希望结局是那样的，我心里很难受，希望它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孩子可以得救。

　　付超：除了“情”与“法”的讨论，片子还牵扯到舆论关注对案件的影响，你是怎么看待媒体介入公众司法问题以后，对案件审理的影响的？

　　孙红雷：我觉得这是好事，有公众监督，会让司法更加公正、准确、一丝不苟。我觉得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想让它成功，你必须全身心投入。这种执着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以前我们的教育是“你要谦虚，差不多就行了，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事实证明，这是错的，这种教育已经被打脸了。你要求真，该怎样就是怎样，即使表面掩盖过去了，但人们心中还是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付超：你认为片中父亲的角色算是成功的吗？

　　孙红雷：成功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声誉把自己的孩子教育了，至少孩子以后会茁壮成长。（但是代价有点儿大？）一点儿都不大，欺骗自己、孩子和公众才更可怕。

　　付超：所以，你的理念是“我怎样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好，为达到这个结果怎样都可以”是吗？

　　孙红雷：是的，不然你生他出来干嘛呢？

　　付超：有个细节想求证一下，片中有提到，你饰演的角色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干过一些心狠手辣的事情，片子里只是一笔带过，是因为剧本就没细写是吗？

　　孙红雷：是的，片长不够了。但这个人一出场，你就能从他脸上看出来，这是一个心狠手辣有故事的人。单纯的好人在生活中也不存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背了一些十字架。

　　付超：你在片中演一个富一代，关于这个群体，公众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既定印象，你是怎么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东西的呢？

　　孙红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在这个片子里，就是要告诉富一代们，该怎么生活，甚至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我觉得这个至关重要。现在之所以有了富二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先有了你们这样的人。

　　付超：听你的口气，你对这个群体还是带了点儿批判精神的，是吗？

　　孙红雷：我不是批判，我是深恶痛绝。为什么有了富二代？为什么中国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是这样的？我很痛心，很难受。

　　现在接戏价值观要正确，有点想当导演了

　　付超：作为演员，你的生活似乎也难以避免要被公众关注和聚焦，自己理解大众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吗？

　　孙红雷：以前我是不理解的，还特别反感，现在多少能够理解一下对方了。有了理解，一切都迎刃而解。反正都是泛娱乐化的东西，只要在度之内就可以。

　　付超：片子中你的角色遭遇到的原则和感情的冲突，如果放在现实中，你会如何抉择？

　　孙红雷：我会没有原则，也会不择手段。我一定是会牺牲自己，而不是把孩子往深渊里继续推下去，我觉得那是愚蠢的。

　　付超：所以你一直没结婚生子，是因为还没做好准备？

　　孙红雷：第一，我没有碰到想要结婚的人；第二，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要孩子一定要对他负责任，“负责任”这三个字，我对它的认识是极其慎重的。

　　付超：从《毒战》到《全民目击》，感觉你最近挑片子和挑角色的眼光很毒，这种状态已经是个习惯了吗？

　　孙红雷：我还是喜欢商业片，而且我自己有一个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的夙愿，就是希望好的商业片永远能够跟文艺结合。今天上午我还跟人聊到，好莱坞现在的好片越来越少，别以为技术可以养育一切，是人文先养育了技术，而不是技术衍生了人文，这是倒行逆施的。

　　所以好莱坞的人要小心了，欧洲人和中国电影人也要仔细想想。我演的电影不至于赔钱，但也不是动辄十几亿，但我很满足。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就是对公众负责任。我觉得我对中国电影是付出了点东西的。

　　付超：这几次采访你，感觉你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状态特别好，十分从容，这种状态怎么调整出来的？

　　孙红雷：我心里也不一定像你说得那么淡定从容。但我每天都会跟自己谈谈话，跟一些师长、朋友、团队、合作伙伴谈谈话，这些都是我淡定从容的源泉。我觉得人生苦短，生活质量是最重要的，你既然是公众人物，给公众传达的东西一定得是正能量的东西，所以我得先把自己给正过来。

　　付超：那对工作还有什么索取和需求吗？

　　孙红雷：我希望能拍一些具有正确价值观的电影，没有其它过多的要求了。只要价值观正确，千万别是扭曲的、变态的，甚至晕在错误价值观当中的电影就行。

　　付超：今天聊完，感觉你的想法还挺多的，真没有兴趣自己当导演来表达吗？

　　孙红雷：碰到合适的会去导。以前倒是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实在是有点儿难受，想自己发声。

　　（实习编辑：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