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小河

    采访者：走走

    受访者：盛志民

　　在上周日《再见，乌托邦》的90分钟放映之后，导演盛志民与上海青年女作家走走围绕电影展开了一场对话。

　　走走认为，这部片子中所反映的那批摇滚人，在愤怒之后没有人文意义上的思考。而盛志民认为，他拍这个片，看重的是变化，并没有拍原因。盛志民说，“魔岩三杰”时代的摇滚人其实生活优越，他们的愤怒其实是在“有优越感地撒娇”，而到后来，许多摇滚人是“被忽悠的一批”，是“更惨烈”的“纯吊丝”。

　　关于理想主义

　　走走：你是怎么理解理想主义的？我认为《再见，乌托邦》只能是再见一代人的“青春期”。理想主义有政治含义，也有艺术含义，在小说当中，我们不需要余华那种正面强攻，我们只需要隐喻。窦唯是片子里真正缺席的那个人，他是坚持理想主义的。但是崔健在访谈里，他刚刚开始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需要直指人心。我觉得何勇、张楚包括小畅这一群人，他们没有理想主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词代表什么。

　　盛志民：对于理想主义，我想先说明的是，我们这一拨人比后来的“80后”“90后”幸运，因为我们赶上了整个国家进程当中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人是自由奔放的，是有实现自我价值可能性的时期。

　　今天在座的人，我想都希望在生命当中会有那么一个阶段，那样一个可能性，仅就我个人的感受，这段经历是有价值的，至少在其中我体会到了力量。你说理想主义怎么限定它，我是打引号的。你说的不对，崔健不是刚刚意识到，他一直意识到他的位置。他曾经在访谈中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剪进去，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会接受到更多的力量，在我身上的利用，我会更难控制我的态度。”所以，“真唱运动”时，他并不是简单说“真唱”这个事情，是绕了一个弯子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小窦（窦唯）可能是在那个阶段之后，才意识到他要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可能还在一个自我的世界当中。对于张楚和何勇，我不同意你说的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还在想办法做。

　　前两天，张楚把他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重新编曲，做了一个欢快版的贴在微博上，我还和他交流过。我说，你这个不错啊，他跟我说，“对啊，这就是生活，我原来那个不对！”

　　何勇的问题很明显——写不出歌词，他的音乐部分都完成了。是不是认为那个时代是最好，你可以重新问问他们，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认为了。[NextPage]

　　关于青春期

　　走走：我有很多朋友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这批人，我自己感觉他们就好像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样，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他们没有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一直很怀疑。

　　我定义那一段激情仍然是“青春期”的，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突然之间全民失声，有些东西是粉身碎骨的，是以死亡作为代价的。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说什么，所以，他们有了愤怒，他们把愤怒表现出来。但是愤怒之后，他们没有思考。到今天，最近我们在民谣节上看到何勇，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是金字塔的塔尖，你们都被踩在我脚底下。”可以说，这一批摇滚人有他们的本能，和那个时代碰撞出来的偶然性。但他们自身，对经历过的一切没有反思，也没有真正从人文意义上去思考这些问题。你这部片子比较宽容，这些角度你都没有切入，你没有很尖锐地去问他们这些问题。

　　盛志民：对，首先他们是我的朋友（笑）。我和他们太熟了，何勇和张楚，他们个人身上存在着你说的这个问题。当他们二十几岁的时候，被抛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我能感受他们跌下去的那种不适和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世界有思考，我觉得，真的没必要逼问他们。

　　走走：为什么不逼问？

　　盛志民：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思考。

　　走走：从2000年开始，上海有一些地下乐队一直在演出，我们都是受这些摇滚人的影响的，但这种影响是什么？我认为不是理想主义，而是让你认识到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把那些被忽视的东西用尖锐的方式唱出来。我也曾跟着乐队走了很多地方，周末的时候我会坐火车去北京五道口看演出，看一帮人在后面烧军大衣，然后星期天晚上再回上海，第二天接着上班。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人都是生存状态，你不能把他们抬得太高，他们就是活着。片子里张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签约的问题，签约的为什么都是词曲作者，是因为所有的乐手都可以被替代，没有任何的独创性。

　　盛志民：对，但是你的阶段和我的阶段其实是两个阶段。我们那一拨人用一个词来说是“有优越感地撒娇”。这些人当时的生活是很优越的，现在来看就是“哭穷”。当时在八几年，买一个几千块的琴和音响，有一个鼓可以排练，这种生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那时候只有在专业的院团里才有机会，所以说其实是很优越的。那时候真是相对平等，大家都没钱，但是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钱，可以胡吃海喝。这拨人会觉得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比别人牛逼，某种程度上讲是代表新的生产力。等到你看五道口的这个时候，我认为那是纯“吊丝”，被忽悠的一批人，他们才是更惨烈的一拨。

　　关于创作低谷

　　走走：你说的这个点对于这个纪录片才是成立的，何勇张楚这拨人被认为是被这个社会低估了，其实他们有话语权，但是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话语权。而相对于小畅这个角色做一个对比，这个片子会更有深度。

　　盛志民：片子里Landy（张培仁）谈到他听到《一块红布》时会抱着柱子痛哭，说明那10年，这个创造力是一定存在的，是可贵的、打动人心的、值得尊重的。就像张有待（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最具影响力的中国DJ之一）说的，这些是纯天然的，没有其他东西。Landy想用商业的模式影响这个进程，同时他也改变了这个进程。但最后他回来都不敢见大伙，因为他没钱了。当时滚石资金链断裂，但是这拨人想要更多的钱，Landy确实拿不出来。而这拨人的心理状态是，我们已经征服了香港红磡，又在南京轰轰烈烈地大办了一场，大家都认为马上可以像国外的摇滚明星一样，开着大篷车，美女如云环绕，灿烂的摇滚生活开始了，但是没想到戛然而止。

　　走走：你拍完这个片子，觉得把自己梳理清楚了吗？

　　盛志民：不清楚，就像Landy说的，所谓资本、市场的作用影响到这个时代的进程的时候，它改变了很多人，很多样态和方式，甚至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进程，所以你看到张楚、何勇包括小畅最后说的那些话，都是改变。我拍这个片子着重还是拍变化，我没有拍原因。2008年正好是北京奥运会，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整个艺术创作都是低谷的状态，我觉得现在可能也还没有走出这个低谷。

　　走走：还有可能走出这个状态吗？

　　盛志民：不知道，我期待一个新的文艺复兴。

　　走走：其实我认为我们的孩子也还是会去听“枪炮与玫瑰”的，因为某些东西在青春期是会产生共鸣的。在国外，摇滚范围很大，在中国却很浅，就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发泄而已。还没有像枪炮与玫瑰那样政治与美是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经历过青春期的人都会被感染，就和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做蠢事是一个道理。但是也就像你说的，所有的音乐，哪怕是网络上的口水歌，农民工拿手机放音乐听歌，或者是在夜晚的街头，农民工情侣两个人一起听一首歌，不管这首歌是什么，它都是温暖的，打动人心的。

　　（编辑：么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