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帼杰

    采访者：帼杰

    受访者：刘震云

　　从电影《一九四二》开拍以来，所有出席宣传活动的主创身影里几乎一定有小说原著作者、电影编剧刘震云。甚至在从冯小刚起了拍这部电影的念头一直到今天终于与观众见面的十九年里，刘震云也从来都不是缺席者，是他给冯小刚建议，两人一起去重走“逃荒路”，是他在这十几年里把剧本从第一稿改到第十几稿。当大家把《一九四二》称作冯小刚的心血之作时，其实不能忽略这也是一部让刘震云倾心投入的作品。

　　两个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的表达如此执著？《一九四二》究竟又表达了什么？在意大利罗马，刘震云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将这些一一道来。

　　谈《一九四二》：我们的态度就是灾民的态度

　　在赴罗马之前，《一九四二》在国内已经进行了几场试映，对象包括媒体、影评人和普通观众。刘震云发现，不管这些人过去对生活、对电影，或者是对政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不同看法或是分歧，在看完《一九四二》后“他们都会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感动、震撼。”

　　记者：观众看完《一九四二》好像基本上都会被感动？

　　刘震云：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片子突然变得特别的宽容，变得特别的善良，他们都是从善良的心态来看这个《一九四二》，当然人家用善良的心态来看，并不是因为作者跟导演，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内容，这个电影内容讲三百万灾民是怎么死去的，他们面对自己死亡的这些态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们情感的软弱的地方接触上了，而不是在观点上。

　　别的民族你要面对自己的死亡，他会是追问的态度，谁把我饿死的，就像欧洲人或者是美国人，谁把我饿死的，为什么要饿死我？但是中国人的话，他临死的时候留下的是幽默，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事太多了，当一个事情像吃饭一样那么平常，灾难变成家常便饭，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像钢铁一样，变得特别硬，鸡蛋不是碰到上面就碎吗，但是你要用幽默的态度对待它，这个严肃就变成一块冰，掉到海里面就融化了，这个幽默成大海了。

　　这也牵扯到当初就是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跟小刚在议论，就说这个，如果我们要拍一个特别严肃的态度对待1942年的灾荒和死去的三百万人，这个片子不用拍了，因为有《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片子，而且，恰恰是用这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灾难和自己的死亡，这是这个民族生存的一个秘笈和特点。

　　记者：中国人面对死亡、面对灾难的这种幽默，您对它是一个什么态度？认同？还是觉得其实它让中国人更麻木。

　　刘震云：我在写《一九四二》时，一开始是有态度的，1942年河南死了三百万人，但三百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死的一百万人多一点，就是说它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在了河南，开在了1942年的河南，这个它对我很有震撼。当我回去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人把这个事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呢？因为在小说里，我外祖母说得很清楚，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所以就不知道1942年是哪一年了。我觉得遗忘肯定是有的，就会使你产生另外一种态度，好像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样，你要做这件事情，最后你会发现死的这三百万人并不是因为旱灾，而是因为战争，政治真空，因为1942年的中国特别贫弱，这个政治真空，比前面的遗忘更让你感到震撼。

　　但是真正让你震撼的，还是灾民面对自己死亡的这种态度，是种幽默的态度。但是幽默的态度是不是显得会更麻木呢，其实他不是麻木，因为麻木的话是被动的，他是很主动的，很主动的用幽默来对待自己的死亡的话，它会使灾难突然变形和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因为这个自嘲，幽默有的时候就是自嘲嘛，自嘲是对世界最大的嘲讽，反击，所以中国人能够一代一代生存下来，灾难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生存下去？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他每天的生活比奥斯维辛集中营还要严峻，这个幽默比严峻更悲凉，所以就是这种态度的话，比作者的那种愤怒的态度有时候要更深入，更痛入骨髓，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九四二》就是作者是没态度，作者的态度就是灾民的态度，包括小刚也说，导演的态度就是灾民的这种态度。

　　记者：您在说到“遗忘、忘却”时我在想，其实国人的这种“忘性”在现在是被争议的，比方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灾难，可是在信息化的今天，随便一个热点新闻就会让我们把一些灾难，一些悲伤的东西忘过去，您是在批判这种“忘性”么？

　　刘震云：遗忘是生存的手段，是吧。记起呢是为了使生存更好，对吧，那么为什么要写《一九四二》？正是为了使遗忘重新浮现出来。写《一九四二》，打捞的不仅是三百万人，而且在打捞起几个层面，遗忘的层面，战争的层面，特别是幽默的态度的这种层面，自嘲的层面，这些层面你一点一点跟着剔骨剥肉一样给它码放清楚，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他看起来的话，绝对不是遗忘的态度和幽默的态度，他肯定是人性的态度，如果大家都能够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那我觉得他一定会对这个事情有改变。

　　就像我刚才说的，好多人不管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是个什么电影观点，但是他突然在这个面前就变得善良了，能使人变善良的电影，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力量呢？能使人认识到这个民族有这么多已经忘却的灾难，在面对这些忘却灾难的时候，采取的是这样的态度，那么是不是一种提醒，或者是一种反省，让大家一块儿来思考这个事情呢？

　　所以小刚有句话其实说得还是很准确的，他说（《一九四二》）对这个民族有认识作用，重新使民族有一个自警的精神，就是重新看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族，现在大多数人看了之后，他是人性的深处受到了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NextPage]

　　记者：听说你们重走了逃荒路，去调查这些事件，最后的六个主线是怎样捋出来的？都是有真实原型么？

　　刘震云：这个小说改成电影本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说里面并没有电影的元素，比如讲像故事、人物、情节，人物情感的这种起承转合这些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还要把它改成电影？那肯定导演可能看到了这些电影元素背后，还有比电影元素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之后，再要考虑的就是怎么让它产生，当然我们坐在这儿也可以聊张三李四，但是你真正要上路，然后顺着灾民的路线走一趟，顺着委员长的路线走一趟，顺着日本人走一趟，顺着白修德的这种路线走一趟几趟走下来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人物自动的就出现了。这些人物，有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比如像蒋介石，像白修德，像梅甘，像冈村宁次，这些人历史上是有的。但是像老东家，花枝，包括栓柱、星星、铃铛这些人物就是虚构的。

　　但这个虚构的人物有一点是真实的，而且比虚构不虚构更重要的就是说他的情感，灾民的情感是真实的，灾民的态度是真实的。我觉得文学作品，它的真实性并不体现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而是在一段历史中，它的情感，这个河流的流淌是不是真实的，比那个更重要。

　　谈冯小刚：成熟有主见，不用别人提建议

　　记者：您跟冯导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所以现在除了在剧作方面，您会在电影的其他的方面给导演一些建议吗？比如推荐您心目中合适的演员？

　　刘震云：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熟，有主见的导演，导演的工作不用别人给他提任何的建议。

　　记者：您对其他方面的创作完全不干预。

　　刘震云：嗯，另外就是，我觉得小刚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拍电影的时候，而是拍电影之前，他知道拍什么和不拍什么，其实一个好的导演不是说你要拍什么，你要知道自己不拍什么。另外就是说，真正的好的导演是拍别人不拍的东西，你拍，我也拍，咱俩肯定一样，他（冯小刚）肯定拍的是别的导演不拍的。为什么别的导演不拍他非要拍呢，他肯定认识到了电影之外的东西，一个好的导演不但懂电影，他肯定懂电影之外的，或者背后的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于导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编辑：么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