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易桐

王全安

    采访者：韩易桐

    受访者：王全安

    电影只作时光雕刻

    记者：搜狐文化的网友们好，今天我们请到了王全安导演作客搜狐文化客厅。请王导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王全安：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电影《白鹿原》的导演王全安。

    记者：《白鹿原》是最近影视圈的一大热点，据我们了解，很多导演想拍这部片子却都没成功，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白鹿原》自小说诞生以后，从第四代导演到第五代、第六代，中国电影人就不断想挑战它。大家有一个共识，即都觉得它是一部最难拍的电影。

    首先，小说出现时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让不让拍都是个问题。其次，把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上百年的历史、一百多个人物，改编成一部电影，在技巧上难度很大。同时，在制片类型上，这注定是一部有规模的电影，制片成本也是考验，因为二十年前是没有商业电影概念的。而对于导演个人，拍这部电影也是个冒险。

    但也因为这些原因，每次传出信息有人挑战这部电影，其实都反映了中国电影的一步发展。

    记者：《白鹿原》电影在对历史的表达方面有什么新意？

    王全安：关于《白鹿原》所讲的这段历史，相关的影像过去也有一些，有的电影还很好。但从小说完成到现在有二十年了，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原来纠结的问题，是通过两个家族的纠葛，延伸出两党之间的纠葛斗争，分辨谁对谁错很重要。而到今天，大家已经不太这样看问题了，变得更宽容。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家族和人物的纠葛与变化，并不判断好坏、对错，而只是对时光进行再现和雕刻，只是讲述这些人的状态和感受，向观众提供一种临场感，让大家有一种参与感。

    记者：你在拍《白鹿原》的时候，需要与陈忠实沟通吗？

    王全安：我过去拍电影都是自己写剧本，写作与拍电影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让我隔着一层，转化别人的体验，而且又是历史的东西，更隔着好几层，我很难接受。所以我拿到小说后，第一步就是找小说描述的那种场景去看，获得自己的感受之后，与原著作者陈忠实有了第一次接触。

    我很珍惜跟作者接触的机会，但是我也很害怕与作者有过多的接触。因为在《白鹿原》的领域里，他太强大了，他简直就是一切，当你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解时，很容易被他感染、击垮，而一旦被感染，你就无法保持独立。所以我得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自己保持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保持自己成长的勇气。

    电影不适合讲道理，最适合讲常识

    记者：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很多，我们阅读小说时都很享受，但是看影像时大部分都很失望，您是否也有相同感受？

    王全安：这就是文字跟电影的差异，文字可以让每个人展开自己的想象，而影像则很直观，这是两种表达本身的差异。

    比如《白鹿原》小说那么丰富，有的地方甚至带有一定的魔幻色彩，改编成电影时，辨别哪些部分更适合影像表达，这是个考验。你得理解小说原来讲的是什么，了解它的精神品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编、筛选，并创造一些东西，让它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如果电影能够自成一体，达到很高品质的时候，观众同样也能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虽然不很多见，但有时也会出现电影比小说影响力还大的情况，比如《教父》。

    记者：在表达上，电影与小说到底有什么不同？

    王全安：我们这个时代，是最不尊重常识，最漠视常识，也是最不懂常识的一个时代。我们很多问题并非因为缺少高深的知识，而是发生在常识性的错误上。电影不太适合讲道理，却正适合讲常识，因为它像真的。[NextPage]

    情色与土地同等重要/情色的表达由含蓄到强烈

    记者：《白鹿原》小说里有大篇幅的情色描写，您在拍摄时是怎么表达的？

    王全安：其实无论在《白鹿原》小说里，还是在我们生活里，情色都是很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是人类繁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中情色与土地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无关形态，形态只是一张皮；它本身是生命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大的动力，无法抵抗，也无需回避。

    情色在小说中其实是体现了农民繁衍的力量，但它的表达必须含蓄，在含蓄的同时实现强烈的情感表达；它不能是简单的性刺激，不能太流于直白，否则就变成了色情片。小说里的描写虽然很有声色，具体场景却还受着文字的屏蔽，而转变为电影就必须呈现为影像，影像的表达必须得体、健康，甚至优雅，上升到审美的层次。这是走“上三路”还是“下三路”的关系。

    记者：大部分观众都没看过这个片子，从网上有些《白鹿原》的海报和消息看，它大打情色牌。这是一种宣传手段，还是电影本身的主要表现内容？

    王全安：打情色牌，因为大家肯定要关注这个，这是没有办法的。不管我们多么一本正经地去谈学问，谈道义，谈土地的蕴含，普通人在知觉上还是要关注情色，因为它很重要，我也并不排斥它。但一部好电影肯定不会就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枯燥的历史，因此可以把历史裹在声色里，这也是《白鹿原》的一个特点。如果读者与观众因为对情色内容感兴趣而开始接近《白鹿原》小说与电影，那也不错，大家会有更多机会看到其中整个历史近百年的过程，情色与后者都在一体。

    何况《白鹿原》小说本身就有情色色彩，即使电影不突出这些东西，观众对它也会充满这种想象，这是导演无法解释的。因此只能先让大家去看，更深的内涵等大家看过了再说。

    记者：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比如最近推的一些电影，本身或许是一部枪战片，但它的海报几乎都是主打情色牌。这种宣传手段应该您怎么看？

    王全安：打情色牌有阶段性，因为到这个阶段大家就特别关注这种元素，不论你怎么引导怎么协调，观众总会关注他喜欢的东西，对其它方面内容的兴趣突然就掉下来了，而过了这个阶段，大家的注意力又会转向情感、生死等等内容。

    记者：您作为导演，努力在电影中表达着某种精神气质，但看到观众反而更容易被一张情色海报吸引时，会不会对观众的审美品位有一点失望？

    王全安：我没有失望。有失望说明你对人的了解还不成熟，因为人本就是如此。

    电影表达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让这个东西有吸引力，能否让它真正走到每个观众面前，这取决于导演所创造的品质。哪怕是个摆地摊的，如果你真能摆得很好玩，那到最后也是很严肃的。这其实是大俗大雅的问题。所以我常说，有没有价值不是由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能力决定的。

    国产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制约 而是文化断层

    记者：《白鹿原》刚刚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时，很多人都会担心回国审查会出状况，您有过这个担忧吗？

    王全安：作为导演，面临着不尽如人意的审查环境，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于创作确实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的现实。但是如果你更了解一点导演这个职业，你就知道，只要做导演这个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个人表达与社会环境对你的要求总是有矛盾的。在美国也是一样，在美国，制片机构不会给你删镜头，而是直接在法律上就框定了，大部分导演都没有剪辑权利。

    电影这个东西很特殊，既是个人的作品，同时又是社会的产物，需要很多资源和庞大的运作才能呈现出来。一个导演应该知道，你这个工作就是注定要遭受这些的。很多导演成功了，不是因为别人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能更有智慧，穿越了这个局限，找到了一种既有力度，又能得到大家认同的表达。这对艺术家的创作力也是一个考验，大多数时候是痛苦的，但同时也激发了创造的动力。

    关于《白鹿原》，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其实是如何把它更好地呈现出来，否则艺术就没多大价值了。电影一百年才出几个大师？国外没什么电影限制，但好的电影依然很少。到面对审查的时候，首先我们会争取，然后会试图变通，同时保持原来的表达。

    记者：看《蝙蝠侠》、《蜘蛛侠》这样的西方英雄片，我们发现它们总是以保护为结局，而我们国内的英雄片是以消灭为结局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全安：在一个成熟的电影环境下，西方电影类型区分其实是很明确也很严格的，每个类型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策略都不一样。比如探索型的片子，你就可以用更多理论进行探索和颠覆，进行新的发现，这是它的价值。但在商业片里就不能这样探索，不能背离普世价值观，比如爱恨生死，对生命价值的判断，这些都是不能颠覆的。

    中国类型电影历史太短，暂时不太理解这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商业大片，其实是个杂牌剧院，处于过渡期，没有一支真正经过商业训练的导演队伍，对这些类型规则的区分模糊不清，制作一部大型商业片的时候弄成文艺片，去搞探索了，常常在商业制作里发现背离生命价值的情节，比如滥杀无辜，不代表普通人了，这就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记者：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讲伊朗电影，文章认为“因言获罪”更能刺激创作者的表达欲。你觉得这对当下的中国电影有启示吗？

    王全安：伊朗电影能在一个更封闭的环境里，拍出更有品质与文化品位的东西，这与他们的文化连贯性有关。环境控制再严苛，只要文化根基没有动摇——他们不但没有动摇，甚至还挺狂热，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智慧——也能从电影中渗透出自己的价值。

    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制约，而是我们东方文明传统的表达被破坏掉了。在清朝，虽然我们的文化有破坏，但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的文化断层出现。

    普通人无需背负深刻的价值

    记者：作为一个导演，你怎么平衡艺术跟商业之间的关系？

    王全安：电影业整体内部是有联系的。比如我们目前的主流是商业电影，它也需要发展更替，但是新鲜的血液从哪里来？一定是从文艺片的实验中来，只是这种实验看不见短期的价值。这些其实都是投入，如果一味野蛮开采，很快就没有后续的东西了。

    但是导演个人我倒是觉得没必要背负太多，否则你就完了，一方面自己没了乐趣，另一方面职业能力也会降低，因为导演没了乐趣也就没了创作动力。我看到像卡梅隆那些最能赚钱的导演，没谁是整天说票房的，他们会像小孩一样，说的都是梦。大商不言钱。

    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既叫好又叫座，这是由导演的素质决定的，有这个素养就可以产生这个结果，否则怎么想也没用。

    记者：目前国内的商业电影，似乎很少有在娱乐的同时还能给观众带来深度思考的。

    王全安：我们拍电影，当然期待着更理想的状态，既深刻，又有娱乐价值，这是一个完美的时刻。但恕我直言，这种时刻也许有，但非常少见。如果我们总端着这种期待，把它当成普遍标准的话，那也不太成熟。

    我们所受的教育决定了我们认为深刻才有价值，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背负这种价值。简单的生活，通过电影获得娱乐，这是他毋庸置疑的权利，如果让他变成一个哲学家，他还怎么上班，怎么扫马路？从娱乐里面滋生出来的文化，真正错杂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

    美国人习惯于在世界各地放他们的电影，他们并不执着于更深的深度，而是致力于让更多人接受，因此美国电影一扫天下。美国曾有一个大制片人来中国，中国导演协会主席与他对话时曾说：“我们觉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弱智的。”那个制片人特别惊喜，说：“我们通行的国际大片的标准就是按照十六岁智商制定的，不能超过十六岁以上。”成熟的电影工业不仅理解电影，也理解看电影的人，表达的深度太深就无效了。

    （实习编辑：么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