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天鹅绒》里，疯妈因为两斤猪肉而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疯妈因为一双鱼鞋而疯。
“我脑子里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着我的手写。”——姜文
“第一次接触‘太阳’是在姜文办公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听’剧本，闭上眼睛，似乎能看见电影。当时的感觉是讲故事人的体温绝对高于
这个故事后来叫《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导的第三部电影，前两部作品分别是1995年的票房冠军《阳光灿烂的日子》，和2000年无法公映的《鬼子来了》。
姜文从2005年就开始跟各种各样的人讲《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一双性感的女人的脚，走在一个云山雾罩的村子里，村里的房顶上长着草，动物色彩绚丽，路上铺着白色的沙……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既交错又独立的故事。
把故事讲完，电影剧本也就出来了。后来姜文按录音机让大家听一遍自己念的故事，再一起七嘴八舌地聊。
“90％的细节在写剧本前就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姜文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场记，但是他必须找编剧。”编剧过士行说，这些细节包括1970年代女人胸罩的肩带应该多宽。
导演就是请客吃饭
“我还是相信，没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
孔维在片中扮演姜文的妻子，她对导演姜文的印象是硬朗：“看到他你会想，如果你冲着他笑，他未必会回应你一个笑。”
孔维的第一场戏是拍她在拖拉机上——那种拖拉机老得早就停产了，剧组买了一个拖拉机机芯，外壳是姜文和工作人员自己做出来的。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姜文要孔维站在拖拉机上昂首挺胸，“他说让我不要晃，要把自己当成巴顿将军检阅一样，我就照着他说的那样，坚信面前的树木就是我的士兵，但他还是说我一直在晃。”
1985年姜文第一次拍电影《末代皇后》，就不断看纪录片、查资料，要改进自己演的溥仪。
1986年，姜文在《芙蓉镇》里扮演老右派“秦癫子”，导演谢晋鼓励大家把剧本完善，姜文就跟刘晓庆他们一起排，排好了给谢晋看，谢晋经常会鼓掌说：“不错不错，比我原来那个弄得好。”后来姜文做了导演，最喜欢做的就是给演员鼓掌。
1987年《红高粱》时，也并没有人见人怕，第一次当导演的张艺谋跟姜文彻夜谈戏，加入了撒酒疯之类的段落。
姜文第一次名正言顺写戏是1989年田壮壮的《大太监李莲英》，他被邀请做主演兼编剧——以前姜文修改自己的角色，现在他开始修改别人的角色了。
1995年，姜文终于当上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创造了传奇——这个剧本就是他自己写的。
当了导演的姜文依旧回去当演员，《寻枪》、《绿茶》、《天地英雄》、《茉莉花开》、《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时他渐渐被众人描述成了“戏霸”，坊间最夸张的传闻，是姜文拍《寻枪》时把导演陆川气到墙角里哭。2006年，网上评选“十大戏霸”，姜文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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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学过戏剧怎么拍电影啊？没有莎士比亚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商业大片。”中戏毕业的姜文说
南方周末：你当了导演为什么还愿意回去当演员？
姜文：再好理解不过，很多人都是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既可以在摄影机前，也可以在摄影机后，卓别林、奥森·威尔逊、昆汀、石挥、梅尔·吉普森都是这样，他们的片子也非常有生命力。我能围绕摄像机转几圈，这是我的优势。
我在中戏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会在学校的大礼堂搞汇报演出。有导演系的、舞美系的、表演系的、戏文系的，大家七嘴八舌把听来的故事变成一段演出。演出结束，突然有别的系来说：这导演功力不错啊。我说什么导演功力啊，这就是大家一起攒的。那时候大伙不太瞧得起做导演的，觉得好不容易学表演，干嘛做导演啊，多没出息。
南方周末：但看上去你更乐于扮演导演的角色。
姜文：我做演员的时候，会研究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比如《芙蓉镇》，谢晋非常希望通过我的角色替他说一些他想说的话，这些话他可能不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红高粱》的时候，张艺谋同样希望通过我演的人物，做他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只要找到这个感觉，怎么演就怎么对。就怕老在摄影机这边，或者老在那边。
南方周末：围着摄影机“转”，能让你多看到什么？
姜文：围着摄影机转当然能看到更全面的东西。我跟你说《教父》是一个怨妇的故事，你信吗？在我看来马龙·白兰度之所以演《教父》演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把教父演成怨妇一样。白兰度第一场戏的台词说：“我老婆是你孩子惟一的教母，我都不记得你上次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喝过咖啡，你有你的天堂，警察那么帮你，法院那么帮你，你不需要我的友情。今天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让我为了几块钱去杀一个人，这合适吗？”这很容易让我想起
我还是相信，没有好故事，所有人都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伟大的角色才能创造伟大的演员。夏雨可以瞬间变成一个演员，瞬间变成一个影帝，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极精彩的故事。导演和演员，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次行动，就像今天你请客，你做东、你埋单、你点菜，明天他请客，后天我请客一样。不是说我埋了单了就再也不会吃人家请的客了。
南方周末：你也允许别人在你埋单的时候指手画脚吗？
姜文：当然非常欢迎，甚至特别需要，比如“阳光”里面，夏雨捅耿乐倒着放的那段，后来被人认为是很经典的那个段落，就是我们的剪接助理提的。我说怎么能让这段再回去，他说你就倒着放呗。从技术上来说像倒带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好像没看别的电影这么用过。后来王朔跟我说：“姜文啊，要是我们写小说的没有人用过，我就觉得我太牛B了，不知道你们拍电影的怎么想。”我说，那就用吧。
强劲的想象创造真实，作家、编剧、美术、摄影、导演、演员……都有这样的想像力。在导演这个主人的招待下，想象力得到充分的施展，那种真实的气氛和真实的细节很具体地就出来了，这是我拍电影的经验。我压根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像你天天呼吸氧气，但你感觉不到它一样。
南方周末：如果当导演就是请客，那你是怎么当好主人的？
姜文：让客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进门告诉他把衣服脱在哪儿，引他坐在哪个位置上，介绍给他那位先来的客人是谁，你要喝点什么，凉的还是热的；如果抽烟，窗户开着好不好。客人吃舒服了，喝舒服了，聊舒服了，想象力这个发动机就打开了。大家想象力发动起来了，往哪儿去都好，有速度就好办，你可能就剩下踩刹车了。
有些人根本就不懂得请客，你就非常拧巴：进门换鞋，必须穿他们家的拖鞋。我不爱穿拖鞋，我好不容易穿一条很漂亮的裤子，一身衣服上下般配，你非让我脱了，穿你们家的拖鞋，还是粉红色的，然后还不介绍他们家先来的人是谁，也不问我喝什么，就随便倒一杯酒，那大家所有想象力的发动机都打不开了。这顿饭吃得拧拧巴巴，吃完了也不知道对面那滔滔不绝的女的聊什么，也不认识她。那就完了，花很多钱，也费很多时，在那儿拼命加油，把油加反了，速度也错了，方向也错了，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主人。问题就这样简单，下回他别请客了，可以去别人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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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有力量，和一个女人有力量，都不是来自身体。”在“太阳”里扮演姜文妻子的孔维说。
中国就是现实魔幻
“原来我们有点贴地皮太近，没有旋转的感觉。”
鱼鞋是《太阳》里“疯妈”周韵穿的一双绣花鞋，也是表面上引起疯妈发疯的原因——她的鞋不见了。
许建树的任务是做这双鱼鞋，他也差点被鞋逼疯。
许建树设计的十多种鱼鞋方案被姜文一一否定，于是跑去贵州一个据说刺绣很拿手的村子，村长调动了三十多个刺绣女，给他绣了一双。姜文拿到鱼鞋问：“能不能把鱼鳞绣得像海浪？”
一个“海浪”，把许建树打去了云南剑川，他找到一位76岁的民间刺绣艺人共同钻研。“海浪鱼鳞”达标了，可姜文又有了新要求：鱼眼睛要像活的；鞋底厚度要是现在的三倍；而且要十三双不同大小的。
距鱼鞋拍摄还剩下5天，许建树一边在云南安排鞋底，一边把鱼鞋样品带去贵州，两地十多个刺绣工，四天四夜连轴转，还出动了当地省长秘书。
现在屏幕上的这双绣花鞋：鞋底来自云南剑川，鞋面是贵州水族的马尾绣，鱼眼睛来自云南大理。“光这双鱼鞋就比一辆车都贵。”许建树说。
南方周末：那个时代好像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姜文：没有特别重要，跟每一天一样，我并不迷恋哪个特殊年代。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听大人说1961年挨饿，觉得是远古时期的事。等我到了20岁的时候，我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出生前20年就有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随着我年龄增长和阅读的积累，可能对我出生前200年、500年、1000年有了直观的认识，总之，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历史在我的面前变得年轻了。
南方周末：听上去有点魔幻现实主义？
姜文：如果有一个地方产生魔幻现实主义，那中国就是现实魔幻主义，我们的生活是很魔幻的。在法国做后期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看了“太阳”，有说像巴尔干半岛的片子，也有说像南美的，其实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味道。以前我们的认识有点贴地皮太近，没有旋转的感觉。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像舞蹈一样有飞翔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人们对自身、对事物到底怎么认识，不是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人们怎么解读自己的经历。
现实早晚都会过去，再所谓真实的纪录片也是通过那个人的角度来剪接记录的。我们只能看到经过人的主观表达出来的现实。《史记》不是现实，它是一个作品，是通过人的主观表达出来的。从作品的角度说，现实不重要，看你怎么表达，这会变得千姿百态，变得比较有意思。比如“文革”，有歌颂“文革”的，赞美“文革”的，到了后来是伤痕的，往后走可能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再往后走可能会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南方周末：《太阳照常升起》来源于《圣经》吗？
姜文：不是。我们不是先查了《旧约》才写的剧本。我们剧本都写完了，想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名字，《三号作品》、《摄于2005》……都挺不正经的。后来有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说，说干脆叫《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的小说是从《旧约》里来的，我们又回头看了《旧约》，觉得很有意思，跟我们的片子也不能说没有联系。
南方周末：怎么想到这个故事的？
姜文：显然跟《天鹅绒》有关系，叶弥的小说虽短，但像一个外来天体，咣当撞在我的脑海里，乱七八糟的，飞扬的飞扬，落下的落下，一次星际爆炸，我就把脑子里看的东西说出来了，抄成了剧本，拍成了电影。
听过半瓶酒的故事吗？半瓶酒放在那里，悲观主义者说：那只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那还有半瓶呢。这半瓶酒的现实有意义吗？它可能有的意义就是刺激了两个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的表达。那是《鬼子来了》制作的时候，一个女孩讲给我听的。那时可能是“鬼子”的主题反映出的东西，那样一个故事很容易引起我的愤怒，很容易引起人内心的悲观。那个女孩说，你应该想想还有一个乐观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觉得你的故事观众能看懂吗？
姜文：为什么总低估观众呢？没有懂不懂的问题，没那么复杂。你拿一本书看，闲散地翻到20页，觉得还不错，然后看到40页，看到60页，看到80页，然后说这书不错啊，前面说什么来的，然后从第1页看到20页。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最符合当代“80后”阅读习惯和观影习惯。
大片就是磨砖对缝
“我觉得心疼资本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态。”
“这部戏里，所有的东西你打眼一看都对，但你仔细想它怎么是这样的。”摄影师赵非说，这部影片的地是自己铺的，白宫是自己盖的，金猪和金牛是自己染的，打到水面上的雨也是人工做的，为了影片能有比较“很high的金属的调子”，滤色镜也是从德国定做的。“太阳”里面有一场“抓流氓”的戏——黄秋生被人诬陷摸了前面女人的屁股。放映机播的是《红色娘子军》，等开始抓了，每个人拿着手电筒到处乱晃，放映机也开始晃到人们身上，跳芭蕾的红色娘子军就在人身上跳着。“整个就像一个大party”，赵非说。
party是要花大价钱的，为了这场戏，剧组定制了七十多把加长手电筒；因为普通放映机亮度不够，剧组又从云南找到了一种数码激光的放映机，亮是够亮，钱又花出了很多。
这并不是姜文第一次大手笔。
“阳光”里面，马小军跳烟囱的那个烟囱，整个被姜文重新刷过；影片不分镜头，一条一条拍下去，最后用了25万尺胶卷——当时国产电影的片比是1∶3，“阳光”达到了1∶15，创下了当时国内纪录。
《鬼子来了》为了制造结尾马大山被砍头的特殊效果，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为了效果真实，从山西运来了房顶；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我专门去国外考察过这事，他们拍戏胶片没有数，整条整条地拍，没有像咱们的先划分镜头，你看他剪出来的鲜活劲儿，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说，“质量第一，这才叫大片。”
南方周末：怎么才算是大片？
姜文：我们有十几个赏心悦目的景，从一个场景挪到另一个场景，最少距离
我们把八个城市的火车集中在一个地方，你会说这有什么难，问题是老火车的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超过
什么叫磨砖对缝？好故事是一气呵成出来的，但要把它变成一块块的砖，把砖磨得跟少女的脸、小孩的屁股似的，一摸像皮肤一样。可能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磨六块。
南方周末：投资方不去控制你的成本吗？
姜文：要知道专业的情况是这样的，成本这事是在开片前大家就商量好了的，是不需要改动的，我也是投资方之一，当然懂得怎么去做这事。一支十多人组成的制片队伍，每天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应该说，他们对我是很信任、很支持的，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心疼资本家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态，王伟也好，杨受成也好，董平也好，他们有这方面专业头脑，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身家，他们在生意场上都是天才，他们知道为什么要投这个片子。对于我这个导演来说，对投资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质量的电影。
我的第一部片子虽然在投资上有些麻烦，但那只是因为别人以前没有看我拍过片子，搞投资比较困难。后来王朔把法国制片人让·路易介绍来，路易又把40多分钟的“阳光”样片拿去给施隆多夫看，施隆多夫就把后面需要投的钱全投了。
这次也是王朔做的红娘，他介绍来了太合的王伟，没看剧本只听了故事就把钱投进去了。英皇的杨受成也是没看剧本就投钱了。董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自己的钱拿了进来。
应当说这方面我是幸运的，所以我说作为导演是把握质量这环的重要人物，不把质量搞好，不把影片拍得赏心悦目，怎么能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呢？
□本报记者/袁蕾 实习生/黄婷
（编辑：子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