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比利·奥古斯特除了与其他评委合议决定各类奖项花落谁家，还为观众带来他1992年执导的电影《善意的背叛》。这部擒得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角的影片，由世界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编剧。套用伯格曼1973年拍摄的电视剧的剧名，讲述了伯格曼父母的“婚姻场景”。尽管开拍之前，伯格曼表示会给予奥古斯特绝对的创作自由，成片仍然鲜明地烙着伯格曼的印迹——拍摄过程中伯格曼是否“绝无干涉”已不可考，被戛纳大奖肯定演技的潘妮拉·奥古斯特，倒是他钦定的饰演“母亲”的不二人选。
观众对这部电影产生兴趣，冲的自然也是伯格曼的“我手写我心”。虽然丹麦导演奥古斯特的来头不小——《善意的背叛》带来的戛纳殊荣，于他并非高不可攀的意外收获，他1988年凭借电影《征服者佩尔》，已斩获戛纳金棕榈大奖，次年又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亲密触碰小金人——可是比起“大神”伯格曼，他的尊位显然小了许多。所以，一些影迷一厢情愿地将《善意的背叛》视为伯格曼的编、导作品，或许也有因可溯。
像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婚姻场景》等作品一样，《善意的背叛》也分电影和剧集两版，电影版时长约3小时，电视剧版共有4集，合计时长约5个半小时。两版本质上并无区别，说的都是伯格曼的“父亲”亨利克与“母亲”安娜“相爱”的艰难、“相杀”的必然，时长的区别仅在于细节的丰盈与否。穷小子亨利克与富家女安娜原本隔着阶层差异，亨利克捧着神学典籍试图以上帝之名将两人之间的罅隙填补，但是从他步入安娜世界的那一刻，不知怎样享用一顿中产阶级家庭的丰盛晚宴时，鸿沟便注定会越拉越大。
一切源于自卑早已渗入亨利克的骨髓、血液。他根本不相信爱情具备消弭两人身份差距的伟大力量。神学院求学期间他与安娜的被迫分离，固然与安娜母亲强烈的反对意志和手段脱不开关系，但他同时怀抱“无产阶级”的情人，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为自己留下绝无风险的婚姻“备胎”。成为牧师并与安娜重修旧好，他立刻带着安娜奔赴天寒地冻的边陲，期望用苦修的方式换得上帝对两人关系的一生祝福，可是深入讨论如何举办婚礼发生分歧时，亨利克向安娜展示出“神也没辙”的粗暴，认为安娜正在背叛他的“良苦用心”。之后，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安娜最终忍无可忍回到母亲身边，亨利克开始更为极端的修行，却经受不住村妇“善意的诱惑”，世俗的欲望压倒性地战胜上帝的旨意，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传道授业解惑”，无论对于资本家或者工人，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实质性帮助。
这种以刻板保守的形式坚守清规戒律，无奈没有“被神附体”的凡身难以抵御内心蠢动的欲望，时不时便会“化为”恶魔的牧师或主教等神职人员的形象，在伯格曼的电影中时常出现。他1963年执导的《冬日之光》中的牧师艾瑞克森，几乎是亨利克的“翻版”。艾瑞克森在妻子死后，日渐丧失管理两人昔日经营的社区教堂的兴趣，上帝渐行渐远。他在寒冷寂寥的冬日听命身体的本能，与一直爱着他的玛塔成为情人，却无法弥补上帝缺失带给他的痛苦，每逢周末引领为数不多的信众做的礼拜，当然也成了没有目的的敷衍了事。而伯格曼1982年拍摄、投射其童年经历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在芬妮和亚历山大这对被伯格曼“派出去探察真实世界的侦察兵”看来，他们的继父爱德华，更是徒具替上帝传声的主教外表，骨子里是位假借“上帝的名义”的冷酷暴君。
伯格曼在电影中不断“黑化”神职人员，源自他童年时期与父母的“交恶”。有关他的家庭、父母对其生活以及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伯格曼在自传书《魔灯》中有过多次提及。他的父亲艾瑞克职业生涯一度做到瑞典国王的专属牧师，但在教育儿子方面却是极不称职。正如《芬妮与亚历山大》中爱德华以关禁闭、断食等行为惩罚“对上帝不忠”的亚历山大，伯格曼儿时曾因尿床被不苟言笑的父亲关进黑暗的衣柜。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也并没有扮演与“严父”对应的“慈母”角色。当伯格曼佯装生病或者说其他谎话企图博得母亲的关爱，换回的不过是她一眼戳穿的冷冰冰。
孩童时代与父母“一言难尽”的关系带给伯格曼无法磨灭的阴影，他在电影里探讨宗教的态度，折射生活中对父亲的恨意，然而在母亲面前，他一直是个主动伸出双臂、渴望得到拥抱的小孩。1965年年初，已近知天命年纪的伯格曼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得知父亲患上恶性食道癌准备住院开刀，对于母亲让他前往医院探视的要求和哀求，伯格曼明确拒绝，当母亲冒着风雪赶到他工作的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伯格曼本欲用拥抱和亲吻将她安抚，却迎来母亲响亮的耳光，母子之间眼泪版的“呼喊与细语”随后上演。
这起冲突，被伯格曼以“追溯父辈”的方式拿来放进《善意的背叛》伊始，自嘲解释父亲与他的彼此憎恨，或许来自伯格曼家族的遗传。影片中亨利克的祖父开出足以资助他顺利完成学业、还清欠账的不菲价码，要求他去医院看望病危的祖母，可是亨利克无法释怀两人对他和母亲曾经的驱逐，坚定回绝，其后祖母逝世，他的态度依然不改，拒绝出席葬礼。
但《善意的背叛》“揭露”父亲“恶行”的同时，也呈现他对孩子的“疼爱”，呼应伯格曼对“爱”近乎扭曲的需求。亨利克和安娜听从神的安排收留了一个孤儿，可是安娜心里始终不能将他纳为家庭一员，孤儿得知安娜对他的厌恶，进行报复，欲把安娜和亨利克的长子（伯格曼的哥哥）扔进冰冷湍急的河里，亨利克成功阻止，对孤儿拳打脚踢施加暴行。这一举动，将亨利克身为牧师的象征意义几乎瓦解殆尽，亦将安娜甘愿付出的价值全部击碎，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她回归业已远离良久的生活方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一幕赤裸地呈现了一个普通父亲的即刻反应，纵使过激，却正中伯格曼下怀。
安娜自始至终无法真正放下的“中产生活”，自然也是童年时的伯格曼所渴盼的。这种生活的实质，幼小的他也许无法理解，可是和睦欢快的家庭氛围，无疑是他希望感受到的。从此层面理解，《善意的背叛》既是《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续篇，又是对它的致敬。《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母子三人在家族成员的帮助下，亦从爱德华的“魔爪”逃离，最终回到家族。《善意的背叛》临近尾声，肚里怀着伯格曼的安娜与母亲、长子以及其他家族成员欢度圣诞的场面，也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开场。而从奥古斯特的导演角度而言，如此而为似乎是顺理成章。他在《征服者佩尔》里，已表达对伯格曼的敬意。从瑞典来到丹麦讨生活的父子的简陋行囊里，放着几株瑞典“野草莓”的胚苗，它们在丹麦的土地上结出可口的“瑞典味道”。
纵观全片，伯格曼父母恋爱与婚姻的路上，亨利克和安娜两位当事人之外，几乎每个相关的人都在“善意的背叛”。安娜的母亲为女儿的幸福考虑，不听丈夫劝告销毁安娜写给亨利克的书信；亨利克的母亲看到安娜的第一眼便一百个不满意，一边祈求上帝原谅一边发下恶毒的诅咒。诚如两位母亲所愿，亨利克和安娜虽然最终没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镜面上的一道道裂痕却再也无法修补。
然而也许要感谢那些一直存在的裂痕。没有它们，童年的伯格曼不会慢慢成长为屹立于世界影史永远不会倒下的伯格曼。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