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并不可爱，官员们亦有可能偶尔做出一些良心之举，但这才是人间的真实。求实精准地刻画社会百态，并不回避草根阶层的缺陷之处，不急于表态和站队贴标签，恰恰是冯小刚和刘震云这样的艺术家们应有的态度。

　　刘震云怀疑人超过怀疑体制

　　果然不出预料，《我不是潘金莲》成了一个评价两极分化的年度话题电影。喜欢它的称其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或“在电影形式感上走得最远的冯氏喜剧电影”；不喜欢它的，则贬低为“曲线迎合的主旋律电影”，认为它在为政府力证底层民众无理取闹提供了一则普法纪录片。

　　两边都有理，两边也都有失于偏颇。

　　因为本片改编几乎忠实于原著，只有结尾大相径庭，而且，改编执笔的也是刘震云，相信创作本意并未遭遇太多曲解，原著的精气神大概是有九分保留的，所以，要想找到电影真正的创作动机和不足，还是得从刘震云的同名原著说起。

　　刘震云后期段的创作，实际上很少直接指向制度建设本身的，亦对中国的权力架构的走向有意回避，在他的创作观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根基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权力机制，相反，他还认为，文化根基导致了适应这个社会的权力机制形成，或说相辅相成。

　　他怀疑人是胜过了对体制的怀疑的，所以，他要从个体说起，才能批判体制。这点，他不是传统的中国文脉，而是西方现代文学创作观点，是跟西方宗教和文化体系一脉相承的，即“人人都有原罪”，先要承认这点，然后才能对制度发难。是以，刘震云的笔下是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人人都有私心，好人坏人都要分具体情况而定。

　　于是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李雪莲和赵大头都有私心，正是这点，导致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被一些观众口诛笔伐，称其为“展现底下层人民的劣根性，从而有必要为官方维稳找借口”提供弹药，其实是误解。李雪莲并不可爱，亦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官员们亦有可能偶尔做出一些良心之举，但这才是人间的真实，跟官僚系统本质上的颟顸是两回事，求实精准地刻画社会百态，并不回避草根阶层的缺陷之处，不急于表态和站队贴标签，恰恰是艺术家们应有的态度，不应该为此而谴责冯小刚和刘震云。

　　冯小刚抛出了意义重大的问题

　　从这部电影上看，冯小刚和刘震云的创作切入点跟李安是一样的，都是借一个人的遭遇说世间百态，区别在于，李安最终落回到个人的坦然，而冯刘则没有在个人的坦然上止步，也止不了步，从说人变成说事，直奔批判官本位而去，就连改后的结尾还在讥讽计划生育。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讲个人针对命运的修行，但它的落脚处却是介入了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判断和站队，看上去，实际也确实是，演变成了用东方的哲学观去解决西方的问题，用实属个人层面上的东西去解决阶层、组织、共同体的问题，那就南辕北辙了。冯刘两人跟李安犯的错误，实际一辙，唯一区别在于，冯刘试图用西方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造成了两层断裂。

　　冯刘两人其实只是给观众展现现代中国的官场运作究竟是怎么样的，但对如何在制度上规避这套系统的弊端哑语，避而不谈。这种创作态度，当然有其现实制约的无奈，弊病在于，需要反思的权力机制，在这种官民关系中，最终演变成一个巨大虚无的黑洞，人人都耗在其中。于是，任何个人遭遇的不公，被“一件事说成了另外一件事”，变成了“卡夫卡式的挣扎”了。个人与任何体制的角力，都可以是卡夫卡式的挣扎，那么正义和公平在哪里？无法去指责冯刘，他们亦同样茫然。

　　二是情、理、法的平衡把握，出发点是要道出小人物们也有缺陷，但冯刘选的切入角度却荒诞不经，结果李雪莲为“不是潘金莲”要个说法的道德问题，被倒逼成了一个法制问题和体制问题，结果演变成了一个人情和理性的判断命题，也没有依据法律行事的立足点。这就是知识分子们诟病这部电影的最重大之处，实质问题其实是在于：如何保证有区隔的政治层级设计以维护底层利益，而不被层层权力所压迫，这个问题的抛出实际上意义重大，也是本片最珍贵的地方。但冯刘同样没有头绪，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觉察。

　　最后，说说电影形式的矛盾之处，冯小刚用圆形画幅去体现一种卷轴式的中国风情画表述，或说圆形代表的放大镜和镜子，看到的是官场的每个腌臜处和每个人的阴暗处；或说用画幅的转变展现底层与上层的差异，但其实，这些真正要说的话，都已经在文本中了。

　　（实习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