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雅集透出的一个现象是，随着近年中国影视产业的一路走高，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资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产业上游的资源和人才。说到底，好的故事和创意才是这个产业取之不竭的核动力，充分占有了好的源源不断的故事资源，你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所谓编剧维权的底气所在，也是编剧报酬、地位能够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用编剧王海鸰接受本刊采访时的话来说，“其实行业并不想提高编剧的地位，只是他们认识到要从源头抓项目就必须这样，说到底还是出于利益和市场的考虑”——资本当然从来不是雷锋，更不是慈善家，编剧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必将面临水涨船高的遴选规则，群体地位的整体提升，也许就是明日编剧队伍贫富差距的前奏。喝粥还是吃肉，说一不二还是仰人鼻息，像刘恒邹静之一样住着杭州政府赠送的别墅指点江山，还是继续窝在自己的方寸之地里数钱爬格子，那得靠实力说话。因此，说到底，每个编剧地位的真正改善和提高，只能是靠自己。
地位提高了 生活改善了
参加这次塘栖雅集的名编剧们，很多人都跟浙江影视集团有合作项目，像刘恒担任艺术总监的《公元1921》，俞白眉王宛平的《延安爱情》，高满堂的《中国故事》、程彤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万箭穿心》等，很多好的项目也许就在和编剧的推杯换盏惺惺相惜中达成了意向——显然在这场争夺影视上游资源的竞争中，浙江影视集团走在了前头。
王海鸰说自己今年连续开四个编剧会，北京中宣部的影视创作会、上影集团的2010年编剧年会，北京高满堂成立编剧协会的筹备会，然后是塘栖雅集，当然她没去的还有十月底深圳的“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编剧交流会议，在她看来是前所未有过的，而活动背后的推手几乎都是影视企业以及支持本地影视企业聚拢人才的当地政府。实际上这些活动往往只是前奏或场面文章，效果如何还得看你有没有诚意和实力，参加本次雅集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行就承认，“杭州为聚拢文艺人才，一年要拿出一千多套房子，如果按市区均价两万算，一套房子没有4、5百万根本拿不下来”。
其实两万还算便宜的，这次编剧们走马观花游览的西溪湿地里就有一个“创意产业园”，实际上就是一个文艺名人别墅区，杭州政府为刘恒、邹静之、麦家、余华、赖声川等著名影视编剧作家在里面量身定做了豪华的工作室，虽然他们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而且每年要保证在里面居住100天以上，但这些房子动辄数百平米，亭台水榭漂亮非常，而这里的均价大约在8、9万一平。这种待遇，绝不是明星和导演可以比的。据悉，浙江影视集团每年要拨出3000万元项目扶植资金，其中就有400万是剧本专项扶持资金，而这些钱几乎是“不求回报的”。用王群力的话说，影视集团“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高开高走，现在就是放水养鱼”。在参与了《非诚勿扰》、《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大制作后，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打造自己控股的大型项目，而这些有着良好关系的优秀编剧、创意人才，显然将成为这些项目的生力军。
仍有不规范 维权要得法
本届雅集除了“影视剧的文学性”这个颇为高端的主题外，另一个会下为编剧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如何提高编剧的地位”。话说上两年编剧维权的官司确实不少，如麦家关于《暗算》署名权的诉讼、张雅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侵权诉讼等，血泪控诉的编剧维权大会也没少开，拖欠稿费、署名权被剥夺、合同陷阱，甚至离奇到被投资方雇人追杀的境地，都是编剧们集中开火的靶子。投资主体鱼龙混杂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像电视剧《茶馆》编剧叶广芩女士说的，有些影视公司一会儿“哥们义气得让你热泪盈眶”，转眼就可能“背信弃义得像个流氓”。
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庄宇新认为，碰到类似情况，仅仅控诉呼喊作用不大，“最实际的就是编剧团结起来，比如谁要是欺负一个编剧，其他人就团结起来都不写他的戏，这样时间一长，制片商就不会再欺负你这个群体了，因为成本太高”，“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是最牛的资源，但是一旦发展起来之后，钱多了，都要寻找出路，以前是人找钱，将来是钱找人，你不按规矩出牌，迟早会被淘汰出局。”
自我非中心 位置要摆正
导演、制片人随意删改剧本也是让一些内地编剧气愤的事，但香港编剧协会会长邝文伟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除去署名权和稿酬这些基本权利应该死守底线外，编剧不应把自己看成是整个项目的唯一作者和灵魂，特别是对于电影这种综合艺术来说，主要是导演的艺术，编剧只是项目的设计师，执行的、改动的、表演的，都有贡献，都算作者，更何况有的项目是别人提出来的，编剧只是加工而已。“而且你有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权力，就是放弃不做”，邝文伟跟记者透露，他就曾放过彭氏兄弟和黄志强的鸽子，开了两次会觉得对方的项目不靠谱，就借故跑掉了，“宁可一分钱不要”。他认为内地的编剧和导演大多只想着“我要怎么样”，而香港的编剧和导演会想“你要怎样，观众想怎么样”，这是发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武林外传》导演尚敬认为，“这是一个被商业支配的行业，编剧的意见有时候不被尊重，是因为制片人投资者有自己的要求，而且有的时候也并不能一定说他们的要求就是错的”，而“编剧和导演之间应是一种共谋的关系”。[NextPage]
本次雅集有编剧提出，能否实行“编剧中心制”，生产中的资源都围绕编剧来分配。对此，庄宇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编剧中心制不是说提出来就能实现的，“比如说导演中心制，是不是导演就一定有发言权呢？大导演和小制片合作，大制片和小导演合作，肯定不一样，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情况都会出现，关键是要让社会自由博弈来决定，自然形成一个规矩”，而且这种情况因人而异，有的编剧就只喜欢码字，有的编剧的能力强，还喜欢做监制，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个人实力和喜好，无法一刀切，而且“这行业是个共赢的产业，与其争论谁做主，闹得两败俱伤，不如大家达成一个协议，把产品做好了，蛋糕做大了，双方才都有的吃”。
创作模式化 编剧当自强
本次雅集，与会编剧一致认为，目前影视界存在着互相模仿和粗制滥造的倾向，大量跟风和拼盘的模式化作品让编剧原创性日渐丧失，高满堂干脆抨击其为“模仿至死，娱乐至死”。电视剧《山楂树之恋》编剧顾伟丽有些无奈的表示，许多已经发展完善的电视剧类型，如婚姻剧、谍战剧、家庭伦理剧，占领着绝大部分市场，成为收视率的保障，但同时也形成创作上的一种障碍和写作上的模式化，阻碍着编剧的创意创新。电视剧《金婚》《幸福像花儿一样》编剧王宛平更主动解剖自己，认为自己的《金婚2》没什么原创性，有时就是因为和导演关系比较好，为了报恩而去重复自己，咬着牙写，其实特别痛苦。
对于这种情况，电影学院资深教授郑洞天和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不约而同地认为，原创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编剧回避个人体验、回避现实生活、作品缺少质感造成的，而编剧的急功近利、资方的逼迫往往让事情变得更糟。80后编剧马广源就在会上代表年轻编剧大倒苦水，称资方往往先定下开机时间，然后逼着编剧限时写出剧本，刚入行的小编剧根本不敢说“不”，他呼吁应该提高制片人的文学素质，给年轻编剧更多的空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作家叶广芩创作电视剧《茶馆》时，让人羡慕也肃然起敬的创作状态，当时投资方主动提出给她两年时间，于是她便利用这两年时间通读《老舍全集》，和老舍的家人进行长谈，力求用老舍自己的语言来写这个剧本，结果收到了各方的好评。用电影《上学路上》编剧赵冬苓的话来说，“真的想坚持文学性的人要有这个勇气，能够耐得住一点寂寞，你的作品可能不是最畅销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追求，就要坚持下去”，这话对每一个希望真正有所作为的编剧来说，应该都是适用的。
（实习编辑：明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