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鲁
2009年春天我参观了伊比利亚的独立电影放映，看到了黄文海的《西方去此不远》，章明的《新娘》，符新华的《八卦》，于广义的《小李子》、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毛晨雨的《神衍像》……这些作品都非常出色，让我感觉到独立电影力量的悄然壮大。
黄文海关于佛教的新作品单就内容来看显得短促，但它以沉稳的镜头语言来营造跟素材相契合的庄严感，于是就不再是完全依赖于素材的新奇，如今，中国纪录片在语言方面的努力体现在了众多纪录片人的新作中。《小李子》、《敖鲁古雅》接近于一种剧情片的形制，沉重又好看。符新华的《八卦》让我感觉到他在《客村街》之后的进步，虽然目前我只看到他的两个作品，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创作不是靠机遇和偶然的灵感迸发，其艺术水准和现实眼光呈现了一定的稳定性，而他的电影制作溢出于学院派和其它目前可以规范性描述的创作团队与工作方法之外，让我好奇。
此后我参加了现象工作室的独立纪录片放映，林鑫的作品和徐辛的《克拉玛依》等留给我深刻印象。《上访》让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实践的高峰，深受震撼！我和一些朋友曾商量去寻找纪录片里的主人公——那位来自江苏的老太太，想专门带给她一句话：“即使事实被扭曲至此，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因为她虽历尽艰辛而不放弃追求真相，这个农村老人的存在更多的已经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把我们的看法告诉她也许是重要的。可惜琐事缠绕，这个想法没有实行，这是我的一次精神负债。我们的体制用各种方式对我们施加控制，它们善于把一般民众牢牢控制在贫困与事务性的繁忙中，使我们超出于食槽和体制的精神性活动成为一种巨大的奢侈和不可能。这是一种十分隐蔽却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它使人们无暇走向一种公共生活，只能蜷缩在自己的肠胃性存在中。
再后来我参加过影弟的一两次活动，还有“猜火车酒吧”的一次放映。零频道举办的域外获奖纪录片的放映也给我一种新的视野。这个活动中提出了强烈的纪录片产业化的要求，但是我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到，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化要求若是在本国内完成最有价值和意义，但这个要求无法单独在经济领域完成，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命题，它要求播放渠道和审查制度的宽容性。
大致参加了上面这些活动。我也通过其它渠道看到了一些好的纪录片，比如徐童的《算命》，以及张赞波非常有野心的《天降》。
我自己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独立电影的评价。通过评价唤起更深的社会和美学自觉乃是我的宏愿。我希望分析作品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去追寻其意念和想象被社会塑造的线索，同时也考察人们如何通过作品表达感情、提出意见，从而对社会的精神走向施加影响。今年我写了一些关于独立电影的文章，发表在各个媒体上，但是我有两篇稿子被退回来了。被退的缘由在此略做介绍。
一篇文章是因为里面涉及到了《阿凡达》。编辑后来来信说，“近日宣传部抽风，强推孔子，强抑阿凡达，你的文章无法上版了，非常抱歉。烦死我也。”
另外一个被退的稿子是《我的纪录片是媒体——评艾晓明和赵亮的影像实践》。此篇的写作其实来源于08年冬天与艾晓明老师的一次交谈，我说我给你写一个人物述评吧，她问，你写了给谁用？我说给某报，选题我报上去了，也同意了。但是后来最终没有发表。我跟艾老师电话里说，非常抱歉，稿子被退了。艾老师说：“没关系，而且这肯定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挂了电话后才知道我应该这么回答她：“这当然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当然也不指报纸，而指这种压抑自由表达的制度环境。最近又听说她因为意图赶赴香港参加独立放映而被困家中，行动不能自由，深以为忧，愤恨难平。我在新浪博客上写下寻找艾晓明的帖子，旋即被删！
关于独立电影的交流，在我的生活中时有发生，关于独立电影文化心态的问题，我属意最多。前段时间王笠人给我看他的一个电影剧本提纲，让我提意见。那是一个关于黑暗世界的黑暗隐喻，我认同这种隐喻和象征的合理性，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它能引起我的共鸣。但是我又觉得其中的颜色完全暗黑，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因此显得色彩单调。我说，如果这种深度的愤怒转化为一种更具幽默感的表达就好了。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后来却又为我的意见后悔，我怕我的表达不够恰当而造成误会。我相信王笠人的真诚性，艺术只有在真诚当中才能完美实现。
但是我联想到了什么呢？目前我们的独立电影经常有一种愤怒的表情，我自己也几乎常年坚持这种表情，乃至表情有些僵硬。这种表情是有社会来源的，只是目前大部分人都感觉不到这份愤怒了，因为他们大多已经决心下水参与游戏了，所以那些仍然敢于继续愤怒的人是真诚的，勇敢的，因为他们仍然在坚持一种价值和理念，这个坚持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生命景观。我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可以用来表述王笠人的创作状态，也可以用来描述独立电影人的情怀：“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是欲罢而不能。“外境迭至，如风吹水，水何容拒之哉！”这正是中国独立电影的真实写照。[NextPage]
可是我私下又有些担心，这个担心也是针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反思。我们将这种愤怒进行电影化和艺术性处理时是相当需要智慧的。这里牵涉到一个表达的问题，还有一个自我调整的问题。如何使自己的内心更为温厚而不只是恶狠狠的？因为那样不利于我们创作力量的自我保存，若自己的心被愤怒之火烧成了灰，那么我们反而失去了力量。针对这般电影诉求，韧的战斗，巧的周旋，在这个过程中，美学感受不被破坏，正义情感不被消灭，抗争的力量才能源源不断，才能在心灵当中生成更多的丰富性。这也许才是一种好的状态。
2009年我还有一件关乎独立电影之接受问题的故事。年初的时候，我与老友陈林在广州的一个小区散步，我记得我们走至一个池塘边时他忽然对我说，为什么那些到处都是的社会边缘人、那些小区边卖东西的、打工的群体，我们的电影里却不去关注和表现呢？这个提问令我惊讶。我说这样的电影是有的，而且很多年来一直顽强的存在着。陈林也因我的话而惊讶。
陈林是文化人、年轻学者，生活在报业发达的广州，前几年还出版过一本著名的红学专著，他对于时代问题有独特的敏感，但是那些表达打工群体和底层社会的独立电影却不被他知晓，实在让我诧异。我觉得独立电影的传播范围还是太窄小，渠道也过于崎岖，其实陈林所说的那种关于灰色现实的电影却也已经被我们的创作者视为过时和末流了！这些电影在小范围的观看和欣赏中已经完成了一种循环，针对这种题材的美学冲动已经逐渐消失。它们其实还没有进入大社会与时代进行一场更为深入、广泛的对话交流，它还没有完成建构时代精神和参与历史书写的任务就被略过去了。怎不令人叹息！
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当然也是社会控制的结果，我对于这种控制感到愤怒！我把这个愤怒写在一篇文章的末尾，也许因为我的言语不够清晰，在现象网上引起了一些误会和争论。事实上我觉得那种现实的表达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要保持对它们的激情。同时我也感觉到要在中国进行电影评价和文化分析，必须有一个对于社会现实的完整了解和判断，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去评价电影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成败。
在那篇文章里我似乎质疑了独立放映活动的有效性。现在我希望略做澄清，我其实只是为那种无所不在却又无形的高压感到不满，而每一场放映都会产生推动的力量，而渠道的崎岖也完全不是我们独立放映活动组织者的错误，错误在谁不言自明。那些独立放映活动是这些作品被带到大众中来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2009年，独立电影播放渠道更为增加、通达，令人畅快。除了北京外，南京广州重庆天津深圳云南等地皆有独立放映，一些网络比如夸克网甚至门户网站搜狐、网易等对于独立电影的关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如我这般在报纸上撰写影评的，也是为独立电影积极鼓吹，希望将这些作品带到公众里去。除了猜火车酒吧外，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也在其它酒吧里进行一些小范围的观看，还有一些放映活动没有设立名目，但是也同样促进了独立电影的流通。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人们的这种自由观看的需求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难以被禁止，传播的途径或场地都已经无法被彻底阻塞和屏蔽，一种独立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电影已经成为一股具有公民意识和政治意志的社会运动，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行为，还是一场又一场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精神的深度报导。面向主流媒体和主流电影的失职和愚蠢，独立电影活动默默地进行着补偿工作。
中国纪录片达到了一个小的创作高峰，美学多样性也在呈现。比如《神衍像》超越了传统纪实主义。而一种介入社会的新美学技术也在探索中实现，比如艾未未和艾晓明的一些作品。它们不再只是偏向于静观，做美的观照，而是有了进一步的行动。独立纪录片的形式上也越来越自由，不再如以前那般拘谨。比如接近20年来，我们因为反感官方电视台的专题片，却也连带着反感了美国主流纪录片那种有画外音和音乐渲染的形式。这些形式如今也重新被引入到我们的独立创作中来，因为介入素材的意志越来越强烈，我们的创作者的主体建设也越来越走向成熟多元。
而在独立电影活动中我比较看重的是奖项的设立。北京和南京的独立电影展都增加了评奖项目，这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来说非常有益。我们不可能等待体制内的机构或者权威来进行授权和价值认定，事实上他们对独立电影是排斥的。而独立电影向来背负恶名，学者们或者一些文化人用后殖民理论来评价独立电影参加国外电影节这一现象，说是以贩卖中国的贫穷和黑暗迎合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想像。当中国知识者和电影人建立了自己的评价系统，设立奖项，选出其中具有优秀美学价值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这是对认识偏狭者的一个回击，也是为中国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独立纪录片正名。我知道《三里洞》、《同学》等作品就是获得了国内奖项，真让我觉得万分欣慰。如此以来，那些所谓的后殖民理论在阐释中国的文化现实时就会遇到一个小麻烦。我们以自己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记忆来认定这些电影的表达是真诚的。当我们的文化官员、电影频道和院线电影乘坐着一种逃离现实的飞行器以加速度飞离地表的时候，中国的独立电影尤其是独立纪录片则承担了现实表达和现实关照的使命。
也许有人还在指责我们的独立电影在拍摄“脏乱差”，殊不知那些是我们社会最为疼痛的部位，那些边缘素材反映的却是主流问题和本质问题。多年前我曾询问长者，知识分子为何必须实践社会批判的使命？他说，知识分子如同医生，医生是要告诉病人有病的那叶肺的病灶情况，而不只一味地去赞美那叶没有生病的肺是多么的健康美好。而我也愿意重复引用我自己在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话：“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品质，不是看经济总量，也不看冷冰冰地平均数字，而是看这个国家地底限和底层被推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NextPage]
有时候经济总量扩大不代表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公正和权利平等，反而可能是经济总量越大越恶劣，这样的扩大的经济规模被用来更为方便地控制普通民众和穷人，用来压缩他们的自由空间。而且在一个法律完善的社会里，富人比穷人富几千倍不可怕，但在法律不完善的社会，富人是可以拿这些钱来买穷人的命的，只要他们乐意。至于践踏底层的权利、非法抢占其生存资源则更是寻常事。我说的这些不是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在我自己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得到了屡次印证的。
我不知道我这么分析是否已经说明了我们纪录片人的这种题材选择的正当性。也许我说了太多社会问题和时代痼疾了。中国独立电影的文本细读和内部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应该去增加我们感受文本肌理的能力，但是纪录片的媒体特性决定了它的社会关怀的品格，纪录片的问题无法只通过分析其内部美学品质来获得完整的解答。
上面所谈及的话题其实还牵涉到一个中国独立电影的动机问题。2009年，我记得郝建教授针对这个问题写过文章。他说中国的独立影人就应该坦白地说自己的行动是为了出名和发财。这话听起来危言耸听，其实却是坦诚的。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更为和缓的表述，因为很久前我也就这个问题思考过，我经常碰到一些场景，比如我经常遇到朋友在贬低一些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行动的高尚性，比如他们会质疑一个优秀评论家说，他（她）不也是为了赚稿费吗？是的，他们的确也是为了赚钱，但是，这种自觉选择以讲真话赚钱的行为跟其它赚钱行为在价值上绝对不是对等的，在道德上也是有高下之分的。以主持独立电影放映活动获得名誉与拍摄“歌德”电影赚钱也不是一回事。在我们这些年的社会氛围中，我们总是要刻意将各种行为进行同一化，并将其中的道德内涵虚无化，而且认为这样的评价和认定是人道的和悲悯的。这种局面应该改变！那种能够以真诚地进行社会批评和呈现社会真相、以真诚地进行精神表达来谋利的文化事业，是中国社会最需要去积极发展的文化事业，这是我们社会最健康的也是最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事业，我们应该积极地去促进它的发展，开拓它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要看重自己的精神坚持，在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道德审视的时候，也无须放弃对于那些低下行为的精神蔑视。一种价值观必须被建立起来！
在猜火车举办的一次林鑫电影的放映会上，有一个朋友说，你的片子拍摄出来又能怎样？只不过是大家在这里看看，讨论讨论，对于当事人也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如此而已！我当事恰好在场参与了争论。其实林鑫的电影对于当事人是有一个帮助的。然而，即使没有这个具体的帮助，但是我们把一些事实呈现出来，这些事实到达了我们的经验，成为我们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最后经验变成先验，它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参与了以后我们将要进行的相关事实判断的思索和考量，那么，这就是对于我们的心灵秩序的一次构建。同时有某些价值虽然我们无法在现在就将它落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些价值方向，我们必须申明那些价值的重要性，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申明当中，一种情感氛围得到培养，社会心灵也得以改善。这都是独立电影活动之意义的体现。
显然我在这里我似乎把独立电影看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东西，肯定很多人在学理上——而非从事实上对我的这个倾向表示质疑，的确政治正确并非独立电影的本质属性，但是我所说的是我看到的，却是我的经验描述。另外一个方面，艺术上的独立性、实验性、开拓性、强烈的文本创新能力，倒应该是独立电影本体里的应有之义，这些内容我在此表述的不多。这个描述也许须要另开一篇文章了，但是即使在这另外一篇文章中，这些形式创造也无法被单独考察，我不是高蹈派，我仍然觉得这种创造必须体现在言说这个焦灼现实的有效性上。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