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巩晓莉

　　3月15日，北电相声喜剧班加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今年新增的专业在各界一度引起极度争议，冯巩、巩汉林、姜昆这些相声界的明星们都应邀做了今年的主考官。

　　目前北电考试已进入三试阶段，据表演学院副院长王劲松透露，经过三试和加试之后，今年普通表演班将有180人获得艺术考试合格证。而进入三试的119名相声喜剧班的考生中，至少有60人能过关，淘汰率并不会很高，所有院系的最终发榜时间预计将在3月20日统一发榜。然而与11333人的报名人数相比（去年10670人），淘汰率达到了98％。中国传媒大学今年686个招生计划吸引了18000人报名，淘汰率同样令人咋舌。

　　辛酸史、潜规则、美女帅哥，所有的噱头都隐藏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而每年艺考爆不完的料引得媒体蜂拥；考生、家长、学校、艺考培训学校以及媒体，一场艺考的擂台赛在各方发力下被搭建起来了，赛中赛、局中局，在每一年的开年狼烟四起。然而风生水起、草木皆兵的艺考到底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谁？谁在背后推波助澜？谁才是真正站在擂台上PK的人？

　　考生：是追名还是逐梦？

　　为了使“艺考”更有把握，部分考生采取“全面撒网，重点捕捞”的策略，往往报考10多个院校，于是，不少连续报考多所高校的学生打“飞的”进入“车轮战”。

　　来自山东潍坊的王知今年报考了六所艺术类院校，她是班里唯一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学生，她承认选择北电和中戏完全是因为相对高考而言，对文化分的要求很低，而且表演考试也相对简单。

　　“有目的报考一所学校是合理的，如果考虑到中考概率，两所学校是合理的，但是报三所学校就有点不靠谱了，特别是那些报了十几所学校的考生，就非常扯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主任孙振虎老师说道。

　　葛老师从事艺考培训五年，他告诉记者，“很多学生并非出于喜欢，而是因为文化分要求低，被迫做出这种选择。可是由于高中课程紧张，他们很少看电影，甚至不知道几个导演”。

　　“我身边的同学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希望成名成星，一类是出于真正的热爱，而后者大概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对电影充满了爱好”，中央戏剧学院大四学生韩夏坦言。

　　当明星赚大钱、一夜暴富的欲望毫无疑问在刺激着许多考生和家长。“听说今年降温了，但在中戏的电影电视系里我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考生质量没有发生特别的变化，来参加考试的基本还是三种，一种是真正喜欢这个专业，文化课也相当好，占10％；一种是喜欢，但文化课不好，占30％～40％；一种是本身不感兴趣，占了50％～60％”，中戏电影电视系副主任何可可老师向记者透露。

　　暂停一年之后重新招生的北电导演系的情况尤甚，“北电导演系由于去年没有招生，今年招的正好是电影导演方向，竞争尤为激烈，共有1102人报名，招生比例是110：1，报名的孩子更多的依然是做着明星梦的，但对这个行业却并不真正了解”，北电表演系周老师告诉记者。

　　在何可可看来，艺考的火爆背后原因复杂，“其它行业就业压力大，很多考生把目光投向了影视产业；现在的孩子接触得也多了，受这方面文化影响深，自然产生一些兴趣，但还很盲目；各地中学追求升学率，专门为艺术类考生分班、培训也刺激了这个专业的发展；社会上的艺考培训产业助推，这为成绩差的孩子描绘了美好图景，实际上是给孩子造成了一个假象，但极少培训机构能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审美；与此同时各地高校开设很多影视专业、培训机构，但相当一部分教学质量很差。”

　　和早期张艺谋带着自己60张精挑细选出来的摄影作品参加考试相比，现在更多的艺考考生并非怀着艺术的梦想。特别是1999年，还是北电学生的赵薇因为《还珠格格》一炮走红以后，北电更是成为无数希望一夜成名的孩子心中的殿堂。“当然这个问题不单是因为学生，考试体制也存在问题”，表演系周老师这样分析道。

　　诚然，在艺考中的追名行为并非考生之过，这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浮躁泡沫”。[NextPage]

　　家长：艺考是一个无底洞

　　对于孩子们来说，艺考只是高中三年，甚至不过是考前的短暂培训，艺考更像是一场针对家长的考试，这也为本来就严峻的考试增添了一抹无奈底色。无论是高考，还是艺考，我们都能看见这样一群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他们在考场之外承受着另外一场考试，他们也是考试中另外一道中国式图景。

　　中国美院杭州地区的考试结束后，有监考老师出门便感叹：“现在的考生水平越来越差，倒是家长的本事越来越大。”

　　刘媛媛（化名）七岁被父母逼着学习小提琴，通过了专业考试九级，今年她顺利通过了艺考的三关层层筛选，但这背后却有很多不为人知、甚至连她自己也不知晓的故事。“她不是很喜欢学习小提琴，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只是希望将来对高考有所帮助。”媛媛的母亲向记者摊牌。

　　这位用心良苦的家长的努力还远远不止这些，“她上高二时我们就来北京，成本花了近二十万。”在记者一再追问之下，刘母透露了这个不为人知的数字。她并不担心这种行为会干扰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些事情都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对她不会有影响。”

　　对于普通家庭，艺考更是一个无底洞，一般的初级文化课补习费花费1．5万元左右；专业课的集训花费约2万元；专业考试，仅报名费就近3000元；还有材料费、交通费、伙食费等等。而所有的投入却未必能有所回报。韩夏对自己的未来就充满忧虑，“我们有一半的同学都转行从事别的职业，能真正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很幸运。”

　　在主考老师看来，那些砸进重金的培训对于考试毫无裨益。“胆子大、愿意表现自己是一方面，但如果真正有才华、有素养，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的。即使是将来做了演员，也需要坚持，因为一个演员的创作生命力是一个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就像孙红雷。”周老师这样描述他眼中的艺术人才。

　　“艺术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如果考生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还是请理智对待。对于从事表演艺术的孩子来说，天赋非常重要，家长们不要把艺考当作终南捷径。”北电张老师发出了理性的呼吁。

　　社会：是体制也是良知之考

　　“艺考更多考的是学生的灵气，很多考上的学生不一定努力，但是很聪明。”已经有五年艺考培训经历的葛老师讲起心得体会，“面试主要是考官看你顺不顺眼，第一感觉很重要。”

　　和高考不同，艺考中主考官打分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王知告诉记者，“在考之前就知道肯定考不上，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不找人就不可能进，所以他们连考试都不想尝试。”

　　“中戏绝对不会将真正有艺术天分的孩子拒之门外。一方面考试科目设计复杂，同时与每个考生接触时间最长。我们无法保证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很难保证每个孩子都成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正有艺术天分的人不会被埋没。”采访中何老师告诉记者。

　　然而，尽管每个学校都跳出来说自己是公平公正的，但央视新闻调查中对中国音乐学院黑幕的揭露依然堪忧，相较高考，艺考的独木桥存在更多未知，艺考考的，不仅是学生、家长，也是对考试机制、社会体制和公众良知的考验。

　　为什么考生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这种现象不是学校、老师能够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相信学生心理上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表演系的学生观察社会的能力是最基本的，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让他们精神崩溃，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他也不适合这个专业。”周老师这样告诉记者。

　　“我认为媒体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孙振虎老师分析道，“媒体过分追逐爆料，只报现象却忽略结果，不断地推波助澜，而不是正确地舆论监督，报道的伦理判断很薄弱，尽管受众有知情权，但是作为媒体更应该有引导公众舆论的责任。”

　　像赶大集一样的艺考也催生了独特的艺考经济，其中的艺考培训是众老师所痛斥的对象。“培训机构学出来的东西根本没用，不过是误人子弟，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否则很多跌进河里的孩子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掉进去的。”谈到艺考培训孙老师感慨万千。[NextPage]

　　假定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若一千个人里有一半的人同意，或许坚持起来还很容易；若一千个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人反对，最后的那个人即便再有良心，或许也只能选择沉默。在艺考招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的确可能要面临这样的抉择。某些漆黑的真相令考生崩溃，令他们最终放弃，如果说这样遗憾的结果，只能归结于他们自身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话，未免有不负责任的推托之嫌。即使艺考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不等于我们要默认这样的“潜规则”，如果没有人揭露和批评这些黑幕，那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何在？又怎么能断言“这对孩子的心理不会有影响？”真正坏的影响不是他们的心理崩溃，而是默认这样的规则为合理。

　　艺考不是西天取经，要经历人为的九九八十一难才方见正果，说到底，它首先只应是一种科学的选拔体系，假若在西方艺术体制中，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的现实，选择中途退出的考生，可能会因其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而赢得喝彩，但在中国的中庸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大多数考生只能选择默默隐忍，尽管他们寒窗多年，屡次尝试，甚至耗尽青春。在未来的艺术家心中，如果过早就被迫接受那些阴暗面，他们又会怎样看待现实与理想呢？这同向河道里排污，毒害后代生理健康的做法有何本质区别？艺考之毒，唯有院校、培训机构、考生家长三方达成一致的良知，才能真正得解。

　　未来：能否考出中国的卡梅隆？

　　《阿凡达》带热了北电摄影系，今年34个招生计划吸引了900多名考生报考，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然而，作为培养中国艺术人才的门槛，艺考是否能选出中国的卡梅隆？

　　“电影市场有自己的运作模式，包括商业导演的形成、运作模式、电影技术的成熟，这些都不是一个艺术院校能够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拥有合格艺术素养的创造者，使好的学生变得更好一点，但不能在更好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因为这是很多综合力量发生的改变。”在何老师看来，卡梅隆在中国的诞生，学校能够承载的功用很有限。

　　周老师认为我们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现在的影视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刚刚改革开放30年，已经发展得很快了，我们在奋力地跑，但这是一个整体的文化环境，需要共同成长。对表演来说，世界观和思维很重要，我们要开阔眼界，真正提高欣赏水平，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表演。”

　　事实上，艺考并非唯一出路，周迅、孙俪、范冰冰，还有王宝强，他们并非学院派出身，但一样成为华娱圈一线明星。“在欧洲，艺术人才不仅来源于艺术学院，非常的多元化。我们现在也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我觉得还是要英雄不问出处，要回归民间，要多元化，只有真正商业化和规范化，艺考才不会这么热，而剩下选择学院的才是真正热爱这个专业的人。”周老师认为，我国的艺术人才选拔范围太过局限、单一。

　　对于未来，艺考老师和学生都有自己的期待。“在未来艺考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趋势。但我的理想状态是，希望没有那些培训机构误导考生，同时各地方非专业院校不要胡乱开办艺术类专业；现在中戏的录取率是100∶1，我希望理想的状态是20∶1，我们能在优质的学生里边挑选。”而在孙老师的眼中，未来中国艺考必定能够趋于理性，“我觉得将来艺考不会像现在这么火爆，人们的选择将会偏于理性。”

　　目前国内艺考的现状或许根本造就不出一个中国的卡梅隆，尽管我们在了解了那些现实、不公之后，还是在努力发出一些理性的、出自良心的呐喊。但中国的艺术院校，受制于其多年来罕见改变的体制，并不能挺身而出，更好地承担起培育创造型人才的责任。个中原因，难以深究，就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招生体制与人才素质始终是相互依存的，从单方面不可能根治问题。而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代表了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最高追求，中国艺考若偏离了这条神圣、纯洁的轨道，掺杂进太多功利因素的话，或许将变得和中国足球一样，成为大众心中永远的切肤之痛。

　　痛定思痛，或许未晚。

　　（编辑：崔婷婷）